序曲　我一定是在地獄
第一章　兇手內心
第二章　我的母親叫福爾摩斯
第三章　雨滴也可以賭
第四章　兩個世界之間
第五章　是行為科學，還是狗屎？
第六章　好戲上路
第七章　黑暗之心
第八章　兇手有說話障礙
第九章　設身處地
第十章　人皆有弱點
第十一章　亞特蘭大
第十二章　我們的伙伴
第十三章　最危險的遊戲
第十四章　誰殺了美國甜姐兒？
第十五章　傷害心愛的人
第十六章　「上帝要你和夏麗．費依作伴」
第十七章　誰都可能是受害人
第十八章　心理醫師的戰爭
第十九章　有時候魔龍會戰勝

《破案之神：FBI特級重犯追緝實錄》

約翰．道格拉斯、馬克．歐爾薛克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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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我一定是在地獄

　　我一定是在地獄。

　　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我被綁住、全身一絲不掛。身上痛苦難以忍受。某種利刃正撕裂我的手臂和雙腿。全身每個毛細孔都被侵入。喉嚨被東西卡住，說不出話。尖器插進我的陰莖和直腸，整個人好像四分五裂。我汗如雨下。然後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在我職業生涯中被我送進牢裡的殺人犯、強暴犯、兒童猥褻犯正打算把我折磨至死。這時候受害人變成我，而我卻無法反擊。

　　我清楚這些傢伙怎麼作案，我看過不知道多少次了。他們都有操縱、支配受害人的需求。他們希望能夠決定受害人的生死或是如何死法。他們會折磨我到承受不住為止，我若昏過去或奄奄一息，他們會再把我弄醒，總之就是竭盡所能讓我痛不欲生。這種人中有些可以樂此不疲好幾天。

　　他們要讓我知道他們完全處於上風，我則是任憑宰割。我越是大叫、越是哀求手下留情，越是助長他們邪惡的幻想。我若是求他們饒了我、讓步或是呼爹叫娘，他們更是變本加厲。

　　這就是我六年來追捕萬惡不赦之人的回報。

　　我的心跳加速、筋疲力盡。他們把尖器插入我的陰莖深處，我感到痛徹心肺的一刺。整個人痛苦得痙攣起來。

　　上帝，求求你，我若沒死，請讓我快點死吧。我若已死，就快點讓我離開這苦難地獄。

　　接著，我看到一道光，就像聽人說的垂死者會看到的白色強光。我以為會看到耶穌、天使或是魔鬼，這種說法我也聽過。不過我只看到明亮的白光。

　　然而我確實聽到聲音，一種令人寬慰、讓恐懼消失的聲音。這是我聽過最祥和的聲音。

　　「約翰，別擔心。我們會盡力救你的。」

　　這是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

　　「約翰，你聽得見我說話嗎？別擔心。別緊張。你已經在醫院了。你傷勢很重，我們會盡力救你。」這是當時護士對我說的話。她不知道我能不能聽得見，但是以安慰的口氣再三重複著。

　　當時我在西雅圖的「瑞典醫院」，沒有意識，只靠生命維持系統撐著。我的雙臂和雙腿被繫住，身上插滿管子、靜脈內線。沒有人認為我還能活下去。當時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三十八歲。

　　故事要從三星期以前說起，當時我在美國另一頭的紐約，正對紐約警署、捷運交通警察、長島納薩蘇佛克郡（Nassau and Suffolk）警察部門共約三百五十名人員演講犯罪個性剖繪（profile）（譯註：從犯罪現場、犯罪形態以及被害人特性等方面蒐集、歸納出兇手特徵或人格特性之犯罪調查技巧）。這主題我已講了幾百次，都能倒背如流。

　　突然我開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還在演講，但卻全身冒冷汗，我自言自語：我到底要怎麼處理這些案件？當時我剛辦完亞特蘭大韋恩．威廉（Wayne Williams）殺害小孩案以及水牛城「點二二口徑手槍」種族謀殺案。在此之前我還參與了舊金山「林徑殺手案」（Trailside Killer）的調查工作。我曾擔任英國倫敦警察廳（Scotland Yard）的顧問，與英國警方共商「約克夏開膛手」（Yorkshire Ripper）案的偵查事宜。我也為羅伯特．漢森（Robert Hansen）案件往返阿拉斯加。羅伯特．漢森是安克拉治（Anchorage）的麵包師父，專挑妓女下手，將妓女載往荒野，再加以殺害。我也辦過連續縱火犯的案件，這位仁兄專挑康乃狄克州哈特弗德（Hartford）一地的猶太教會堂下手。隔週我又必須飛往西雅圖，為「綠河小組」（The Green River Task Force）提供意見。這小組正在調查可能是美國史上犯罪情節最重的連續殺人案，兇手專挑西雅圖至塔科瑪（Tacoma）一帶的妓女和路過人士下手。

　　在此之前六年，我一直在研究新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為科學組」（Behavioral Science Unit）唯一的專職辦案人員。小組其他人員多是講師。當時我手邊有一百五十多件未破案件要獨力處理，一年有一百二十五天在外奔波，沒有待在維吉尼亞州匡提科（Quantico）「聯邦調查局學院」的辦公室。我感受到來自地方警察的龐大壓力，這些警察自己也承受社區、受害者家屬要求破案的龐大壓力，我非常能體會這些受害家屬的感受。我一直想要分出工作的輕重緩急，但是每天都有新案件不斷湧入。匡提科的助手常說我像男妓，因為無法拒絕客戶。

　　在紐約演講時，我不斷談到犯罪個性類型，但思緒卻飄移到西雅圖。我知道這小組中有些人並不服我，這也是預料中之事。一如每次發生重大案件，我常奉命提供大部分警察和許多聯邦調查局官員認為與巫術無異的新型辦案方式，這回我知道我必須又要自我「推銷」。我必須具說服力，同時又不能顯得過於自滿或自大。我必須讓他們知道我認為他們的調查已經相當完整、專業，同時我也要使心存疑慮的人士相信聯邦調查局的確能幫上忙。不過令人相當沮喪的是，不像傳統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只要鎖住事實就行了，我的工作還牽涉到處理意見。我非常清楚，只要我出了差錯，調查方向可能就差之千里，導致更多人遇害。更慘的是，這會讓我努力要付諸實行的罪犯剖繪和犯罪分析的新計劃泡湯。

　　還有四處奔波的問題。我去過阿拉斯加幾次，經過四個時區，再搭飛機貼近水面低飛，險象環生，好不容易在一片漆黑中降落，卻幾乎是一下機和當地警察碰面後立刻又飛回西雅圖。

　　這種無緣無故的焦慮持續大概一分鐘。我一直對自己說：嘿！道格拉斯，振作點。控制一下自己。情形才好些。我想屋內沒有人知道情況有些不對勁，可是我就是揮不去悲劇即將發生的感覺。

　　這種不祥的預感始終不去，回到匡提科後，我到人事室拿出保障殘廢的附加壽險和收入保險。我說不出個中原因，就是有種模糊但深刻的恐懼感。我疲乏不堪，消耗太多體力；為了消除壓力，酒也喝過量了。我很難入睡，真睡著了也常被尋求緊急援助的電話吵醒。再回去睡以後，常會逼自己去做與案件相關的夢，期待能找出蛛絲馬跡。現在回想起來，不難看出我後來會發生什麼事，但當時就是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前往機場前，我去了一趟我太太潘蜜（Pam）任教的小學，她教導有學習障礙的學生閱讀。我告訴她有關額外險的事。

　　「你為什麼告訴我這些？」她擔心地問我。我頭部右側疼得非常厲害，她說我雙眼滿佈血絲、表情怪異。

　　「我只是想在離開前把每件事都告訴妳。」我這樣回答她。當時我們有兩個女兒：愛麗卡（Erika）八歲，羅蘭（Lauren）三歲。

　　此趟西雅圖之行，我帶了布雷恩．麥韋恩（Blaine McIlwain）和隆．沃克（Ron Walker）這兩名新來的特別探員參與偵辦案件。當天晚上到達西雅圖後，我們住進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整理行李時我發現黑皮鞋只有一隻。要不是少帶了一隻黑鞋，就是在途中掉了一隻。隔天早上我將在國王郡（King County）警局演講，沒有黑鞋肯定不行。我一向很注重外表，因此即使感到疲憊和壓力，仍然一心惦記著要有黑鞋搭配西裝，於是到市中心到處找，最後終於找到一家仍在營業的鞋店，買了一雙黑鞋疲憊不堪地回到飯店。

　　隔天──也就是星期三──的上午，我向警察和一個小組演講，這小組包括西雅圖港的代表和兩名參與協助調查的當地心理醫師。對於我對兇手的剖繪、兇手是否不只一個，以及兇手可能是什麼樣人的說明，他們都很感興趣。我努力要讓他們知道的一點是，在這一類的案件中，剖繪並非那麼重要。我相當肯定兇手會是哪種人，當然也知道隨便就會有一堆人符合我的描述。

　　在這不斷的謀殺案環節中，我告訴他們。最重要的事是要能夠防制（proactive），結合警方的努力和媒體的影響力來引兇手入網。例如我建議警方可以舉辦一系列的社區座談來「討論」犯罪。我有把握兇手會出現在座談會中。我也認為這有助於找出有幾位兇手。另一種我要警方嘗試的策略，是對媒體宣布有人目睹其中一樁綁架案。我想這會促使兇手採取他的「防制策略」，現身去了解為何他會在附近被撞見。我非常確定的一件事是，不管兇手是誰，謀殺事件將不會停止。

　　接著我告訴小組如何偵訊可能涉案的兇嫌，包括警方逮捕的人或一些重大案件免不了會引來自稱是兇手的怪人。演講完後，麥韋恩、沃克和我看了多處棄屍地點。當天晚上我們回到旅館時，已經筋疲力盡。

　　我們在旅館的酒吧喝酒鬆弛一下，我告訴布雷恩和隆身體不大舒服。我的頭依舊很痛，可能是感冒了。我要他們隔天替我代勞。我想如果第二天在床上休息一整天，可能會覺得好些，於是互道晚安後我掛上「請勿打擾」的牌子，告訴這兩個同事星期五早晨再與他們會合。

　　現在我只記得當時覺得很不舒服，坐在床邊開始寬衣。兩位探員同事星期四回國王郡政府大樓，接著敘述我前天所提的綱要。他們應我的要求，讓我好好休息了一天。

　　不過星期五早上我並沒有去吃早餐，他們開始擔心了；他們打電話到我房間，沒人接聽電話。他們來到房前敲門，沒有反應。

　　他們緊張了，於是去櫃台向服務人員要鑰匙，回到樓上開了門，卻發現上了反鎖鍊。但他們聽到屋內傳來微弱的呻吟聲。

　　他們踢開門衝進去，發現我像青蛙般的趴在地上，衣衫不整，看得出想要接近電話。我身體左半邊正痙攣著，布雷恩說當時我「全身滾燙」。

　　旅館打電話給「瑞典醫院」，醫院隨即派來一輛救護車。同時布雷恩和隆守在電話旁與急診室聯絡，告訴他們我的生命跡象。我的體溫是四一點六度，脈搏二二○，左半邊身體癱瘓；在救護車上不斷抽搐。醫學報告上形容我是「娃娃眼」──睜大、呆滯、茫然。

　　一到醫院，院方馬上替我冰敷、靜脈注射大量的鎮靜劑「苯巴比妥魯米那」（phenobarbital），期望能控制我的抽搐。醫生告訴布雷恩和隆，他替我注射的鎮靜劑量足以讓整個西雅圖居民入眠。

　　醫生也告訴他們說，大家都很努力救我，但我可能還是活不了。斷層掃描顯示我的右腦因發高燒而破裂、出血。

　　「用外行人的話來說，」醫生告訴他們：「他的腦已經炸成脆片。」

　　當時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日。我的新保險正巧在前一天開始生效。

　　我的小組組長羅傑．戴普（Roger Depue）到潘蜜的學校當面告訴她這項消息。然後潘蜜和我父親傑克飛到西雅圖來陪我，兩個女兒則留給我母親朵樂絲（Dolores）照顧。聯邦調查局西雅圖調查站的兩名探員利克．馬瑟思（Rick Mathers）和約翰．拜納（John Biner）到機場接他們，直接來醫院。此時他們才知道情形有多嚴重。醫生要潘蜜有心理準備，我可能活不了，即使不死也可能失明或變成植物人。信仰天主教的潘蜜請來神父為我行臨終聖禮，但是神父發現我是長老派教徒，不願替我施行儀式。布雷恩和隆透過他找到另一位沒有這些顧慮的神父來為我禱告。

　　整個星期我一直昏迷不醒，徘徊於生死一線間。加護病房規定只有家人可以探望，因此我匡提科的同事、利克．馬瑟思、西雅圖調查站的人員突然都成為我的親戚。「你的家人還真多。」有位護士這樣向潘蜜開玩笑。

　　「大家庭」並非全然是玩笑。在匡提科，「行為科學小組」的比爾．哈格瑪伊爾（Bill Hagmaier）以及「國家學院」（the National Academy）的湯姆．哥倫貝爾（Tom Columbell）和許多同事發起募捐活動，籌錢讓潘蜜和父親能留在西雅圖陪我，不久他們便收到全美各地警察的捐款。另一方面他們也安排將我運回維吉尼亞州，以便安葬於匡提科的軍人公墓。

　　事發一週後，潘蜜、我父親、探員們和神父在我床邊圍成圈、手牽手、握住我的手為我禱告。當天深夜我恢復清醒。

　　我記得當時很驚訝看到潘蜜和父親，也搞不清楚自己在什麼地方。剛開始我無法言語，左臉扭曲，身體左半邊嚴重癱瘓。語言能力恢復後，起初說的話也是含糊不清。過了一陣子，腿才能動，能做的動作漸漸多起來。我的喉嚨因為插入生命維持管而疼痛無比。控制抽搐的藥也從「苯巴比妥魯米那」換成「大崙丁」（Dilantin）。經過一連串的測試、掃描、脊椎穿刺，醫生終於作出臨床診斷：因壓力和日益衰弱的體力所導致或併發的病毒性腦炎。很幸運地，我保住了一條命。

　　但是復原情況很痛苦，進展緩慢。我必須重新學習走路，記憶也有問題。為了幫助我記住主治醫師的名字「西格爾」（Siegal），潘蜜拿來一個立在軟木基座、用貝殼做成的海鷗小雕像（譯註：因「海鷗」的英文發音與「西格爾」相同）。後來醫師來測試我的心智，問我是否知道他的名字，我含糊不清的說：「當然知道，『海鷗』（Seagull）醫師。」

　　儘管周遭眾人熱誠支持，我對於復健的進展卻是相當沮喪。在此之前我從來不能忍受坐著沒事幹或做事慢吞吞。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打電話來為我打氣。我告訴他說自己大概從此無法拿槍射擊了。

　　「約翰，別擔心，」局長安慰我，「我們要的是你的頭腦。」我沒說的是，怕的是心智也所剩無幾了。

　　終於我出院了，聖誕節前兩天我回到家中。出院前我送給急診室和加護中心醫護人員匾額，表示我對他們救命之恩的感激。

　　羅傑．戴普到杜勒斯機場（Dulles Airport）接我們，開車載我們回到弗雷德立克堡（Fredericksburg）的家，門前飄著一面美國國旗和「歡迎約翰回家」的牌子。我的體重由八十九公斤降到七十二公斤。我的模樣和必須靠輪椅行動的事實，讓愛麗卡和羅蘭兩個孩子非常難過，後來好長一段時間，每次我要出門，他們都會非常害怕。

　　這一年的聖誕節非常淒涼。除了隆．沃克、布雷恩．麥韋恩、比爾．哈格瑪伊爾和匡提科探員吉姆．霍恩（Jim Horn）之外，我沒看到多少朋友。我已經可以不靠輪椅，但四處走動依舊不易。此外，跟人交談也有困難。我發現自己動不動就哭，記憶力也不可靠。每回潘蜜或父親開車載我繞弗雷德立克堡，我會注意到某棟建築物，但不知道那是否是新蓋的。我覺得自己像是中風病人，不知道還能否工作。

　　我對聯邦調查局讓我落得這般下場也深感憤憤不平。在前一年二月，我同副局長吉姆．麥肯基（Jim McKenzie）說過。我告訴他自己進度落後，問他是否能加派人手。

　　麥肯基雖然同情我卻也很現實。「這個機構你也知道，」他對我這樣說：「在別人肯定你的工作前，你就得一直做，做到倒下為止。」

　　我不只覺得不受支持，同時也覺得自己的努力別人並不領情，相反的還吃力不討好。在此前一年，我辦完亞特蘭大的「殺害兒童案」後，卻遭到局裡正式申誡，理由是因為韋恩．威廉被逮捕後維吉尼亞州《新港報》（Newport News）刊登的一篇報導。記者問我對威廉涉案程度的看法，我回答說他看起來很可能涉案，如果兇手真是他，那他可能涉及好幾件案子。

　　當時是聯邦調查局叫我去接受訪問的，但他們卻說我對未破案件發表不當言論，又說在我接受《時人》（People）雜誌訪問前幾個月已經警告過我。這是典型的官僚作風。結果我被送交華盛頓總部的「專業職責處」（the 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究辦。經過六個月官僚作業後，我收到一份申誡書。後來我又因這案件拿到一張表揚獎狀。這是局裡肯定我協助偵破這媒體稱為「世紀罪行」的努力。

　　執法人員的辛酸也難與人說，甚至無法同配偶討論。當你看了一整天的屍體和截肢，如何能把這話題帶回家？尤其當死者是小孩時更是不堪。你無法在吃飯時說：「我今天辦了一件強暴謀殺案。我把案件情節說給你們聽聽。」這也是為何警察常會娶護士或護士常會嫁給警察的原因，這樣他們才能體會彼此的工作。

　　我時常會到公園或林子裡，有時是帶女兒散步，這時我看到什麼景物就會想：這裡很像我們找到那個八歲孩子的被害現場。不過，雖然我擔心孩子們的安危，但對小孩的擦撞傷卻不會看得很嚴重。有時回到家，潘蜜告訴我女兒從腳踏車上摔下縫了多少針，我馬上會想到那個同年齡孩子的屍體被解剖的情形，以及法醫縫補死者傷口以便下葬的畫面。

　　潘蜜的朋友多半熱中地方政治，對此我一點也不感興趣。由於我常在外奔波，照顧小孩、家計、持家的責任最後就由她一肩挑。這是我們婚姻的諸多問題之一，我也知道至少大女兒愛麗卡感覺出這層緊張關係。

　　我為自己的際遇一直怨恨聯邦調查局。回家一個月後，有一天我在後院燒樹葉，一陣衝動下，進門拿出家中所有的檔案資料和我寫的文章，全都丟進火裡。解決掉這些東西以後，我感到發洩的舒暢。

　　過了幾週，我能開車了，便到匡提科的國家公墓去看原本是我的墓地。墓位是按照死亡日期排列，假若我真死於十二月一日或二日的話，我排到的墓位可真不好。我注意到墓位恰巧與一位小女孩的墓為鄰，她在離我家不遠的車道被人刺死。這案子我辦過，兇手至今依舊逍遙法外。站在那裡沉思之際，我回想到有好多次建議警方監視兇手可能會去的墓地，假若現在警方正在附近監視，會不會把我當嫌疑犯抓起來？想到這裡不禁覺得諷刺。

　　在西雅圖發病四個月後，我依舊還在病假中，雙腿和肺因為併發症和經常臥病在床而出現血塊，每天都過得很痛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再工作，就算能再上班，是否還有信心。這一段期間，「行為科學小組」教學部的洛伊．哈茲伍德（Roy Hazelwood）工作量加倍，我手邊的案件全由他接手。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首次重返匡提科，向調查局各調查站五十多名在職剖繪員演講。我踏進教室──因為血塊使雙腳依舊浮腫，我只能穿拖鞋出門──這些來自全美的探員起立為我鼓掌。這個反應是自發而又真誠的，因為他們最能了解我的工作和我努力想在局裡進行什麼樣的創舉。好幾個月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受到珍惜、感激，彷彿回到家一樣。

　　一個月後我又回到工作崗位上。

第一章　兇手內心

　　假設自己是獵人。

　　這是我必須做的事。想想看有這樣一部大自然電影：非洲塞倫吉提（Serengeti）平原上，一頭獅子看到水池邊有一大群羚羊。我們從獅子的眼神可以看出，牠正鎖定幾千隻羚羊中的一隻。牠已經訓練自己能夠感覺出獵物的弱點、致命處，也就是使那一隻羚羊成為最可能的倒霉鬼的特點。

　　某些人也是如此。我若是他們的一分子，就會每天搜索，找尋下手的對象、下手的機會。比方說，我正在有幾千人在裡頭的購物中心。我進去電動玩具店，一眼望去有五十幾個小孩，我必須當個獵人、必須是個剖繪員，必須能夠剖繪出可以下手的對象，必須搞清楚哪個小孩最容易攻擊、最容易下手，必須看小孩的穿著，必須訓練自己理解小孩展現的肢體線索。而這些都必須在一瞬間完成，因此我必須非常熟練，一旦決定就馬上下手，他的父母或許就在隔壁商店，我必須想好如何不動聲色、又不會令人起疑的將小孩弄出購物中心。這一切行動都不容出錯。

　　就是這種獵捕的刺激，讓這些傢伙樂此不疲。如果你在這些傢伙鎖定下手對象時得知他們「皮膚電反應指數」有多少，我想原野中的獅子也有同樣多的指數。不管兇手獵捕的是小孩、年輕女子，或是老人、妓女、任何說得出名的團體；或是似乎沒有特定下手對象的兇手，反應都是一樣。在某些方面，這些兇手並無二致。

　　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做案方式，是他們遺留的線索，線索透露出個別的個性，我們由此發現一種新武器，可供分析某些類型的重大刑案，以及追緝、逮捕兇手，並將兇手繩之以法。我擔任聯邦調查局特別探員的專業生涯中，泰半就是努力要發展這種新武器，這也是本書的主要內容。文明開創至今，所有駭人聽聞的犯罪案件無不牽涉一個冷酷的基本問題：哪種人會做出這種事？我們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支援組」（Investigative Support Unit）所做的剖繪和犯罪現場分析即是試圖要找出此一問題的答案。

　　行為反應出個性。

　　想像自己是這些傢伙、模擬他們在想什麼，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怎麼好玩。不過我和我的夥伴就是要做這些事。我們必須去感受他們的內心。

　　我們在犯罪現場看到的每樣事物都能讓我們更加了解「不明行兇者」，也就是警察所稱的UNSUB。不過透過廣泛研究各種犯罪案件以及和罪犯的談話，我們已經知道如何分析各種線索，一如醫生評估各種症狀以診斷某種疾病或病情。醫生碰到見過的疾病症狀，就可以開始診斷：我們看到不同的犯罪形態時，也可以推出不同的結論。

　　一九八○年代初期，我曾經為了深入研究，訪問過獄中的殺人犯。有一次在巴爾的摩那座石頭建成的古老陰森的「馬里蘭州監獄」內，我身邊圍坐著重刑犯。每個犯人都有來頭──殺警察、殺小孩、販賣毒品或是黑道殺手──不過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姦殺犯的作案手法。我問其他犯人獄中是否有這樣的人物。

　　「有啊！查理．戴維斯就是。」一名犯人告訴我，然而其他犯人都說他不可能和聯邦調查局人員談話。有人去監獄操場找他。出乎眾人意料的是，戴維斯竟然來加入我們了，可能不是好奇就是無聊。我們研究順利的原因之一是牢犯閒得很，也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

　　通常我們要進行監獄訪談前，會就主題盡量搜集資料，從一開始就這樣做。我們反覆閱讀警方的檔案、犯罪現場的照片、驗屍報告、審問記錄、任何有助於釐清犯罪動機或犯人個性的資料。唯有如此，才最能保證犯人不會別有所求或尋你開心，而會直接了當說出實情。不過對於這個案例，我卻是絲毫沒有準備，所以我就照實說了，並且順著這一點去發揮。

　　戴維斯是個彪形大漢、約一九○公分高、三十來歲、鬍鬚剃得光光的、打扮整齊。我開頭便說：「查理，現在我可是吃虧了，因為我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

　　「我殺了五個人。」他回答道。

　　我要他描述犯罪現場和他如何加害死者。事情是這樣的，戴維斯兼職救護車司機。他勒死一名女子，然後將屍體放在他負責救護範圍內的公路旁，打一通匿名電話，再前往載運屍體。當他把屍體放到擔架上的時候，沒有人會懷疑兇手就在他們中間。就是這種掌握與策畫的程度讓他興奮並樂此不疲。像這種讓我多認識一種作案手法的案例都是珍貴無比的。

　　從勒死的手法，我推斷他是「臨時起意型」的兇手，他原先心中是打算要強暴對方的。

　　我對他說：「你是個警察迷。你自己也想當警察，能夠支配他人，用不著做無法發揮能力的勞力工作。」他笑了，並說他的父親是名警官。

　　我要他描述作案手法：他會跟蹤面貌皎好的年輕女郎，看見她開車進餐館的停車場。透過他父親在警界的關係，查出車牌號碼，然後找出餐館負責人的名字，打電話到該家餐館，請他廣播，告訴她沒關車燈。她出來後他便強行將她推入她的車或是他自己的車，將她銬上手銬後載走。

　　他依序描述所犯的五樁案件，神情彷彿陷入回憶中。說到最後一件，他提到自己把放在前座的她蓋起來，這是他第一次記起這個細節。

　　說到這裡，我加以推論：「查理，讓我說說我對你的看法。你和女人的相處發生問題。你犯下第一個案件時財務發生困難。當時你二十來歲，你知道工作無法發揮自己的能力，生活因而充滿挫折感，也無法讓你掌控。」

　　他點了頭。到目前為止，我說的還都沒錯。我尚未說出特別難預測或猜測的部分。

　　「你當時酒喝得很兇，」我繼續說，「你欠人家錢；跟同居的女人又發生爭吵（他並沒有告訴我他跟人同居，但我非常確定這一點）：事情最惡劣的那幾天晚上，你會出去找下手對象。你不想去找你的情婦，所以必須找別人下手。」

　　我可以看見戴維斯的肢體語言逐漸改變，開始流露真情。就我稀少的資料，我繼續說，「但是你對最後一名受害者比較不那麼兇殘。她與其他被害人不同。你強暴她後又讓她穿好衣服。你蓋住她的頭。前四件案子中你並沒有這樣做。對於這次行兇，你的感覺不像前四次那樣自在。」

　　當對方開始仔細聆聽時，你就知道說對了某些部分。我從監獄訪談經驗中學到這一點，也能夠在詢問時加以反覆應用。我知道他正注意聽我講話，「她說了一些話，讓你覺得殺了她心裡很不舒服，但你還是把她給殺了。」

　　突然戴維斯的臉紅了起來。他似乎在出神，而我可以看見他的內心，他正回到犯罪現場。猶豫了一下，他告訴我那個女人說她丈夫身體非常不好，她非常擔心。他病得很重，也許快死了。這番話也許是那個女人的計謀，也或許不是。我無從得到答案。但顯然這對戴維斯產生了影響。

　　「但是我沒有戴面具。她知道我是誰，所以我必須殺了她。」

　　我停了一下，接著說：「你拿了她的東西，對不對？」

　　他再次點頭，承認拿了她的皮夾。他從皮夾中拿了一張照片，是她與丈夫和孩子在耶誕節的合照。他保留了這張照片。

　　我從未見過這傢伙，但我已能清楚勾勒出他的個性，所以我說：「查理，你去過墓地，對不對？」他又臉紅起來，這證實他注意媒體對這案件的報導，所以他知道被害人埋在何處。「你去她的墓，因為你感到內疚。而你也帶了一樣東西到她的墓地，放在墓前。」

　　其他的囚犯鴉雀無聲，全都屏氣凝神的聽著。他們從未看過這樣的戴維斯。我重複道：「你帶了樣東西到墓地。查理，你帶什麼？你帶了那張照片，對不對？」他再度點頭，然後低下頭。

　　其他犯人可能覺得這一切神奇得有如巫術或是魔術。顯然我是在猜測，但我的臆測是根據我的同事和我當時找到的背景資料、所作的研究和累積的經驗，這些研究和經驗不斷在累積。例如我們發現，所謂兇手會到被害人墳上這老掉牙的理論果真不假，但是原因未必是我們當初所以為的。

　　行為反應出個性。

　　我們的工作之所以必要，原因之一是重大罪行本身本質的改變。對於讓不少城市深以為苦的與毒品相關的謀殺案，以及讓國人蒙羞、卻已是司空見慣的槍枝犯罪，我們都不陌生。然而以前大部分犯罪案件，特別是重大刑案，都只發生在相識的人身上。

　　但如今事情不再如此單純。就在最近的一九六○年代，美國的殺人案件破案率還達九成。這種情形也不復見。今天儘管科技日新月異、儘管電腦時代來臨、儘管警察的訓練和資源要比以前好太多、精細太多，謀殺率卻上升而破案率卻下降。越來越多案件的兇手和被害者彼此互不相識，許多案件也無動機可查，至少並無明顯或「合理」的動機。

　　傳統上對執法官員來說，謀殺和重大罪行相當容易破案。犯罪原因是我們都經歷過的感情──憤怒、貪婪、嫉妒、貪財、報復──極度誇張的呈現出來。感情問題一旦獲得解決，犯罪或犯罪衝動將會消除。即使有人會死，警察也多半知道兇手是誰、動機為何。

　　但是最近幾年，一種新型的暴力罪犯卻開始浮現，就是除非被抓到或被殺死才停止犯罪的「連續罪犯」（Serial offender）。連續罪犯從經驗中學習，其犯罪技巧由於不斷改善而日益精進。我說「浮現」，因為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兇手可能一直都在你我身邊，可能早在一八八○年代倫敦的「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之前就有了。而「開膛手傑克」是一般人公認的第一個現代連續殺人犯。而我說男性的「他」，因為幾乎所有的連續殺人犯都是男性，其中原因待後再述。

　　連續殺人的歷史要比我們想的長。那些流傳下來有關巫術、狼人、吸血鬼的故事和傳說，或許正是對駭人暴行的一種解釋方式，因為在歐洲和早期美洲組織嚴密的城鎮中，人們無法理解這種駭人暴行的變態，如今我們倒是視變態為理所當然。怪物必須是超自然的生物，不可能和我們一樣。

　　在所有的重刑犯中，連續殺人犯和強暴犯最令人匪夷所思，對個人危害最大，也最難抓。部分原因是他們的犯罪動機遠比我剛列舉的基本犯罪動機還要複雜許多，因此他們的犯罪模式更加令人猜不透，同時他們也少有同情、內疚或悔恨等常人具有的感情。

　　有時要抓他們的唯一方法，就是學會他們的思考模式。

　　有人擔心我會把受到嚴密監護的調查機密洩漏出去，提供未來犯罪者犯案方法。這點請放心，我要敘述的是我們如何將行為方式應用於罪犯個性剖繪、犯罪分析、以及偵察策略上，但是我不會詳述，即使我想也不能這樣做。首先，我們花了長達兩年的時間去訓練選進我們小組的幹練探員。其次，不管兇手自認他有多神通廣大，他越是要逃避我們的偵察或是誤導我們，我們就越能透過他的行為線索來辦案。

　　一如數十年前柯南．道爾爵士（Sir Authur Conan Doyle）作品男主角福爾摩斯所說：「特異性幾乎毫無例外都是一條線索。案子越是普通、越是無奇，就越難破案。」換句話說，我們掌握越多的行為模式，就越能提供給當地警察更完整的剖繪和分析；當地警察能掌握的剖繪和分析越完整，他們就越能縮小可能的兇嫌範圍，而集中精力找出真正的兇手。

　　在此對於我們的工作我必須澄清一點。位於匡提科的「調查支援單位」隸屬於聯邦調查局「全國重大罪行分析中心」，在此中心服務的我們不負責抓犯人。容我再說一次：「我們不負責抓犯人。」負責抓犯人的是地方警察，就他們承受的巨大壓力來看，大部分警察的表現值得我們喝采。我們的工作是幫助地方警察抓住調查重點，然後提供幾種防制技巧來引出犯人。一旦他們抓到犯人──我再次強調是「他們」，不是「我們」──我們會設法研究出一套策略，幫助檢察官在審判時讓被告真正的個性顯現出來。

　　因為我們的研究和特有的經驗，才能辦到這一點。面對一樁連續殺人罪的調查，一個中西部的當地警察部門可能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駭人的罪行，而我的單位卻可能處理過沒有幾千件也有幾百件類似的案子。我總是這樣告訴我的探員：「想了解藝術家，你就要看畫。」幾年下來，我們已經看了許多「畫」，也跟最「傑出」的「藝術家們」深入交談過。

　　我們開始按部就班的發展聯邦調查局「行為科學組」的業務，一九七○年代末期和一九八○年代晚期，這個單位更名為「調查支援組」。大部分渲染、吹捧我們工作的書籍都有點不實，而且常會過於誇張，例如說湯瑪斯．哈里斯（Tomas Harris）令人難忘的《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然而我們的前輩辦案時對犯罪小說的借助，確實是常多於犯罪事實。愛倫坡（Edgar Allan Poe）一八四一年的經典小說《停屍間謀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中的男主角C．奧古斯特．杜平（C. August Dupin）這位業餘偵探可能是歷史上第一位行為剖繪員。這個故事也首見以防制手法迫使神祕殺手現身、還含冤入獄的無辜人士一個清白。

　　一如一百五十年後我單位內的人員，愛倫坡了解到司法證據不足以破一件異常殘忍、看似無動機可言的兇殺案時，剖繪即有其價值所在。「由於沒有一般的線索，」他寫道，「分析人員就會想像自己是兇手，而一眼便看見自己可能會被誘導犯錯或太過急躁而判斷錯誤的原因。」

　　還有一個雷同處值得一提。杜平先生偏好關上窗戶和窗簾，隔絕外面的陽光和外界的侵擾，獨自在屋內辦案。我和同事則別無選擇。我們在匡提科的聯邦調查局位於地下好幾層樓，四周無窗，原本設計是遇有國家緊急事變發生時可作為聯邦執法人員的總部。我們有時稱自己是「全國重大罪行分析地窖」。置身地下十八公尺。我們可比死人還要深藏地底。

　　英國小說家韋基．柯林斯（Wilkie Collions）最早的《白衣女郎》（The Woman in White）和《月石》（The Moonstone）首開剖繪先例。但讓世人首次見到維多利亞時代倫敦幽暗的煤氣燈世界中犯罪調查分析的，卻是柯南道爾爵士創作的不朽人物福爾摩斯。我們辦案人員的最高讚美似乎是能與福爾摩斯這個虛構人物相比。幾年前我在密蘇里偵辦一件謀殺案，《聖路易環球民主報》（St. Louis Globe Democrat）的頭條稱呼我是「聯邦調查局的現代福爾摩斯」，讓我覺得這是真心的恭維。

　　值得注意的一件趣事是，當福爾摩斯正在偵辦錯綜複雜、陷於膠著的案件時，真實的「開膛手傑克」正在倫敦東區殺害妓女。這兩個人分立法律兩極端、分立現實與幻想的兩極端，深深吸引大眾注意，因此爾後柯南道爾的仰慕者寫的幾本「現代」福爾摩斯小說，都讓書中的偵探去偵辦未破案的「白教堂謀殺案」（Whitechapel murders）。

　　一九八八年我應邀上一個全美播出的電視節目，分析「開膛手傑克」謀殺案，稍後在本書中我將告訴你們我對這歷史上最負盛名的不明行兇者的結論。

　　直到愛倫坡的《停屍間謀殺案》後一百年、福爾摩斯後五十年，行為剖繪才脫離小說故事，走入真實生活。一九五○年代中期，紐約市發生「瘋狂炸彈客」（Mad Bomber）案，震驚全市，兇手在十五年之間犯下三十多起爆炸案件。他攻擊的目標多為公共地標，例如中央火車站、賓州火車站、無線電城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當時我還是小孩，住在布魯克林區，這起案件令我印象深刻。

　　在無計可施的情形下，一九五七年警方請來一位格林威治村的心理醫師詹姆斯．布魯賽爾博士（Dr. James A. Brussel）研究爆炸現場的相片，並仔細分析兇手寫給報社、語帶嘲諷的信。從他觀察到的整體行為模式，他推出幾項詳盡的結論，包括兇手患有偏執狂、痛恨父親、深深愛戀母親、住在康乃狄克州的某市。在書面的剖繪報告最後，布魯賽爾如此指示警方：

　　去找塊頭大的人，中年、出生於國外，信奉羅馬天主教、單身，與兄弟或姊妹同住。你們找到他時，他可能穿著一件有雙排鈕扣的西裝，鈕扣是扣上的。

　　從信中所提及的內容，兇手似乎很有可能是「愛迪生電力公司」解雇的員工，因為心生不滿而犯案。鎖定對象後，警方找出爆炸案發生前一九四○年代曾於愛迪生公司任職的喬治．邁德斯基（George Metesky）。一天傍晚警方前往康乃狄克州的瓦特布里市（Waterbury）逮捕這位大塊頭、單身、中年、出生國外的羅馬天主教徒，剖繪內容中唯一的不同處是他不是與兄弟或姊妹住在一起，同住的是兩個未出嫁的姊妹。警察要他換好衣服跟他們去一趟警察局，幾分鐘後他從房間走出來，身上穿著一件有雙排鈕扣的西裝──鈕扣是扣上的。

　　布魯賽爾博士說明如何得到這正確無比的結論，他解釋說，心理醫師通常會檢查個人，然後再試著就此人在某種情況下會有何反應做出合理的預測。在建構剖繪內容的過程中，布魯賽爾說，他將這過程顛倒過來，從行為證據來預測兇手的身分。

　　以四十年後的觀點來看「瘋狂炸彈客」，這的確是相當容易偵破的案件。但當時這案子卻是爾後犯罪調查中稱為「行為科學」的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分水嶺。布魯賽爾博士後來與波士頓警局合作偵辦「波士頓勒人犯」（Boston Strangler）的案件，他是這領域的真正創始人。

　　雖然這學派常被稱為「演繹」的一種，然而無論是虛構的杜平、福爾摩斯，或是真實的布魯賽爾，或是跟隨其腳步的我們，實際的工作卻是「歸納」多於「演繹」，換言之，即是觀察某件罪行的特別要素，再據此做出更廣泛的結論。一九七七年我到匡提科時，「行為科學小組」的講師──例如開山始祖的霍華德．德田（Howard Teten）──正開始將布魯賽爾博士的觀念應用於偵辦警方專業人士交給「國家學院」（National Academy）的案件。不過當時這都被視為趣聞軼事，並無紮實的研究做後盾。這就是我要說的故事的背景。

　　我已經提過能夠將自己想像成兇手的重要性。經由研究和經驗，我們也發現讓自己身處受害者情境也是同樣重要，其中痛苦可能不亞於前者。只有我們清楚了解到被害人對於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暴行會有何種反應時，我們才能對兇手的行為和反應有真正了解。

　　要了解兇手，你必須檢視犯罪行為。

　　一九八○年代初期，喬治亞州鄉下的警察局送來一件令人困擾的案件。當地一位在中學擔任樂隊指揮的十四歲漂亮女孩，在離家約一百碼的車站遭人綁架。幾天後她衣衫不整的屍體在樹木茂盛的情人道一帶被發現。她遭到強暴，死因是鈍物重擊外傷。旁邊就是一塊沾有血跡的大石頭。

　　在進行分析之前，我必須盡可能多了解這個年輕女孩的生平。我發現她雖然可愛、漂亮，十四歲的她看起來就是十四歲的模樣，不像有些十幾歲的少女看起來像是二十一歲的樣子。認識她的人都向我保證她不是隨便的女孩，不會招蜂引蝶，更談不上吸毒或喝酒。她對身旁的人都很熱忱、和善。驗屍報告也顯示她被強暴時尚是處女。

　　這些訊息對我相當重要，讓我了解她在被綁架過程中和被綁架後可能產生的反應，以及兇手在兩人所處的特殊情況中如何回應她的反應。我據此認定兇手並非事先預謀，而是在這年輕女孩並沒有張開雙臂歡迎他後，因為驚慌失措而產生的反應（基於攻擊者不正常、虛妄的幻想系統）。我因此更清楚了解到兇手的個性，警察根據我的剖繪鎖定鄰近大城一名在此前一年曾犯下強暴案的嫌犯。了解遇害者也有助於我研究一套警察在偵訊這名難纏嫌疑犯時可用的策略，一如我事前所料，這名嫌犯通過測謊測試。我稍後將再詳述這件精彩卻又令人痛心的案子。在此只須說最後這個人還是坦承犯下這起姦殺案。他被定罪判刑，截至我寫這本書時為止，他還在喬治亞州的死囚牢房服刑。

　　教授聯邦調查局探員或執法警員罪犯個性剖繪和犯罪現場分析要素時，我們會要他們去思考整件案子。我的同事洛伊．哈茲伍德（Roy Hazelwood）一九九三年自聯邦調查局退休前教授幾年的基本剖繪課程，他常把分析分成三個清楚的問題：什麼、為什麼、是誰？

　　發生了什麼事？內容包括任何與罪犯行為有關的重要線索。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例如為什麼死者會遭到分屍？為什麼重要的東西沒被拿走？為什麼兇手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進入行兇？案件中任何與行為有重大關連的關鍵，原因何在？

　　接著我們要問：

　　誰可能為了這些原因而犯下這件案子？

　　這就是我們設定的任務。

第二章　我的母親叫福爾摩斯

　　我母親娘家姓「福爾摩斯」（Holmes），我父母原本也要將我的中間名取為福爾摩斯，而非平庸的「愛德華」（Edward）。

　　除此之外，回顧過去，從我的童年實在看不出後來會當探員和刑事剖繪員。

　　我出生於紐約靠近皇后區（Queens）的布魯克林區，父親傑克是《布魯克林老鷹報》（Brooklyn Eagle）的印刷工人。我八歲時，父親鑒於布魯克林治安日益敗壞，決定舉家搬到長島的漢普斯特德（Hempstead），後來他在當地擔任「長島印刷工會」（Long Island Typographical Union）的會長。我有一位大我四歲的姊姊，無論在課業或運動上都是全家引以為傲的寵兒。

　　我的學業表現普通，多是B－或是C＋，但是我對人客氣、隨和，因此儘管成績普通，卻很受小學老師疼愛。我非常喜歡動物，養過狗、貓、兔子、老鼠和蛇，看在我說將來想當獸醫的份上，母親倒是容忍這些動物。她覺得獸醫是正當職業，因此一直鼓勵我朝這方向努力。

　　我在學校唯一展現的天分是說故事，這多少和我後來從事犯罪分析有關。警探和犯罪現場分析人員必須要能將一堆迥然不同、看似無關的線索連貫成條理清晰的故事，所以說故事能力是辦案的重要天賦，特別是在調查被害人已經無法敘述案情的謀殺案時，說故事的能力就更顯得重要了。

　　我常利用這份天賦來逃避課業。九年級時，有一次老師規定我們看一本小說，然後在班上同學面前作口頭讀書報告，但是我懶得讀。輪到我時（至今我還不敢相信我膽敢這樣做），我捏造書名、作者，開始編起故事來。故事是敘述一群露營的人某天夜晚在營火旁的遭遇。

　　我一邊講一邊編，心裡想：還能撐多久呢？我講到大熊悄悄逼近露營的人就要撲上去時講不下去了。我無以為繼，只好向老師坦承這一切都是捏造的。這一定是出於自己的良心不安，由此可以證明我不是犯罪的料。我就站在那裡，當場原形畢露，知道自己就要被當、在同學面前發窘，我可以料到母親知道之後會說些什麼。

　　但是出乎意料，老師和其他同學完全沉浸在我的故事中！當我告訴他們這一切都是我編造的故事時，他們卻都說：「把故事說完。告訴我們後來發生什麼事。」我只好繼續說，最後得了個Ａ。我一直沒把這件事告訴我的孩子，不想讓他們認為犯罪也會有好結果。但是這件事讓我了解到，你如果能推銷點子、引起別人的興趣，你的點子就有實現的一天。身為一名執法人員，我必須向長官和地方警局推銷我們工作的重要性，而這份體認對我的執法工作有莫大助益。但我必須承認，有時騙子和犯人也會利用這份天賦逃過法律制裁。

　　順便一提，我虛構的露營人最後安然無恙逃走，對我這喜愛動物的人而言，這結局非常出人意表。為了獸醫的夢想，連續三年夏天我參加康乃爾大學獸醫系主辦的「少年農場活動」，地點是紐約州北部的牧場。對於城市小孩，這是接觸大自然的絕佳機會，為了這難得的機會，當我的同學在瓊斯海灘作日光浴時，我卻每週要工作七、八十個小時、掙取十五美元的工資。

　　這些勞力工作確實讓我的體格更強健，替我人生另一項最愛──運動──鋪路。在漢普斯特德高中時，我擔任棒球隊投手，同時也是橄欖球隊的守備擒抱球員。如今回顧起來，或許我生平首次真正浮現對人格剖繪的興趣就在當時。

　　在投手板上，我很快發現到，能夠將球投得既快又準，只能贏一半。我能投快速球，曲線球也投得相當漂亮，但是許多高中投手也做得到這一點。勝過他人的關鍵就在於能嚇住對方的打擊手，我了解到這主要靠營造自己的信心，並盡量讓打擊者感到不安。幾年後我開始研究偵訊技巧時，就是發揮這種體認。

　　高中時我已經有一八八公分高，對於這項特點我很能充分發揮。在強敵環伺的棒球聯盟中，我們這隊的實力普通。我知道要能脫穎而出，全要靠投手。對於自我控制，我這個高中生算是很有一手，但是絕不能讓對方的打擊手看出這點。我要裝得急躁莽撞、表現不穩，這樣打擊手就不會在本壘板前穩穩站定。我要讓他們認為，如果他們這樣做，等於是在冒著隨時被我這二十公尺外的瘋狂小子意外打中的危險。

　　漢普斯特德高中的橄欖球隊確實不錯，我當時八十五公斤，擔任守備的線上球員。再一次我體認到，致勝的關鍵是比賽的心理層面，自忖如果發出咕噥或不滿的嘀咕聲，再加上瘋狂的行為，就能唬住對方的大塊頭球員。沒多久我的隊友也有樣學樣。後來我經常偵辦被告聲稱作案時精神失常的謀殺案，從自己的例子我早已知道，行為瘋狂的人未必代表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一九六二年我們和汪塔（Wantagh）高中爭奪「索普杯」（the Thorpe Award），這是長島地區高中橄欖球比賽的最高獎杯。對方球員塊頭平均重我們十八公斤，我們很清楚可能會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開打前我們進行一系列的賽前暖身賽，目標無它，就是要恫嚇、震懾住對手。我們排成兩行，一行的第一位球員去阻截另一行的第一位球員，其實根本是將對方一拳打倒在地。此外再適時搭配各種咕噥聲、嘀咕聲和疼痛的尖叫聲。從汪塔隊隊員的表情，我們知道招術已經達到預期效果。他們八成在想：「這些笨蛋如果真笨到會自相殘殺，天曉得他們會對我們怎樣。」

　　其實整個過程都是經過精心設計。我們練習互相擊倒，看起來好像重撞到地上，實際上卻毫髮未傷。上場後我們不斷裝出瘋狂的樣子，好像當天下午才剛從精神病院被放出來，比賽一結束馬上要直接被送回去一樣。開打後分數一直很接近，最後勝負終於分曉了，十四比十三，我們以一分贏得一九六二年的索普獎。

　　我生平第一次的「執法」經驗──事實上應該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剖繪經驗──是我十八歲那年在漢普斯特德一家名為「煤氣東區」（the Gaslight East）的酒吧俱樂部擔任門禁人員的時候。我表現得非常稱職，後來長灘市（Long Beach）的「衝浪俱樂部」也請我去當門禁員。在這兩個地方我的主要任務是不要讓未滿法定年齡的人進去，換言之，比我年輕的人就不能進去。喝酒地方不免發生爭吵，我的另一項任務就是事先預防這種爭吵，若發生則要加以擺平。

　　我站在門口，要求年齡可疑的顧客出示身分證件，再詢問出生日期，看看他們的回答是否符合證件上的登記。這是法定程序，大家都知道，因此都有心理準備。大費周章弄個假身分證件的小孩很少會粗心到不去背證件上的出生日期。我會一邊詢問，一邊正視他們的眼睛，對某些人這招很管用，特別是對女孩子，效果更好，因為她們在這個年紀是比較有社會良知的。可是如果有心逃過檢查的人還是可以事前多加練習演技而得逞。

　　當我在抽問前排的年輕人時，事實上我是在仔細審視後排的人，看著他們準備被問的神情、觀察他們的身體語言、注意他們是否看起來很緊張或是顯得躊躇不定。

　　擺平爭執則更具挑戰，這就要依賴我的運動經驗。如果你的眼神告訴他們你深不可測，再表現得稍微瘋狂些，那麼即使是大塊頭的傢伙也會三思是否要與你開打。如果他們認為你酷得根本不顧自己安危，那你這個對手可就更危險。舉例來說，二十年後當我們為研究連續殺人犯而進行監獄訪問時，發現典型的行刺犯在某些重要部分要比典型的連續殺人犯人格來得更危險。因為連續殺人犯只會選擇他認為可以應付得來的被害人，作案後再無所不用其極地逃過法律制裁。然而行刺犯對於其「任務」則是念茲在茲，為求達成任務不惜一死。

　　要讓別人對你「刮目相看」──例如認為你不講理、瘋狂的程度足以做出出人意表的事──還須注意你必須在工作期間維持你的面具人格，而非只在別人看著的時候才假裝。我曾經在伊利諾伊州瑪里昂（Marion）的聯邦監獄訪問過惡名昭彰的蓋利．特普奈爾（Gary Trapnell）。他曾持武器犯下搶劫和劫機案件。他表示能夠將監獄心理醫師騙得團團轉，讓他們誤以為他患有心理疾病。他告訴我說，成功的祕訣就是隨時裝成心理不正常的模樣，即使獨處牢房裡也不例外，如此一來與心理醫師面談時就能不假思索地作出心理不正常的模樣，如果還需要時間來想怎麼裝就會露出馬腳。因此早在受益於這種「專家」建議之前，我似乎已經具備罪犯思考的本能。

　　如果無法把鬧場的人趕出酒吧，我就會試著去利用我業餘的剖繪技術，退而求其次的在事情鬧大之前收場。我發現藉由一些經驗和仔細觀察他人的行為和身體語言，能夠預測出哪些情形最後會演變成打架，因此我可以預知某個人是否要滋事。若是這種情形──或只是可能發生這種情形──我就會出其不備的先給他一拳，這名可能的鬧事者在搞清楚狀況之前，已經被我趕出酒吧、滾到大街上了。我總是說大部分的姦殺犯和連續強暴犯擅長支配、操縱，以及控制，這些技巧我一直努力要應用在其他方面。不過至少我已略有心得了。

　　高中畢業後我依舊想當獸醫，但是成績太差，進不了康乃爾大學。以我的成績若想唸與獸醫相關的科系，只有去蒙大拿州。因此一九六三年九月，我這個在布魯克林和長島長大的孩子便啟程前往美國的中部。

　　一抵達波茲曼（Bozeman），我便接觸到從未有過的文化衝擊。

　　「來自蒙大拿的問候，」我在剛抵達此地所寫的一封家書中這樣寫著，「在這裡男人有男人的樣子，但是羊群卻緊張兮兮。」一如在我的眼中蒙大拿似乎具備西部邊疆生活給人的刻板印象和老套，我給當地人的印象也是標準的東部人。我參加SPE（Sigma Phi Epsilon）的分會，會員幾乎全是當地的男孩，我顯得格格不入。我開始喜歡戴黑帽、穿黑衣黑鞋、留著長長的鬢角，就像《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中主角的打扮一樣，當時紐約人給人的印象就是如此。

　　我盡力融入當地生活。每當社交場合，當地人都穿著西部服裝、跳兩步舞，而在來此前幾年，我早已十分認真在看電視的舞蹈節目，對扭扭舞的任何花式舞步都清楚。這是因為大我四歲的姊姊愛琳（Arlene）早就要我當她練舞的舞伴。進大學後，我馬上變成大學城的舞蹈老師。我覺得自己就像傳教士，到了一個居民從未聽過英語的偏遠地區一樣。

　　我的學業表現一向就不怎麼樣，如今外務太多，成績更是一落千丈。在紐約我當過酒吧的門禁人員，但是在蒙大拿要滿二十一歲才准喝酒，不需要門禁員，真是令我失望。不幸的是，我也沒因此就老實下來。

　　我第一次違法，發生在我和大學兄弟會弟兄帶兩個來自未婚媽媽之家的時髦女孩出去時。她們比同年齡女孩早熟。我們在一家酒吧停一下，我進去買一盒六罐裝的啤酒。

　　酒吧服務生說：「你的身分證呢？」我就拿出做得很逼真的假義務兵役卡給他看。從擔任門禁員的經驗中，我知道假身分證的陷阱和錯誤。

　　這個傢伙看了我的卡然後說：「布魯克林，嗯？你們東部傢伙都是大混蛋，是吧？」我不自覺的有點想笑，不過酒吧所有人全都轉過身來，所以我知道這下有證人。我走回停車場，我們喝著啤酒上路，卻不知道其中一位女孩將啤酒罐放在車子行李廂上。

　　突然我聽到警笛。有個警察把我們擋了下來：「下車。」

　　我們只好下車。他開始一一搜身，即使當時我也知道這搜索是不合法的，但我當然不會這樣頂回去。他彎下身來，我看到他的槍和警棒。一個瘋狂的想法閃過我腦際：我可以拿走警棒、敲碎他的頭、奪下他的槍再一走了之。還好我沒這樣做，否則前途不毀才怪。早在警察朝我們走來時，我已經從皮夾中拿出身分證件，塞進內褲。

　　警察把我們四個帶回警察局，並將我們分開。我真是緊張得全身冒汗，我知道他們要做什麼，我擔心另一個傢伙會招出我的事。

　　其中一個警察對我說：「好，孩子，你告訴我們。酒吧服務生有沒有要求看你的身分證件，如果沒有我們會再去找他。他們以前已經被我們抓過。」

　　我回答：「我們那裡的人不會告發別人。我們不做那種事。」我只是在打哈哈，但是我心中自語：「廢話，他們當然會要求看我的身分證件，我還給了他假證件呢！」這時候，證件從我的內褲往下掉，正壓在我的要害處。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剝光我的衣服搜身或是其他什麼的。對我而言這是邊疆地區，天曉得他們會做什麼。評估情勢後我馬上假裝不舒服。我告訴他們我不舒服，必須上一下廁所。

　　他們讓我單獨上廁所，只是我在電影裡看多了這種伎倆。我進去廁所後照鏡子，我擔心他們從另一邊看我，就走到廁所的另一邊，手伸進褲子拿出身分證。接著我走向洗手台假裝嘔吐，以防他們偷看。我走進一間廁所、按下抽水馬桶、沖走義務兵役卡，然後帶著增強的信心回去。結果我被罰款四十美元，並獲緩刑。

　　我第二次與波茲曼警察打交道是在大二那年，情形更糟。

　　我同兩個從東部來的傢伙和一位蒙大拿本地的傢伙去看牧童騎術表演。終場我們開著六二年的司徒貝克車（Studebaker）離開，車上放著啤酒，結果同樣的情形又重演。那天雪下得很大。開車的是來自波士頓的傢伙，我坐在前座，本地生就在我們中間。這個傢伙直衝過「停車再開」的標誌，你猜怎麼著，那裡正好有個警察。這似乎就是我蒙大拿生活的標記。他們說什麼當你需要警察的時候，他們全不知跑到哪裡去，一九六五年的波茲曼可不是這樣。

　　我這個白癡的兄弟會弟兄，真是不敢相信，他居然不停！後頭的警察也緊追不捨。

　　每當我們轉彎而暫時避開警察的視線時，我就把啤酒罐丟出車外。我們一直開到一處住宅區，衝過減速的跳動路面：碰！碰！碰！於是遇上了路障，警察一定以無線電聯絡其他警察了。我們繞過路障，開上了某戶人家的草坪。我一直大叫：「停車！我要下車！」但是這白癡一直開。車子在打轉，外面雪下得很大，這時我們聽到後面警笛聲響起。

　　我們到了十字路口。他緊急煞車，車子旋轉了三百六十度，車門飛開，我被拋出車外。我抓住車門，屁股就在雪中落地，突然有人喊：「跑啊！」

　　所以我們就各自鳥獸散。我跑到一條巷子，發現一輛小卡車裡面沒人就鑽了進去。跑路的時候我把黑帽丟了，這時身上穿著一件可以兩面穿的黑金色夾克。我脫下夾克，把金色那一面翻到外面。但是我一直流汗，窗戶因而佈滿霧氣。我心想：死了，他們會看到我在這裡。同時我也擔心車主隨時都會回來，外面的警察可能帶槍。所以為了看到外面，我擦掉窗戶玻璃上一小塊水氣。我們棄車地點附近可真熱鬧滾滾。這時他們朝巷子走來，手電筒照向小卡車。我緊張得要尿出來。但是真不敢相信他們竟然就開過去，留我在那裡。

　　我偷偷摸摸回到學校，大家都已經聽說這件事，我發現我和兩個東部傢伙都逃過了。但是警察抓到另外一位本地生，他洩漏了實情，供出了我們的名字，警察一一把我們抓走。他們來抓我時，我跟他們說好話，說不是我開車，當時我也非常害怕，一直求開車的傢伙停車。開車的那個波士頓人被關進只有彈簧墊沒有蓆子的牢房，警方只給他麵包、水、和囚犯的裝備。而我卻依舊好運當頭，警方以持有酒類的罪名罰我四十元，還有緩刑。

　　但是警方通知學校和我的父母，我爸媽知道了大為光火。另一方面我的學業也好不到哪裡。我每科都是Ｄ，演講課也因為一直翹課而被當，我從沒拿過這麼爛的成續，我一直認為說話是我最傲人的長處。儘管情形如此糟糕，我並沒想辦法解決。下學期結束時，很顯然的我的西部冒險記要落幕了。

　　我對這一時期的記憶似乎就是倒楣和一團糟，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我自學校返家，生活在父母失望的眼神中。母親知道我當不成獸醫後尤其難過。一如以往，當我不知道做什麼時，就會依賴我的運動長才，一九六五年夏天我找了救生員的工作。夏天結束後我不打算回學校，而在帕秋格（Patchogue）的「假日旅館」管理健身俱樂部。

　　開始工作後不久我認識了在旅館中擔任雞尾酒女服務生的珊蒂（Sandy）。她漂亮又年輕，帶著一個年幼的兒子，我立刻就愛上她。她穿起雞尾酒小禮服真是迷人。當時我因常作運動和健身體格也不錯，她似乎也喜歡我。我住家裡，她不時打電話給我。我父親總對我說：「到底是誰一天二十四小時打電話給你？還總是傳來小孩的哭叫聲！」

　　住在家裡無法讓我們有進一步關係，珊蒂告訴我在旅館工作可以用便宜價格租到未被訂走的房間。有一天我們終於共處一室。

　　隔天一大早電話響了。珊蒂接電話，只聽見她說：「不要！不要！我不要跟他說話。」

　　我醒了，問她：「是誰？」

　　她說：「是櫃台打來的。他們說我先生在這裡，人上來了。」

　　我完全清醒了。我說：「你先生？什麼意思，你先生？你從沒跟我說過你還有先生！」

　　她說她也沒說過她離婚了，接著解釋他們正在分居中。

　　沒什麼了不起，就在我這麼想的時候，我聽到這個瘋子跑向走廊這邊的聲音。

　　他開始捶門。「珊蒂，我知道你在裡面，珊蒂！」

　　房間面對走廊有一扇玻璃百葉窗，他正在拆窗板，想要把窗板從窗框中拆掉。同時我也在找能從二樓跳下的窗子，但是沒有可跳的窗子。

　　我問：「這傢伙有沒有帶槍或什麼的？」

　　「他有時候會帶刀。」她說。

　　「該死！這下可好了！我一定得離開這裡。開門。」

　　我擺好拳擊姿勢。她開了門。她先生跑了進來，直奔向我。不過就在此時他看到我的身影。我肯定看起來又高又壯，只見他改變心意停了下來。

　　不過他還是窮嚷嚷：「你這狗娘養的！現在給我滾！」

　　我心想我還可以再逞昨晚的英勇，何況時間也還早，於是客氣的說：「是的，先生，我正要走。」我又再次逢凶化吉，毫髮無傷地脫險。但是我不得不承認生命至此真像是走到窮途末路。無獨有偶，我開著父親的「紳寶」和朋友比爾．透納（Bill Turner）的MGA賽車，結果弄斷父親車子的車軸。

　　一個星期六早晨，母親進到我房間，拿給我一封國防部的募兵信，信上寫著他們想見我。於是我到曼哈頓的白廊地（Whitehall Place）和其他三百多個傢伙接受軍事體檢。他們要我作屈膝動作，蹲下去時聽得見骨頭劈啪作響。打橄欖球時我和喬．納瑪斯（Joe Namath）一樣都已經去把膝蓋的軟骨拿掉，只是他的律師一定比較好。他們並沒有當天告訴我結果，不過最後山姆大叔還是決定要我了。我很快就報名加入空軍，而不選陸軍。雖然加入空軍意味著將被套住四年，然而空軍卻能提供比較好的教育機會。或許進修正是我所需要的。在紐約或蒙大拿我根本就沒好好念書。

　　當時我會加入空軍還另有原因。時值一九六六年，正是越戰情勢升高之際。雖然我因為我那加入長島印刷工會的老爸關係而支持民主黨的甘迺迪，但我並不特別支持哪一黨。為我不甚清楚的理念去拚命，我可是不幹。我記得空軍基地有名機械師曾經告訴我：只有空軍才會有飛行員出去戰鬥而軍隊在後方支援的情形，而反正我也不打算作飛行員，所以這聽起來還不錯。

　　我被派往德州阿馬利洛（Amarillo）接受基本訓練。我們班的五十名成員中，有一半是像我一樣來自北部的紐約佬，另一半則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南方孩子。訓練教官總是喜歡整我們北方人，我覺得他整得有理。我也常喜歡跟南部人在一起，他們比較可愛，又不會像我們紐約佬那樣討人厭。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基本訓練相當令人緊張。我由於已有中學體育校隊被教練修理的經驗，再加上爾後幾年的惹禍本領，就能把訓練教官的囉嗦當笑話聽。我很知道他的腦筋在想什麼，以及有哪些嚇人招術，而且我的體格本來就不錯，因此這訓練對我來說易如反掌。我很快就成為Ｍ十六步槍的射擊能手，這或許要得力於高中時期的投手經驗。進入空軍之前，我唯一的射擊經驗是十幾歲時拿ＢＢ槍射路燈。

　　接受基本訓練時期我又開始到處招惹是非。練舉重而得的虎背熊腰再加上短短的小平頭，大家都叫我「俄國熊」。另一班也有一個傢伙有類似的稱號，於是有人鼓勵我們舉行拳擊比賽，以提振基地士氣。

　　這場較量堪稱基地盛事。我們兩人勢均力敵、互不相讓。結果是雙方彼此痛打，我也第三次鼻骨破裂（前兩次是高中打橄欖球的時候）。

　　我拚命唸書，最後在五十名學員中以第三名結業。基本訓練結束後是一連串的考試，結果我考上了無線電截聽班。但是無線電截聽班額滿，我又不願等到下一梯次開班，因此他們安插我進文書打字班，可是我根本不會打字。新墨西哥州克羅維斯（Clovis）市外一百哩外的空軍基地人事部，倒有一名打字員缺額。

　　就這樣我去到那裡，整天就用兩根手指頭在打字機前打退伍文件，一邊替那個白癡中士做事，一邊自言自語：「我得想辦法離開這裡。」

　　這一次我的運氣又來了。人事部的隔壁即是「特勤部門」（Special Services）。每次我說「特勤部門」，大家都誤以為是戴綠色扁帽的「特種部隊」。這是特勤部門，說得確切些，是運動特勤部門。我的運動背景讓我覺得投身這部門是我報效國家的最佳方式。

　　我開始四處窺探，在門邊偷聽到裡頭一個傢伙說：「這個計劃要完蛋了。我們找不到人才。」

　　我心想，機會來了。我敲門說：「你們好，我是約翰．道格拉斯。讓我敘述一下我的背景。」

　　我一邊說一邊注意他們的反應，剖繪他們想要的傢伙。我知道我有望了，因為他們彼此互望，好像說：「真是奇蹟！他正是我們要找的人！」所以他們計劃把我從人事部調了過來，從那一天起，我不必再穿制服，只要負責運動計劃，薪水提高。我有資格上「自學課程」（Operation Bootstrap），這項計劃是由政府支付百分之七十五的學費讓我上夜間課和週末課。上課地點是離波特勒斯二十五哩的東新墨西哥大學（Eastern New Mexico University）。我必須彌補大學時的成續，我必須保持非常優異的成績，才能繼續參加課程，雖然累，但卻是生平第一次感覺人生有了目標。

　　我代表空軍參加如網球、足球、羽毛球等激烈運動比賽，表現優異，最後軍方讓我負責基地的高爾夫球場和專業商店，而當時我根本沒打過高爾夫球。不過我穿著名牌的「阿諾帕瑪」（Arnold Palmer）運動衫參加各種比賽，看起來的確有模有樣。有一天基地司令官進來，他想知道那場比賽他應該使用多少壓縮係數的球。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結果一如十年前九年級時的讀書報告，我又被逮到了。

　　「你怎麼會來管這裡？」他不解的說。我馬上被撤離高爾夫球部，調到女士寶石部。聽起來好像很好玩，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石工技藝。我負責女士陶藝和軍官的俱樂部泳池。我心想，這些軍官冒著生命危險飛在越南上空，而我卻在這裡為他們的輕佻老婆拿椅子、毛巾、教他們的小孩游泳。而他們還多付我薪水做這些事，讓我唸大學？

　　我另一項職責似乎與我以前的門禁工作無二。游泳池就在軍官酒吧旁邊，酒吧裡經常擠滿接受戰術指揮訓練的年輕飛行員。我經常必須將發起酒瘋扭打成一團的飛行員拉開，或是把他們從我身上拉開。

　　我在空軍服務的第二年，一邊攻讀學士學位，同時也接觸當地一所幫助殘障兒童的機構。他們需要人手來幫助這些孩子從事休閒活動，於是我志願當義工。我由幾位非軍方人員陪著，帶著十五名小朋友去溜冰、打迷你高爾夫球、打保齡球，或是做其他可以幫助這些小孩子發展技能和能力的運動，每週一次。

　　這些小孩大多是失明、唐氏症或是無法控制運動神經等重病的患者。這種義工不好當，例如我必須雙手各擁一名小孩繞著溜冰場溜冰，同時又要避免他們受傷。儘管如此，我還是相當樂此不疲。事實上我一生中很少有如此能樂在其中的經驗。

　　我每星期在學校前停車時，所有的小孩都會跑出來接我，擠在車旁。我下車後，大家擁抱在一起。每回上完課要離開時，他們也都會依依不捨。我覺得在這一刻自己的收穫如此豐碩，得到這麼多的愛與關懷，這是我不曾有過的感受，我決定每天傍晚來唸故事給他們聽。

　　我在基地教的那些健康、所謂正常的小孩對別人的注意習以為常，父母對他們的要求也是盡量滿足，相形之下這些孩子是如此截然不同。我的「特殊」小孩非常感激別人的付出，儘管殘障，他們始終是友善而渴望冒險的。

　　當時我不知道我和小孩在一起的時候別人正在觀察我。這一點也說明我的觀察力可能不像我自以為的那樣好。總之東新墨西哥大學的心理系人員正在評估我的「表現」，後來他們表示願意提供我四年獎學金，讓我攻讀特殊教育。

　　當時我一直想唸工業心理學，但我喜歡小孩，所以心想這或許是不錯的選擇。但我想自己也可以一邊留在空軍當軍官，一邊發揮所學。因此我將校方的提議提交基地文人主掌的人事處，不過經過一番考慮，他們回覆空軍不需要特教學位的人。我覺得這很奇怪，基地裡有那麼多必須依賴他人生活的人，但這是他們的決定，我也沒辦法。所以我放棄攻讀特教的念頭，但還是繼續我熱愛的義工工作。

　　一九六九年的耶誕節，我準備返家探望親人。我必須開幾百哩的車到阿馬利洛搭飛機回紐約，但我的金龜車禁不起這樣的長途旅行。我在基地最要好的朋友羅伯特．拉方德（Robert LaFond）願意拿他的起亞車和我換。我不想錯過特勤部門的耶誕舞會，但只有和他換車才能及時趕到阿馬利洛。

　　飛機在拉瓜迪亞（La Guardia）機場降落後我下機見到父母。他們面色凝重、震驚，我想不出怎麼一回事。我的人生正開始步上正途，他們實在沒有理由對我失望。

　　原來是他們剛接到一份報告，一名身分不詳的男子駕駛一輛金龜車在基地附近發生車禍喪命，報告對那輛車子的描述非常類似我的車子，所以沒看到我下飛機，他們不知道我是生是死。

　　結果是羅伯特．拉方德和很多傢伙一樣，在耶誕舞會上醉得不省人事。當天在場的人告訴我說，幾名軍官和非戰鬥人員攙扶他出去、把他放到我的車上，車鎖匙正插在發動裝置上。羅伯特醒過來後開車離開基地。當時雪下得很大，冷得要死。他迎面撞上一輛內有兩名母子的客貨兩用車，幸好他們沒受傷，但在我那部爛車內的羅伯特卻撞到方向盤衝出擋風玻璃而喪命。

　　這件事一直在我心中縈繞不去。我和羅伯特是非常好的朋友，我無法不去想他當時若開著他的好車，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了。回基地後我必須整理他的個人財務，裝箱寄回他家。我不時回去看我那部撞得稀爛的車，想像羅伯特和車禍當時的情況。我陪他去買給在佛羅里達潘薩科拉（Pansacola）父母的耶誕禮物寄到家的那一天，正是空軍基地軍官前往他家告訴他父母他們兒子噩耗的日子。

　　我不只悲傷欲絕，更是氣得快要炸掉。就像我後來成為調查員一樣，我不斷到附近詢問，最後把目標縮小到兩名我認為該為羅伯特之死負責的人。我到他們的辦公室，揪住他們，把他們抵到牆上，開始一個一個狠狠地揍，直到有人把我拉開。我氣得快瘋了，根本不在乎什麼軍法審判。在我眼中他們是殺了我最好朋友的兇手。

　　由於軍法審判必須處理我對這兩個人的正式指控，可能會非常麻煩，再加上當時美國已逐漸自越南抽身，軍方會讓只剩幾個月就要退役的人提早離開。所以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人事部讓我提前幾個月走。

　　在軍中服務時我已經唸完大學學位，開始攻讀工業心理學碩士課程。退伍後我靠著「大兵法案」福利金住在克羅維斯一棟每週租金七美元、無窗的地下室公寓，終日與成群結隊、身長三吋的水蠍作戰，每天我一開燈牠們就已經排好作戰隊伍。由於已不能再利用基地的設施，我加入一家破破爛爛的廉價健身俱樂部，其氣氛與內觀與我的公寓相差無幾。

　　一九七○年秋天，我在俱樂部認識一個名叫法蘭克．海恩斯（Frank Haines）的傢伙，後來才知道他是聯邦調查局駐克羅維斯的探員。我們經常一起健身，也就日漸熟了起來。後來我才發現他已從退休的空軍司令官口中聽過我，開始鼓吹我加入聯邦調查局。坦白說我壓根兒就沒想過要從事執法工作。當時我正打算一拿到工業心理學碩士學位就以此為終身職業，到大公司去處理如人事事務、員工協助、壓力管理等問題，這會是比較穩定、固定的將來。在當時我和聯邦調查局唯一的打交道經驗是在蒙大拿念書的時候，託運回家的皮箱被偷，當地調查站的探員約談我，認為我可能故布疑陣以便領取保險金。最後這事不了了之，如果聯邦調查局辦的案子都是這類的，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法蘭克一直堅信我會是很優秀的特別探員，不斷鼓吹我要加入。他幾次邀請我到他家吃晚餐，將我介紹給他太太和兒子，讓我看他的槍和薪水單，這兩樣我沒有一樣比得上。我必須承認，和我窮酸的生活相比，法蘭克簡直就像個國王。於是我決定一試。

　　法蘭克待在新墨西哥州，幾年後我們的工作有了交集。他偵辦一件殺人案，女屍死狀極慘，兇手焚燒屍體以規避偵察，我在法庭上作證。這是我在一九七○年秋天時根本就想不到的事。

　　法蘭克將我的申請表送交阿布奎克（Albuquerque）的調查站辦公室。我接受專為非律師人士設計的標準法律考試。雖然我體型魁梧、體能狀況良好，但是聯邦調查局認為以我一八八公分身高而言，我九十公斤的體重超出應有的標準體重十一公斤。調查局裡唯一超出標準體重的人，是傳奇人物胡佛（J. Edgar Hoover）。我花了兩個禮拜時間只吃減肥凝膠和白水煮蛋，才讓體重輕了下來。同時為了身分證件所需，我也剪了三次頭才照出一張能看的相片。

　　十一月，聯邦調查局決定試用我，起薪為一萬零八百六十九美元。終於我走出那棟令人沮喪、無窗的地下室公寓。如果我當時知道爾後大半輩子的聯邦調查局探員生涯要在另一棟無窗的地下室工作、偵辦更加令人沮喪的案子中度過，不知會作何感想。

第三章　雨滴也可以賭

　　申請者眾，入選者少。

　　這是他們不斷灌輸給我們這些新成員的訊息。幾乎對執法生涯感興趣的人都渴望成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別探員，不過只有少數優秀人才有此機會。調查局長久的光榮傳統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二年，當時一位名為約翰．愛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的政府律師接下了當時貪污橫行、經費不足、管理欠佳的聯邦調查局。在我進去調查局時，這個受人敬重的機構依舊由年高七十五歲的胡佛領導，也仍然採行嚴格的鐵腕政策。因此我們的表現最好別讓調查局失望。

　　局長拍來一封電報，指示我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早上九點前往華盛頓特區賓夕凡尼亞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的「舊郵務大樓」（the old Post office Building）六二五室報到，我將接受十四個星期的訓練，讓我由平民改造為聯邦調查局特別探員。報到之前我回長島家中，父親覺得非常驕傲，竟在屋前揮起了美國國旗。由於在此前幾年在軍中工作的關係，我沒有什麼講究的平民服裝，父親特地為我買了三件「標準」的暗色西裝：一件藍色、一件黑色、一件棕色。此外還有白襯衫、兩雙男皮鞋：一雙黑色、一雙棕色。接著為確定我第一天能準時上班，他還載我到華盛頓特區。

　　沒多久我就熟悉聯邦調查局的規矩和教導。主持我們就職儀式的特別探員要我們拿出金色徽章，一邊注視著徽章，一邊宣誓。我們一起說出誓詞，一邊瞪著徽章上手持天平、劍，雙眼蒙住的正義女神，一邊莊嚴誓言保護美國憲法，免受國內外敵人的侵犯。「拿近一點！近一點！」探員命令著，最後我們盯著徽章的眼睛都成了鬥雞眼。

　　我參加的新探員訓練班成員全是白人。一九七○年時聯邦調查局很少有黑人探員，女性探員則根本沒有。直到長期領導調查局的胡佛過世後，情形才見改變，但即使如此，胡佛依舊具有無形的強大影響力。當時大部分的探員年齡介於二十九歲到三十五歲之間，二十五歲的我算是最年輕的探員之一。

　　調查局一直灌輸我們要提防蘇聯情報員的觀念：蘇聯情報員會企圖分化我們、竊取我們的祕密。他們可能就在你我身邊。他們告訴我們尤其要小心女人！我被洗腦得太成功了，以致後來竟拒絕了也在同棟大樓工作的絕色女子的約會，其實她也不過是要請我吃個飯。當時我擔心這是他們測試我的陷阱。

　　當時位於維吉尼亞州匡提科海軍基地的「聯邦調查局學院」尚未完工啟用，因此我們都在華盛頓特區的「舊郵務大樓」上射擊課、體能訓練以及室內課。

　　每位學員學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聯邦調查局探員不掏槍則已，一掏便要人命。這項政策背後的思考雖是嚴厲卻也合乎邏輯。如果你掏槍，便是決定要射擊。既已決定情勢危急到非用槍不可，想必也是危急到必須取人性命。在這重要時刻，你很少有餘地去計劃如何射擊，也少有時間去想這麼多；而企圖壓制或制伏對方，卻又存在太多危險。你無須讓自己冒不必要的風險，或讓嫌犯有機可逃。

　　我們接受的其他嚴格訓練，包括刑法、指紋分析、暴力犯罪及白領犯罪、逮捕技巧、武器、徒手搏鬥、以及調查局在美國執法扮演的角色歷史。我記得最清楚的課程之一，是訓練開始不久接觸的一個課程。我們稱為「髒字訓練」。

　　「門關上了嗎？」講師如此問著，然後發給我們每人一張單子。「我要你們念這些字。」我記得單子上列有一堆用語，例如狗屎、操他媽的、舔陰道、舔陰莖、屄、龜頭等詞。我們要做的就是牢記這些詞，以後如果辦案時遇到嫌犯口吐這些詞，我們便知道如何應付。此外我們還要確實把任何嫌犯口吐穢言的案件提報給「髒話速記員」，她們不是一般祕書。不騙你，真是這樣！速記員傳統上都是由年長、比較成熟、經驗老到、在看到這些詞後比較自在的女人擔任。我們甚至還要考髒字拼法，之後這些考卷被收回去，我猜打完分數後就被燒毀了。

　　儘管這些訓練看起來有點蠢，我們對於打擊犯罪可都充滿理想，大家都認為自己將能有一番作為。新探員訓練進行到一半時，深受胡佛信賴的副局長喬．卡斯培（Joe Casper）把我叫進辦公室。他在局裡有「和善鬼」的綽號，這絕對不是真心的稱呼，完全出於反諷。卡斯培說我的表現大部分都不錯，但是調查局內部藉以彼此溝通的「局內溝通」一項，我卻是表現欠佳。

　　「長官，我要比其他人強。」我這樣回應。通常這麼急切的人都被形容為「屁股裡冒出火來」，這種態度可以讓你出人頭地，但同時你也變得很顯眼。如果火冒得好，你可能從此平步青雲，但若搞糟了，燙傷將讓你長久成為眾人的焦點。

　　卡斯培或許凶暴，但他並不笨，他已經看過太多「冒出火的人」了。「你想要比其他人強？拿去！」然後他就丟給我整本的術語手冊，要我利用耶誕假期背熟。

　　擔任我訓練班輔導員的恰克．藍斯佛德（Chuck Lundsford）聽到我的事，跑過來問我：「你進去後說些什麼？」我告訴他經過。恰克瞪大眼睛。我們兩人都知道我這下可有得背了。

　　我回家過耶誕節。當家人在歡樂時，我卻埋首溝通手冊中，毫無度假的感覺。

　　一月初回到華盛頓後，我必須考筆試，奮力為自己爭取最好的成績。當另一位輔導員查理．布萊斯（Charlie Price）告訴我考了九十九分時，我真是感到無比欣慰。「事實上你考了一百分。」查理偷偷告訴我，「但是胡佛先生說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

　　十四星期的訓練進行一半時，局裡徵詢我們每個人將來分發單位的意願。聯邦調查局大部分成員都分散到全美四十九個調查站。我感覺到這選擇意味著調查局與新成員之間的較量。我來自紐約，不想再回去。我推測洛杉磯、舊金山、邁阿密、特別是西雅圖和聖地牙哥會是最搶手的地點。因此我選了沒那麼熱門的城市，這樣我比較有可能獲選第一志願。

　　我選擇亞特蘭大，結果我被分發到底特律。

　　一結業後我們都拿到永久證書、一把點三八的六發左輪手槍、六枚子彈，以及儘快離開此地的指示。總部很害怕經驗不足的新成員會在胡佛先生眼前的華盛頓惹出麻煩，每個人可都會倒大楣。

　　《底特律生存指南》（Survival Guide to Detroit）這本書是我拿到的另一樣東西。底特律是全美種族最為對立的地區，一九六七年暴動的影響猶在。底特律一年發生八百多件謀殺案，堪稱全美犯罪的首都。我們在底特律的調查站有集體打賭的風氣，我們賭每年年底總計會發生幾件謀殺案。一如大部分的新成員，我剛開始也是充滿理想、精力充沛，但是不久就了解到必須面對現實。我在空軍待了四年，其中最像樣的戰鬥也不過是因為打橄欖球和拳擊時鼻子受傷，必須動手術，被送到基地醫院與越戰中受傷的戰士鄰床。所以在去底特律之前，我根本沒有被視為敵人的經驗。聯邦調查局在許多地方相當不受歡迎，他們滲入大學，組織線民系統。我們開著灰暗的車，非常顯眼。許多地區的人都會拿石頭丟我們。他們的德國牧羊犬和短毛獵犬也不太喜歡我們。局裡曾告訴我們，我們若沒有足夠的保護裝置或槍枝，不要去城裡某些地區。

　　地方警察也討厭我們。他們指責調查局搶功，在案子尚未完結前即發佈新聞，然後將警察偵破的案件加入聯邦調查局的破案率。諷刺的是，一九七一年，也就是我第一年辦案的時期，聯邦調查局雇用了約一千名的新探員，我們在街上的實務訓練絕大部分來自將我們納入其保護羽翼下的地方警察，而非調查局。我們那一輩特別探員的成就，毫無疑問要歸功於全美各地警官的專業以及慷慨大度。

　　銀行搶劫案尤其猖獗。每逢星期五銀行都會儲備現金應付支薪，我們普通平均要偵辦兩三件武裝搶案，有時還會高達五件。在底特律銀行普遍使用防彈玻璃之前，出納員被殺或受傷的案件多得驚人。銀行監視器曾錄下一樁犯罪案件：一個銀行經理在桌旁被槍殺，一對想要申請貸款的夫妻坐在對面，飽受驚嚇的他們無助地望著。搶匪不高興經理打不開定時金庫。不只是手握數十萬元現金的銀行經理才會遭此橫禍，在有些地區，即使在麥當勞這種地方工作的員工也同樣危險。

　　我被分派到「打擊犯罪組」（the Reactive Crimes Unit），顧名思義，這個單位是對例如銀行搶案或勒索等已經發生的犯罪作出反應。在這單位我與「潛逃避訴小組」合作。這個小組的全名是「非法潛逃以避起訴（Unlawful Flight to Avoid Prosecution，UFAP）小組」。這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因為這個小組總是會目睹許多行動。全辦公室除了會在年底就謀殺案件件數下賭注外，我們這單位也比賽一天內誰抓到最多犯人。這就像汽車經銷商之間比賽在一定時間內誰的銷售業績最好一樣。

　　那時我們最忙的工作線是所謂的「四二分類」，亦即逃兵。越戰將美國一分為二，許多傢伙一逃兵就死也不回去。專辦「四二分類」的警官被攻擊的次數多過偵辦其他逃犯的警官遭攻擊的次數。

　　我第一次與「潛逃避訴小組」合作的經驗，是去追蹤一名陸軍逃兵到他工作的加油站。我表明身分，心想他會乖乖就範。誰知他突然抽出一枝銼得光滑、臨時權充為刀子的東西，纏著黑色膠帶的把手向著我。我忙往後退，差點就被刺到。然後我向他撲了過去，把他朝加油站的玻璃門撞去，他倒在地上，我的膝蓋壓在他背上，我拿出槍頂在他頭上。這時經理對我叫嚷，罵我竟把這麼好的員工抓走。我究竟在做什麼？這就是我當初想像的工作生涯嗎？我值得不時冒生命危險來抓這些下層社會的人嗎？當初若是走工業心理路線不是很好嗎！

　　追捕逃兵除了造成情緒混亂外，也在軍方和聯邦調查局之間製造對立。有時我們帶著拘票、找出逃兵藏匿的地方，就在街上當場將他逮捕。憤怒的逃兵會抵抗、用手關節敲打義肢，並告訴我們他在越戰中受傷、拿過「紫心勳章」和「銀星勳章」。不論是自願回軍中或是被軍隊抓到的逃兵，全都被送到越南以示懲罰。這些逃兵後來在作戰時有許多表現優異，但是軍方沒告訴我們，所以我們依舊當他們是擅離職守的逃兵。我們對此非常光火。

　　更糟的是有時我們按照記錄的住址找到逃兵的住處，卻遇見他的太太或父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非常氣憤的說我們要抓的人早就英勇戰死沙場。原來我們追捕的是戰場上的死人，而軍方卻從來不告訴我們。

　　不管你從事哪行，當你真正去做的時候，你才會明白學校或訓練課程沒教你的那些大小事情。舉例來說，你的槍在各種情形下該怎麼放？例如上公廁時，槍該怎麼放？你是把槍放在地上呢？還是掛在門上？有一陣子我把槍放在大腿上，但覺得非常緊張。這是我們都會碰到的事，但卻又不好跟資深的同事討論。我上班一個月以後，這問題開始困擾我。

　　搬到底特律後我又買了另一輛金龜車，不過諷刺的是，連續殺人犯也是選用這種車。泰德．邦帝（Ted Bundy）有一輛，最後也是靠著這輛車才找出兇手是他。有一次我開車到一所購物中心買西裝。因為我可能會試穿衣服，我想最好把槍放在安全的地方，所以把槍放在貯物箱，然後進入店裡。

　　金龜車具有幾點有趣的特徵。因為引擎在後方，備胎就放在前方的車廂內。由於金龜車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車種，更別提很容易打開車門，所以備胎偷竊案相當常見。畢竟大家都需要有備胎。最後也相當重要的一點是，車廂可以從貯物箱裡的開關打開。

　　我相信你猜到我要說什麼。我出來走到車邊，發現窗戶被人打破。我後來試圖重現這手法相當高明的案件做案情景──想偷輪胎的小偷闖入車內，打開貯物廂開車廂偷輪胎，卻發現裡頭有樣更好的東西。我會有此推論，是因為槍不見了，但輪胎卻還在。

　　「去他的！」我自言道。「我正式工作還不到三十天，卻已經供應武器給敵人了！」我知道遺失槍枝或證件意味著馬上就會收到一張申誡通知，所以我去找小組組長鮑伯．費茲派特克（Bob Fitzpatrick）。費茲派特克體格高大，像極了一個慈父。他穿著整齊，在調查局裡是位頗具傳奇色彩的人。他知道我霉運當頭、心情非常惡劣。丟槍一事必須上呈給局長，這下事情可大了，這將是我人事檔案的第一筆記錄。他說我們必須想出一個合理的藉口，就說我因為一心在維持公共秩序，不願冒險讓店員突然看到我的槍，以為我要行搶。費茲派特克安慰我說，短期內我不太可能會晉升，只要我從此不出任何差錯，這次的申誡對我影響不會太大。

　　這就是我的解決之道，這次的丟槍事件讓我耿耿於懷了好一段時間。十五年後我從調查局退休，交回匡提科槍彈庫的「史密斯─威森十型」（Smith ＆ Wesson Model 10）的槍並非我原來那把槍。謝天謝地，第一把槍未被拿來犯案。事實上那把槍就此消失不見了。

　　我與其他兩名單身探員鮑伯．麥格尼葛（Bob McGonige）和傑克．昆斯特（Jack Kunst）住在密西根州的泰勒（Taylor）區，此區位於底特律南方郊區。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鮑伯後來還擔任我的伴郎。他也是個怪人，穿著深色絲絨西裝和淡紫色襯衫，即使審問嫌犯也是這麼穿。他似乎是聯邦調查局內唯一不怕胡佛的人。後來鮑伯從事祕密工作，根本連西裝都不用再穿。

　　他在調查局內最先是擔任內勤職員，後來內升為特別探員。聯邦調查局部分最優秀的探員都是內勤職員出身，包括後來我為「調查支援組」挑選的幾名探員。然而有些圈子很討厭內勤出身的探員，彷彿他們能成為探員，全因受到上層青睞而已。

　　鮑伯是我認識的探員中最擅長「裝腔」的人。這是我們為逮捕犯人而想出的「防制技巧」，特別是嚇嫌犯的時候，這招尤其管用。

　　鮑伯擅長模仿口音。如果嫌犯是黑道出身，他就會模仿義大利口音。對付「黑豹黨」人（the Balck Panthers），他就裝成街頭混混。除此之外他還能模仿回教徒的阿拉伯口音、愛爾蘭的土腔、移民的猶太口音，以及中上階層的白人口音、他不只能將腔調模仿得惟妙惟肖，更能依照人物身分所需改變宇彙與用詞。鮑伯這麼厲害，所以有一次他打電話給喬．德爾．坎波（Joe Del Campo）（下一章將會提到這名探員），聽他說話之後，喬相信他是一名黑人激進分子，願意擔任聯邦調查局的線民。那時候由於壓力大，我們必須在市內佈線。鮑伯與喬約好時間見面，喬認為自己做了一件大事。結果喬等不到人，隔天在辦公室聽到鮑伯以模仿的口音跟他打招呼時，簡直氣炸了！

　　逮捕壞人是一件事，但不久我發現自己對兇手做案的思考過程很感興趣。每次抓到人，我都會問他問題，比如他為何會選擇這家銀行而不選其他銀行，或是他為何會挑選這特定對象下手。當時我們都知道搶匪特別喜歡挑選星期五下午搶銀行，因為此時銀行內的錢最多。只是除此之外，我還想了解他們計劃搶劫與進行搶劫會有些什麼考慮？

　　我一定不是讓人看了會心生恐懼的那種人，就像在學校一樣，一般人都能自在地與我暢談。我問得越多，越了解到犯案成功的人都是優秀的剖繪員。他們會經仔細思考、詳細研究，剖繪出最喜歡哪一種銀行。有些人喜歡靠近主要幹道或州際公路的銀行，這樣要逃比較容易，警方要出動追捕時他們早已逃之夭夭。有些人喜歡孤立的小分行，例如設在拖車上的臨時銀行。許多搶匪會事先探查銀行、記下地形、了解員工人數、不同時段大廳裡可能會有多少顧客。有時他們會不斷去找，直到找到一家沒有男性職員的銀行，再選定這家下手。靠馬路沒有窗戶的建築物最好，這樣外面就沒有人可以目睹搶案過程，裡頭的證人也無法指認逃逸的車子。手法最高明的搶犯都會認為遞上寫有搶劫的便條紙要比揮著槍在大庭廣眾之下喊搶來得好，而且他們都會在離開前拿回便條紙，以免留下證據。接運贓款的車最好是偷來的，設想如果周到，會事先把車停好，才不會臨時靠邊停車，引人注意。你走進銀行，得手後再開車逃逸。搶犯若於某一銀行行搶成功，可能會觀察銀行一陣子，如果狀況依舊不變，幾個月後他會在同一家銀行二度下手。

　　在所有的公共設施中，銀行是最佳的行搶對象。做後續調查時我非常驚訝地發現，許多銀行經常大意到忘了裝監視器的底片，或是不小心關掉無聲響警報器卻又忘了重新打開，再不就是常常誤觸警報器，一旦真的發生事情，警方反而不當一回事，姍姍來遲。這好比是對犯案手法老道的搶犯亮出「來搶我」的告示牌一樣。

　　但是如果你開始「剖繪」──當時我尚未使用這個詞來形容這過程──這些案件，你就可以看到作案模式，一旦你一看出模式，就可以開始採取防制技巧來抓壞人。例如你一發現激增的銀行搶案似乎手法都一致，如果你跟犯人談得夠多、了解到他們的著眼點為何，你就可以在符合這些情況的銀行加強警備。銀行內若經常派有警力或聯邦調查局的便衣小組，當然就無須大費周章。事實上你可以迫使搶犯挑選你選中的銀行，再去守株待兔。這種防制技巧一經採行，銀行搶案的破案率便上升。

　　我們當時的一舉一動，正如一九二四年以來的前輩一樣，全都逃不過胡佛的監視。在現今這個官位變動猶如走馬燈、要接受民意監督的時代，很難想像當時胡佛的權力以及他對聯邦調查局，甚至政府官員、媒體、整個社會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如果你想撰寫有關調查局的書或劇本，例如一九五○年代唐．懷特海德（Don Whitehead）的暢銷書《聯邦調查局的故事》（The Story of FBI），或是改編自此書、詹姆斯．史都華（James Stewart）主演的賣座電影，或是將調查局拍成電視劇，例如一九七○年代小埃福藍．秦巴利（Efrem Zimbalist Jr.）主演的《聯邦調查局》（The FBI），你必須得到胡佛的點頭同意和祝賀。同樣的，如果你是政府官員，就得終日不安，害怕調查局長握有你的小辮子，特別是他好意通知你聯邦調查局正在揭發一項不懷好意的謠言。他會盡力確保這謠言不會公開，以免對你不利。

　　沒有一處地方能比聯邦調查局和調查局管理階層更能讓你深刻感受到胡佛的神祕。大家都認為聯邦調查局能具有如此的權威和受人景仰，完全要歸功於胡佛，他不遺餘力的爭取增加預算和調薪。下屬對他是既敬又懼，你若覺得他也沒什麼了不起，千萬別表現出來。調查局內的紀律嚴格，對各處室的評估監督也是不留情面。監督者若找不出幾件下屬要改進的地方，胡佛會懷疑他在打馬虎眼，這就是說他每次都得開出幾張申誡通知。不管這些申誡通知合不合理。這就像要開一定張數的交通罰單一漾。情形演變到最後，主管探員（SAC）就會找暫時不會升遷、申誡通知對仕途影響不大的代罪羔羊來頂罪。

　　有一次發生一件事，在經歷一九九五年奧克拉荷馬市駭人的聯邦大樓爆炸案後，這件事或許不再有人認為好笑：有一次檢查過後，聯邦調查局辦公室接到一通放置炸彈的恐嚇電話。經過追蹤發現，這通電話是在調查站所處的市中心聯邦大樓外的電話亭打的。總部當局便把這座電話亭移走，要把電話上的指紋拿來和調查局內三百五十名員工的指紋比對。幸好他們還有理性，比對工作並沒有做。不過卻由此可以看出胡佛的政策所引起的緊張情勢。

　　調查局內辦事有其標準程序。雖然我從未單獨面見過胡佛，但我辦公室放有一張他的親筆簽名相片。年輕探員要取得這樣一張相片甚至也有標準程序。負責的主管探員要我們請他的祕書為你寫一封拍馬屁的信，說你多麼以能成為聯邦調查局的特別探員為榮，以及你有多仰慕胡佛。信如果寫得合宜，他就會送你一張相片和對你的祝福，別人就可看出你和上層的個人關係如何了。

　　其他有些程序我們不確定是怎麼產生的，究竟是胡佛個人的指令呢，或僅是他人過分揣摩胡佛心意的結果？這就不得而知了。局裡上下都應該加班，每個人的表現都應該比一般水準要高。你大概也看得到難處。月復一月，加班時間越來越長。進入調查局的探員原本或許士氣高昂、正直不阿，如今也都學會把時間灌水。而就像挨家挨戶銷售員那樣，探員連辦公室都不願意進，甚至打個電話都不肯。因此每個人都發展出自己一套辦公習慣來應付。我就常常在公共圖書館的讀書室研究案件。

　　胡佛聖人的忠實信徒之一是我們的主管探員、人稱「葡萄」的尼爾．威爾希（Neil Welch）。威爾希體格高大，約一九三公分高，戴著角質鏡架的厚眼鏡。他為人嚴厲、堅毅，一點也不和藹，絲毫也不含糊。他在調查局官運亨通，例如後來他接掌了費城和紐約的調查站。有一種說法是若胡佛「再見」以後，他將接替胡佛的位置。在紐約，威爾希組織了一個小組，首次有效執行聯邦對抗組織犯罪而定的「權力詐騙及貪污機關」（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RICO）共謀法規。不過在底特律時期，他可是一絲不苟，照章行事。

　　當然，威爾希和鮑伯．麥格尼葛免不了會發生衝突，這衝突就發生在某個星期六。當時我們在家，鮑伯接到威爾希一通電話，叫他馬上去見他，我們的小組長鮑伯．費茲派特克也一道去。所以麥格尼葛進去，威爾希告訴他有人打這支電話到紐澤西州。打電話辦私事是違反規定。事實上他的行為可以有另一種解釋，不過在聯邦調查局你再怎麼小心也還是會出錯。

　　個性火暴的威爾希開場多半會使用高明的質問技巧，讓對方下不了台。「好，麥格尼葛，你說這些電話是怎麼回事？」

　　鮑伯就一五一十把所能想到打過的電話全說出來，因為他害怕威爾希精彩的好戲還在後頭，所以想承認這些小事或許可以平息這個主管探員的憤怒。

　　威爾希站了起來，威嚴的身軀靠在桌邊，氣勢洶洶地手指著鮑伯：「麥格尼葛，我警告你。你已經兩好球了。首先你是內勤職員出身，他媽的，我最討厭內勤職員。其次如果再讓我看見你穿著淡紫色襯衫，特別是在審問犯人時，我就把你踢到東傑佛遜街。再讓我看見你靠近電話。我就會把你丟下電梯間！現在給我滾！」

　　鮑伯灰頭土臉地回來，心想這下八成被炒魷魚了。我和傑克．昆斯特也為他感到難過。但是隔天費茲派特克告訴我，麥格尼葛離開後，他和威爾希坐在那裡笑到肚子痛。

　　幾年後我領導「調查支援組」，時常有人問我，既然我們對犯罪行為和犯罪現場分析這麼有研究，我們做案是否就能天衣無縫。我總是告訴他們不可能，即使我們有研究，我們在作案時依舊會有所疏失。我認為麥格尼葛和威爾希之間的事件證明了即便是一流的聯邦調查局探員，面對高明的審問也難免不敵其壓力。

　　順便一提，鮑伯自從那天星期六下午出了主管探員的辦公室以後，出門一定是穿上最最雪白的襯衫……直到威爾希調到費城為止。

　　胡佛提出的預算能在國會過關的重要籌碼是他交出的統計數字。單只為了讓局長交得出這些數字，調查站就要全體出動。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七二年初，威爾希承諾局長要抓到一百五十件賭博案件。這似乎是當時需要加強的項目，所以我們精心設計圈套、安插線民、搭線竊聽，計劃縝密，一切只為每年規模最大的非法賭博日──「超級盃週日」（Super Bowel Sunday）。在此前一年以極相近的比數輸給「巴爾的摩公馬隊」的「達拉斯牛仔隊」正在紐奧爾良與邁阿密的「海豚隊」比賽。

　　抓賽馬賭注經紀人必須迅雷不及掩耳、動作準確，因為他們會使用立刻就能燃燒的火紙或是遇水即溶的馬鈴薯紙。當天斷斷續續下著雨，注定整個行動會是一團亂。

　　在下著雨的下午我們的突擊行動抓到兩百多名賭徒。同時我命人將一名犯人戴上手銬押到車後，準備帶回軍火庫登記入冊進行指控。這名犯人是個迷人的傢伙、個性隨和。他長相英俊，看起來有點像保羅紐曼。他說：「等到這一波過去，我們應該找個機會聚一聚，打打網球。」

　　他還算容易親近，所以我就開始問他問題，就像我問銀行搶匪一樣。「你為什麼走這一途？」「我喜歡。」他這樣回答，「約翰，你今天可以把我們全部抓起來，不過這沒什麼影響。」「像你這樣聰明的傢伙，正當賺錢應該不難。」他搖了搖頭，好像在說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此時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他往旁邊看去，我的視線也跟著朝向車窗。「你看到那兩滴雨滴嗎？」他指著雨。「我敢打賭左邊那滴會比右邊那滴早些落地。我們不需要『超級盃』。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兩滴雨滴就行了。約翰，無論如何你是阻止不了我們的，這是我們的本性。」

　　對我而言，這短暫的交談宛如晴天霹靂，霎那間使我茅塞頓開。現在回想起來或許天真，但是我一直在探索的答案、銀行搶案和罪犯的研究突然間一清二楚了。

　　這是我們的本性。

　　有些東西是與生俱來的，潛藏在罪犯的內心，逼迫他們以一種特定方式去做某些事。後來當我開始研究連續殺人犯心理與做案動機時，我開始分析犯罪現場中透露的行為線索。我會去尋找與案件和犯人有密切關連的一項因素或一組因素，找出能夠代表犯人個性的因素。

　　最後我終於找出「簽名」（signature）一詞來描述這種靜態的獨特因素和個人強迫力。這和傳統的會改變的「犯罪手法」（modus operandi）概念不同。這就是我們「調查支援組」的工作重點。

　　結果我們在「超級盃週日」抓到的幾百名賭犯都以法律程序交保，因為當初為了趕突擊行動的時機，等不及大法官簽署搜索狀便由大法官助理代簽。不過威爾希還是履行承諾，將數字交給胡佛，這份名單之長，足以對國會產生預期的影響。而我也得到我執法生涯中最重要的領悟，亦即雨滴也可以用來打賭。

第四章　兩個世界之間

　　這是一件州際搶劫案件，價值十萬美元的蘇格蘭威士忌酒遭竊。此時值一九七一年春天，我來到底特律工作已六個月。倉庫的工頭向我們透露他們要拿錢換回被偷的酒的地點。

　　這案件由我們聯邦調查局和底特律警察局聯合出擊，但是彼此各自為政。只有雙方上級在討論，不過他們的討論結果下屬並不知情，所以一開始進行逮捕行動，彼此都不確定對方在做什麼。

　　時間是晚上，地點在市郊，靠近鐵軌旁，我開著聯邦調查局的一輛勤務車，身旁坐著我們小組組長鮑伯．費茲派特克。消息是費茲派特克的線民提供，負責這案件的探員是鮑伯．麥格尼葛。

　　無線電傳來：「抓住他們！抓住他們！」我們都緊急煞車，圍住半拖車。司機開車門衝出來開始跑。我打開車門掏出槍，和另一部車的探員開始追捕他。

　　夜色漆黑，我們穿著輕便服裝，沒穿西裝，也沒打領帶什麼的。此時一名穿著制服的警察拿出霰彈槍對準我大叫：「不要動！我是警察！把槍放下！」我永遠記得他的眼白。此時我們相距不到八呎，我知道這個傢伙會拿槍射我。我不動，心想我要是亂動就完了。

　　正當我要放下槍舉起雙手，費茲派特克發狂似的大叫：「他是聯邦調查局的！他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

　　這名警察放低槍，我本能的拔腿開始追捕那名司機，努力要追趕上剛剛錯失的距離。我和另一名探員同時追到他。我們將他擊倒在地，粗暴地將他銬上手銬。當我想到自己要被射死那一剎那，是我這輩子最恐怖的經歷之一。從那時候起，好幾次當我努力想像自己是遭強暴或遭殺害的受害者，或是當我逼自己去想像他們在遭到攻擊那一刻心中在想什麼以及感受時，我都會回想起我的恐懼，這有助於我從受害者的觀點去真正了解案情。

　　當我們許多年輕小伙子拚命的逮捕犯人之際，不少不再活躍的前輩抱持的態度卻似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拚死拚活薪水還不是一樣，主動出擊是業務員的觀念。由於上級鼓勵我們應該多走出辦公室，結果逛櫥窗、在公園裡閒坐、看《華爾街日報》，就成了部分探員最喜歡的消遣。

　　此時的我尚事事愛出頭，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寫張條子，建議實施績效嘉獎制度來鼓勵辦案績效最好的探員。我把這張條子交給我們的「助理主管探員」（ASAC）湯姆．納利（Tom Naly）。

　　湯姆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關上門，從桌上拿起那張條子，和藹的對我微笑。「約翰，你在緊張什麼？你會晉升到十一職等。」說著他就把條子撕成兩半。

　　「你會晉升到十二職等。」說著又把條子再撕成兩半。「你會晉升到十三職等。」他再撕成兩半，此時他真的笑了。「道格拉斯，不要去改變局面。」這是他最後對我的忠告，同時他把撕碎的字條丟進垃圾桶。

　　十五年後，胡佛早已過世，至少已不再有什麼影響力了，這時聯邦調查局果真開始實行績效嘉獎制度。不過這套制度真正施行起來顯然是他們自己來，我並沒有幫上忙。

　　五月的一個傍晚──事實上我記得是五月十七日後的那個禮拜五，原因你待會兒就會知道──我和鮑伯．麥格尼葛和傑克．昆斯特去我們經常光顧的酒吧。這家酒吧就在我們辦公室對街，名叫「吉姆車庫」。那天有一個搖滾樂團在表演，我們都喝了不少啤酒。突然進來一位美麗的年輕女郎，身後跟著她的女友。她讓我想起年輕時代的蘇菲亞羅蘭，穿著藍色的短洋裝、幾乎包住整個大腿的長統靴，一身當時流行的時髦打扮。

　　我大叫：「嗨！藍衣女郎，來這裡！」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和她的朋友真的過來了。她名叫潘蜜．莫迪卡（Pam Modica），我們開始聊天，很合得來。原來當天是她二十一歲生日，她和朋友是來慶祝她終於到了可以喝酒的法定年齡了。她似乎很欣賞我的幽默。後來我才知道她對我的第一印象是長得帥，但是留著政府規定的短髮看起來有點蠢。後來我們離開酒吧，當天晚上換了好幾家酒吧喝酒。

　　後來幾週我們開始比較熟識。她住在底特律市內，高中上的是學生幾乎全為黑人的柏興高中（Pershing High），棒球明星艾文．海斯（Evil Hayes）就是讀這所高中。我們相遇時，她正就讀於宜柏西藍蒂（Ypsilanti）的東密西根大學。

　　我們的感情進展很快速，只是潘蜜的社交也為此受到影響。當時是一九七一年，越戰還在打，校園彌漫著對聯邦調查局的不信任。她許多朋友不願跟我們來往，相信我是密探，會將他們的活動報告給上級。這些小孩子還沒重要到需要監視，這種想法真是可笑，不過當時聯邦調查局的確在做這種事。

　　我記得有一次跟潘蜜去上社會學課。我坐在教室後面聽課，講師是一位思想激進的年輕副教授，非常酷，非常時髦。我注視著教授，她也一直注視著我，顯然她不喜歡我在那裡．任何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人都是敵人，即使他只是學生的男友也是一樣。現在回想這件事情，我了解到有時候作你自己也能產生如此令人不安的效果，我和我的單位利用了這一點。在一件發生於阿拉斯加的殘暴謀殺案件中，我的黑人同事傑德．雷（Jud Ray）讓一名有種族偏見的被告坐立不安，因為他故意坐在被告的女友旁邊，還和她有說有笑。

　　潘蜜在東密西根大學的前幾年，出現了一名連續殺人犯，不過當時我們尚未使用這個詞。他第一次做案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一位名叫瑪麗．芙雷薩（Mary Fleszar）的年輕女子自校園中失蹤。一個月後她遭肢解的屍體被人發現。她被刺死，手腳被砍掉。一年後鄰近安阿爾柏（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女學生裘安．薛爾（Joan Schell）的屍體被發現。她遭人強暴，身中五十多刀。接著在宜柏西藍蒂又發現另一具屍體。

　　這些爾後稱為「密西根謀殺案」的殺人事件越來越嚴重，兩所大學的女學生都生活在恐懼當中。每具被發現的屍體的死狀都是慘不忍睹。直到一九六九年密西根大學一位名叫約翰．諾曼．柯林斯（John Norman Collins）的學生被逮捕時──逮捕他的人正是他擔任州警、名叫大衛．萊克（David Leik）的舅舅──已有六名大學生和一名十三歲的女孩遭到毒手。

　　在我進入調查局三個月前，柯林斯被定罪，法官判他終生監禁。但是我常在想，如果調查局當時就知道我們現在的工作，我們或許就能誘使這名魔鬼現身，也就不會發生這麼多慘案。即使兇手繩之以法，學生的恐懼依舊揮之不去，一如幾年後秦德．邦帝的幽靈散佈在大學中一樣。這些令人髮指的案件成為潘蜜大學新鮮人生活的主要記憶，我對此也是記憶深刻。當我後來開始研究、追捕連續殺人犯，我想很有可能──至少在潛意識裡──是因為約翰．諾曼．柯林斯和遭他殺害的美麗、無辜的受害者一直縈繞在我心頭的緣故。

　　我比潘蜜大五歲，不過由於她當時還在大學念書而我已經從事執法工作，我們中間似乎有一道代溝。在他人面前，她經常話不多，和我的朋友在一起她看起來很柔順，說真的，有時候我們也會利用這一點。

　　有一回我和鮑伯．麥格尼葛和潘蜜約好在一家可以俯視市中心的旅館餐廳吃午餐。我們兩人都穿得西裝筆挺，潘蜜則是穿著帥氣的大學便服。用完餐後我們搭電梯到一樓大廳，電梯似乎每層樓都停，每停一次，電梯內的人就越來越多。

　　電梯搭到一半時，鮑伯跟潘蜜說：「今天這頓飯吃得真是愉快。下次我們再到市區來，一定會打電話跟你聯絡。」

　　後來我搭腔了，不過潘蜜低著頭努力不去管我在說什麼。「下次我帶鮮奶油，你帶櫻桃。」電梯裡其他人都看著我們，不自在的扭動身軀，最後潘蜜終於忍不住笑了出來。這時大家都看著我們三人，彷彿我們是變態。

　　潘蜜定於秋季班前往英格蘭柯芬特里（Coventry）當交換學生。八月底她飛到英國，此時我才確定她就是我要共度此生的女孩。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問潘蜜她對我是否也有這樣的感覺。我想她一定也是這樣想。

　　潘蜜在英國的時期，我們通信頻繁。我常常去她家。潘蜜的父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去世。她母親羅莎莉非常好客，我一個星期都在她家吃好幾天晚餐，剖繪潘蜜和她的兄妹，並藉此找出潘蜜的個性。

　　這一時期我又遇見一位潘蜜後來稱為「高爾夫寶貝」的女孩（不過她們兩人從未碰過面）。我們也是在酒吧相遇，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一定太常光顧酒吧了。她二十幾歲，非常迷人，剛從大學畢業。我們才剛認識，她就堅持要我去她家吃晚餐。

　　原來她住在迪爾波恩（Dearborn），福特公司全球總部就在這裡。她父親是大汽車公司的主管。他們一家人住在一棟石屋裡，有游泳池，有藝術品原作、高級傢具。她父親近五十歲，事業有成。我們坐在餐桌旁，兩旁坐著她的弟妹。我開始剖繪這個家庭，試圖算出她們家財產的淨值。同時他們也正在評估我。

　　事情進展得很順利。他們似乎對我的聯邦調查局探員身分很有好感，這與潘蜜的圈子對我的觀感大不相同。不過當然這些人也有他們守舊的一面。我真的越來越緊張，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們幾乎要我立刻結婚。

　　他父親問我的家庭、我的背景、我的軍旅生涯。我告訴他我負責空軍基地體育設施。然後他告訴我他和一位同事在底特律附近擁有一座高爾夫球場。他述說著球場的平坦球道、急轉彎區。我對他的財產的估計至此又向上增加。「約翰，你打高爾夫球嗎？」他問我。「我不打，爸。」我想都沒想就這樣回答。「不過我很想學。」就這樣。我們都大笑。那天晚上我在她家過夜，睡在小房間的沙發上。深夜這個女孩來找我，她也不知怎麼著就能「夜遊」下樓來看我。也許是因為待在這高級房子裡，也或許是加入調查局後害怕被設計的本能，我很害怕她的積極主動，這份強勢與她們家人的表現不謀而合。享受了豐盛的晚餐和慇勤招待後，隔天清晨我就離開了。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好命的機會。

　　一九七一年耶誕節前幾天，潘蜜自英國回來。我已經決定求婚，也買了一顆訂婚鑽戒。那時候你想買的東西都必須到與調查局簽有合約的店去買。賣給我戒指的商店為感激調查局偵破一件珠寶偷竊案，提供給探員相當好的折扣。

　　我用優惠折扣買得起的最大戒指是一點二五克拉。我決定把戒指放在香檳酒杯中，不只讓她覺得我絕頂聰明，也讓戒指看起來像有三克拉的價值。我帶潘蜜到她家附近的一家義大利餐廳吃飯。我打算她起身去上廁所時把戒指放入她的杯中。

　　但是她沒上廁所。隔天晚上我們又去同一家餐廳，結果又一樣。身為探員，我常需要跟監，有時在車上一坐就是好幾小時，想上廁所也只有強忍著，因此我實在是佩服潘蜜。不過也許這是上帝的旨意，我還不到結婚的時候。

　　隔天晚上是平安夜，我到她家過節，一家人圍在一起。這是不可錯失的良機。我們一直都在喝她最喜歡喝的義大利白葡萄酒。最後她終於起身到廚房去。回來後她坐在我大腿上，我們互相舉杯，若不是我阻止她，她早就把戒指吞下去了。看起來像三克拉的戒指她居然視若無睹，還要我點明。不知這其中是否隱含什麼訊息。

　　不過重要的是，我已經設計好我的「偵訊場合」，以達到我要的目標。四周坐的她兄弟姊妹和媽媽都喜歡我，如此精心安排的場合，潘蜜幾乎沒什麼選擇。她說願意。於是我們預定次年六月結婚。

　　第二年進行分發作業，大部分單身探員都被分發到紐約或芝加哥，上級的想法是有家室的探員調動比較麻煩。我沒有特別喜歡的地方，結果被分發到密爾瓦基（Milwaukee）。我從未去過這個地方，也不確切知道其位置，不過聽起來還好。一月我就先過去安定下來，結婚後潘蜜再與我會合。

　　我找到的「朱諾村公寓」位於朱諾大道（Juneau Avenue）上，離位於北傑克森街上聯邦大樓的密爾瓦基調查站不遠。後來發現這真是失策，因為不管發生事情，回覆總是：「去找道格拉斯。他家只有三條街遠。」

　　我尚未到密爾瓦基之前，辦公室的女職員都已知道我是誰，說得確切些，我是僅有的兩位單身探員之一。剛去的前幾個禮拜，她們都爭相替我記錄我的口述，然而我根本沒什麼口述可供記錄。大家都想接近我。不過幾週後我已訂婚的消息傳開，我馬上變成五天份的芳香劑放到第六天那般乏人問津。

　　密爾瓦基調查站的氣氛與底特律無異，甚至更差。我的第一位主管探員名叫艾德．海斯（Ed Hays），大家都叫他「快速艾迪」。他的臉總是紅通通的（他退休後不久即死於高血壓），老是捻手指吼叫：「滾出辦公室！滾出辦公室！」我說：「我要到哪裡去？我才剛來，沒車也沒什麼案子要辦。」他吼回來：「我不管你可以去那裡，就是給我滾出辦公室！」於是我只好離開。那段時間上圖書館或是走在辦公室附近的威斯康辛大道上，常常可以發現幾位探員因為沒地方去而在逛街。就在這一陣子，我向與調查局簽有合約的汽車經銷商買了第二部車：福特「特利諾」。

　　我的下一位主管赫伯．何克西（Herb Hoxie）是自阿肯色斯州的小岩城調來。每位主管最頭痛的就是招募新探員，何克西剛來就遇上人員短缺問題。每個調查站對於探員和內勤每月都有定額。

　　何克西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告訴我要負責招募事宜。這項任務因為需要四處奔波，多半落在單身傢伙頭上。

　　「為什麼是我？」我問道。

　　「因為我們必須換掉負責這事的人，他沒被炒魷魚算他運氣。」這傢伙到當地高中去與女學生面談職員工作。當時胡佛仍在世，女性是不准擔任特別探員的。他從事先準備好的問題抽幾題來問，其中一題是「你是處女嗎？」女學生若回答不是，他就邀對方出去。於是家長開始反彈，主管只得將他換掉。

　　我開始四處奔波招募新員。沒多久我帶回比定額多四倍的人員。我的招募績效是全美最好的。問題是我表現得實在太好了，他們不放過我。我告訴何克西我不想再做招募工作了，我進入聯邦調查局不是來做這個的，結果他威脅我要將我調到人權部門，也就是要我去調查被控對嫌犯或犯人施暴或是歧視少數族群的警察局。這也是局內非常吃力的工作。我想自己這麼賣力，這是我更上一層樓的好機會。

　　於是我為自己談了條件。若是何克西答應指定我為他的第一接班人或代替人，此外若調查局能給我一輛車和推薦信，爭取「執法援助行政」獎學金攻讀研究所，我就繼續創造更佳的招募績效。我知道若我不想一輩子都在調查站，我需要碩士學位。

　　我在辦公室已經有些受到懷疑。任何想要追求這麼高學位的人，肯定是強烈的自由派分子。在我每天晚上、每週末攻讀教育心理學的密爾瓦基威斯康辛大學裡，別人對我的觀感卻正好相反。大部分教授對班上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學生都會起疑，而我從來也沒有耐心去應付心理學強調的棘手、敏感的東西（「約翰，請你向在座的同學自我介紹，讓我們對你有所了解」）。

　　上課時我們都是圍成圓圈坐，當時的圓圈很大。慢慢的我發現到沒有人要同我說話。我努力要加入他們的談話，但沒有人會開口說話。最後我只說：「各位，你們是怎麼了？」當時我放在夾克口袋裡的鐵柄梳子恰巧跑了出來，他們都認為這是一根天線，而我正錄下班上的談話再傳回「總部」。我一直很訝異他們這麼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一九七二年五月初，胡佛在睡夢中安然逝於華府家中。隔天早晨總部將此消息以電報傳給各調查站。在密爾瓦基的我們也被主管傳喚來聽這消息。雖然胡佛已近八十歲，主持調查局也已有很長的時間，我們都沒有想到他會死。如今「國王」死了，我們都很好奇王位會由誰接掌。結果尼克森政府指派了他的忠實信徒、同時也是助理大法官的派崔克．格雷（L. Patrick Gray）來擔任調查局代理局長。他剛開始因為諸如允許招募女性探員等創新之舉而深受歡迎，但隨著他對政府的忠誠與調查局需要發生牴觸時，他的人望便開始下滑。

　　胡佛死後幾週，我在綠灣（Green Bay）招募新員，潘蜜打電話給我。她告訴我神父想在我們結婚前幾天見我們一面。我相信神父認為可以讓我改信天主教，藉此向教會邀功。潘蜜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尊敬、遵守神父要她做的事。我知道我如果不依她，她會跟我鬧個沒完。

　　我們一起來到聖莉塔教堂，不過她先進去看神父。這讓我想到在蒙大拿念大學時在警察局我們被分開來個別偵訊。我確定他們正計劃談話策略。最後他們叫我進去，我第一句話就是：「你們要怎麼對付我這個新教徒小孩？」

　　這神父年輕、和藹，可能只有三十來歲。他問我一些一般性問題，例如愛是什麼。我一邊在剖繪他，一邊努力想出特別好的答案。這面談就像學業能力性向測驗，你永遠不確定自己是否準備充分。

　　我們談到節育、孩子的教養這類問題。我開始問他身為獨身、沒有自己家庭的神職人員，他有何感想。神父看起來人很好，但是潘蜜曾經告訴我說，聖莉塔是個自律甚嚴、非常傳統的教會，我讓他覺得不自在，或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確定。我想當他問我「你們兩人在哪裡認識？」時，他正努力化解不自在的感覺。

　　每當我感受到壓力，我總是開始打哈哈，努力要緩和緊張情勢。我的機會來了。我把椅子拉近他。「神父，」我開始說，「你知道我是聯邦調查局探員。不知道潘蜜是否告訴你我的背景？」

　　說話同時，我身體越來越靠近他，專注應用我在偵訊技巧學到的目光注視。我就是不讓他看著潘蜜，因為我不知道潘蜜會有何反應。「我們在一家叫『吉姆車庫』的酒吧認識，這是一家上空阿哥哥舞酒吧。潘蜜在那裡跳舞，而且跳得非常好。不過最吸引我注意的還是她跳舞時胸前的流蘇，她讓兩邊的流蘇以反方向旋轉。相信我，那真是不簡軍。」

　　潘蜜不發一言，不知道是該開口還是不該說話。神父聽得屏氣凝神。

　　「神父，她讓流蘇以反方向旋轉，越轉越快。突然一條流蘇飛向觀眾。大家都在搶。我跳起來、抓到流蘇、拿回給她。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

　　神父張著口，他真的完全相信我的話，後來就像中學時期的讀書報告一樣，我忍不住大笑。「你是說剛剛你講的都是假的？」他問道。此時潘蜜也笑了出來。我們兩人都搖頭。我不知神父是放心還是失望。

　　鮑伯．麥格尼葛擔任我的伴郎。結婚那天早上是個陰雨天，我很想繼續整人。我要鮑伯打電話給在媽媽家的潘蜜，問她是否看到或知道我在哪裡。當然她說不知道，鮑伯就說我前晚沒回家，他擔心我可能遭遇不測。現在回想起來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幽默感真是變態。最後鮑伯笑出來，就洩了底。不過沒能知道潘蜜的反應，我還真是有些失望。後來她告訴我婚禮安排忙得她不可開交，又要擔心上捲的鬈髮在濕氣中是否捲得起來，新郎失蹤就顯得無關緊要了。

　　那天下午我們在教堂交換誓言後，神父宣布我們就此成為夫婦。我很驚訝他居然對我有話要說。

　　「前天我第一次見到約翰．道格拉斯，他讓我對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一番長久而深刻的思考。」

　　大概只有上帝才曉得我說了什麼讓他有一番深刻的思考，有時祂的運作是無人能解的。後來我又把這流蘇故事告訴另一位神父，也就是在西雅圖潘蜜找來為我祈禱的神父。他也完全相信我說的話。

　　我們在波科諾斯（Poconos）度過短短的蜜月，那裡有心形的浴缸、鏡面天花板等等高級裝潢。然後我們開車到長島，我的父母為我們舉行了聚會，因為我家裡幾乎沒有人能去參加我的結婚典禮。

　　結婚後潘蜜搬來密爾瓦基。大學畢業後她就擔任教職。所有的新老師都必須到最糟的貧民區學校代課。有一所中學尤其差。那裡的老師被推來踢去是常事，學生甚至還會企圖強暴年輕女老師。我最後終於卸下招募工作，改調至工作時間長的機動小組，多半是處理銀行搶案。儘管我本身的工作隱藏危險，我更擔心潘蜜。我至少還有一把槍自衛。有一次四名學生把她逼到一間空教室，對她動手動腳，想要欺負她。她大聲尖叫，逃過一劫，但我快氣炸了。我想帶其他探員去學校好好修理他們一頓。

　　那時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名叫喬．德爾．坎波的探員，我們兩人負責偵辦銀行搶案。我們常去奧克蘭大道上的麵包店，就在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附近。老板是一對名叫大衛．葛伯格和莎拉．葛伯格（David and Sara Goldberg）的夫婦，沒多久我和喬就和他們很熟了。他們視我們如己出。

　　有時候我們會一大清早就去那裡，身上佩帶著槍，幫他們將麵包放入烤箱。我們吃完早餐後會出去抓逃犯，追蹤案件的一些線索，然後再回去吃午餐。我和喬的活動地點都是在猶太教社區中心，在耶誕節和猶太教的光明節時候，我們替葛伯格夫婦繳費，成為中心的會員。後來有些探員也開始到我們稱為「葛伯格店」的地方活動，我們還在那裡舉行聚會，主管和助理主管也都參加了。

　　喬．德爾．坎波這傢伙很聰明，能操多種語言，槍法很漂亮。在可以說是我辦過最奇怪、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中，他高超的槍法立下奇功。

　　某一年冬天有一天，我和喬在局裡偵訊那天早晨抓到的一名逃犯，然後我們接到一通電話，說密爾瓦基警局碰到挾持人質的情況。喬前夜值班都沒睡，不過我們還是擱下我們自己的案子，趕往現場。

　　現場是一棟都鐸式房子，我們趕到那裡後，知道犯人名叫傑克波．柯漢（Jacob Cohen），他被控殺死一名芝加哥警察而遭警方通緝。聯邦調查局剛訓練出的「特勤小組」（SWAT）將他藏身的公寓大樓團團圍住，探員理查．卡爾（Richard Carr）想要進去抓他而遭他槍殺。這個瘋狂傢伙接著衝出特勤小組的防線，帶走一大一小兩名人員。接著他又抓走一名在鏟雪的小男孩，然後跑進一棟屋子。現在他手邊握有三名人質──兩名小孩及一名大人。最後他放走大人和一名小孩。他留下小男孩，這男孩的年紀估計大概是在十歲到十二歲之間。

　　這時大家都很火大。天氣冷死了。柯漢簡直是瘋了，根本不管他闖了多大的禍。聯邦調查局和密爾瓦基警方也因為情形惡化至此而彼此氣憤。特勤小組生氣是因為這是他們首次出擊，而他們竟撲空，讓他逃出防線。聯邦調查局也是火冒三丈，因為犯人抓走他們一名成員。芝加哥警方也放出風聲說要來抓他，如果需要槍殺犯人，這個權利應該歸他們。

　　我們的主管赫伯．何克西抵達現場。事後我認為他犯了幾項錯誤，讓事情更加複雜。首先他使用擴音器，這讓他顯得專橫。以電話聯絡會比較管用，此外也能有彈性的私下談判。接著他犯了我認為是第二項錯誤，他自願代替男孩擔任人質。

　　就這樣何克西坐進聯邦調查局車內，車子倒退入車道，警方則圍著車成一圓圈。同時德爾．坎波要我扶著他，讓他跳上屋頂。記住這是都鐸式屋子，屋頂很斜，上面覆蓋一層冰，非常滑，而喬前夜又未曾闔眼。他唯一的武器是他兩吋半槍管的點三五七槍。

　　柯漢走出屋子、手臂繞著男孩的頭、將他緊靠自己身體。密爾瓦基警局的畢斯利警探站出來說：「傑克，你要的在這裡。把男孩放了！」德爾．坎波此時依舊在屋頂斜坡上。警方見他在那裡，知道他要做什麼。

　　犯人和人質慢慢走近車子。到處都是雪和冰。突然孩子滑倒，柯漢也跟著鬆手。德爾．坎波爬到屋頂尖端。他想槍管短，子彈飛出去會上揚，於是他瞄準頸部開了一槍。

　　一槍中的，漂亮的一槍，正中犯人的頸部。柯漢臥倒在地，但大家都不確定中槍的是他還是男孩。

　　接下的三秒，車子被射得千瘡百孔。槍林彈雨中，畢斯利警探被打中腳踝。男孩趴在車前，何克西被飛來的玻璃擊中失去控制，結果車子撞到男孩。還好並無大礙。

　　當晚的當地新聞播出赫伯．何克西的畫面，他躺在輪床上被推出急診室，耳朵還流著血。醫護人員一邊推著他，他一邊向記者發表意見：「突然我聽到槍擊聲，子彈亂飛。我想我中彈了，但應該無大礙……」聯邦調查局、上帝、母親、蘋果派等等等等。

　　不過事情到此還沒結束。各方人馬幾乎拳腳相向，警方為了德爾．坎波搶去他們開槍的機會幾乎要揍他。特勤小組也不太高興，因為這讓他們很難堪。他們向助理主管艾德．貝思特（Ed Best）抱怨，貝思特支持德爾．坎波，說喬化解了他們導致的情況。

　　柯漢身上有三、四十起大小傷，以救護車送醫院途中還有生命跡象，不過送到醫院後就死了。

　　特別探員卡爾奇蹟似的保住一條命。柯漢的子彈穿過他穿的戰壕外套，進入肩膀、貫穿氣管、最後停在肺裡。卡爾保存這件有彈痕的戰壕外套，從那天起就自豪的穿著。

　　我和喬有一陣子是辦案的最佳拍擋，只是我們有時會鬧烏龍狂笑不停。有一次我們到同性戀酒吧，想要找線民查出同性戀謀殺逃犯的下落。裡頭很暗，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的眼睛才適應。突然我們發覺每個人都盯著我們看，我們開始爭論他們要的是我們之中的那一個。後來我們看到酒吧上的牌子寫著：「找到硬漢真爽」（A Hard Man Is Good to Find），真是服了他們，我們兩人開始像傻瓜般捧腹大笑起來。

　　要像這樣笑不難。我們有一次到安養院訪問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老人，還有一次和一個企業負責人談話的時候，都在談話中笑了出來。企業負責人四十多歲，衣冠楚楚，訪問之際他的假髮突然滑到額前，我們不禁大笑。這沒關係。只要有幽默情事出現，我和喬一定看得到。或許聽起來我們心腸很硬，但這卻可能是最管用的一項天份。當你大部分時間都在看謀殺案現場和棄屍地點，特別是牽涉到小孩子之時，當你跟數百名、數千名受害人或家屬談過話，當你看過人類所能犯下最不可思議的暴行時，你最好能夠學會對蠢事發笑，否則你會瘋掉。

　　不像許多從事執法工作的傢伙，我一直不太會用搶。不過在空軍服勤後我的槍法就變好了。我想能在特勤小組待一段時間應該很好玩。每個調查站都有特勤小組，成員都是兼職，五名成員都是待命出動。我加入這個小組，分配到的職務是狙擊手，位置在最後面，射程最遠。其他成員都有豐富的軍事背景，而我只是教過飛行員妻兒游泳。組長大衛．柯爾（David Kohl）後來擔任匡提科的副主任，要我主持「調查支援組」的人就是他。

　　另一個案件比起傑克波．柯漢的誇張劇可能稍嫌平鋪直敘，有個傢伙搶了銀行，與警方展開激烈追逐，最後被圍困在一間倉庫。我們奉命前往支援。犯人在倉庫內脫光衣服然後又穿回去，看起來似乎有點不正常。他要求見他太太一面，警方便將她帶到現場。後來我們深入研究犯罪個性，了解到不能這樣做，不能答應這種要求，因為他們要求見的人通常首先就會引發問題。這樣一來你會為這個人帶來危險，讓他們順理成章的自殺。

　　所幸在這案件中，他們沒把她帶進倉庫內，只讓她透過電話與他交談。可想而知，他一掛電話，馬上朝腦袋開了槍。

　　我們各就位置等了好幾個小時，突然間案子就結束了。這份壓力有時候無法立即消除，反而會變成反常的幽默。「拜託，他為什麼要那樣做？」有個傢伙這樣說。「道格拉斯是神射手，這一槍由他來就行了。」

　　在密爾瓦基待了五年多後我和潘蜜從朱諾大道上的公寓搬到棕鹿路上的獨棟住宅，靠近城市北郊，離辦公地點也較遠。我多半還是在處理銀行搶案，辦案績效不錯。我發現使用連接數案的「簽名」法辦案時，破案率就很高，後來我們的連續殺人犯分析即以此為基礎。

　　此時期我唯一捅的嚴重婁子，發生在傑利．霍根（Jerry Hogan）繼赫伯．何克西成為主管探員的時候。這主管探員的工作沒有多少特權，其中之一是局裡撥的車子。霍根很以他的翡翠綠新福特車為豪。有一天我需要用車做調查工作，剛好沒車。霍根又出去參加會議，於是我問助理主管探員亞瑟．福爾頓（Arthur Fulton）我是否可以用主管的車。他勉強答應了。

　　後果是傑利把我他叫進辦公室，對我大吼大叫，因為我用了他的車，又把車弄髒，更糟的是車胎也爆了。這我倒沒注意到。我和傑利處得不錯，因此他對我吼叫之際，我忍不住笑了出來。顯而易見這是個錯誤。

　　當天後來我的小組組長雷．伯恩（Ray Byrne）對我說：「約翰，你知道嗎，傑利．霍根真的喜歡你，只是他必須教訓你一下。他要把你派到印第安保留區。」

　　那時「傷膝溪事件」（the Wounded Knee incident）的熱潮正盛，原住民權利意識高漲。一如底特律貧民區居民，保留區的居民也很討厭我們。美國政府對待印第安人極不友善。我第一次到綠灣的麥諾米尼（Menominee）保留區時，幾乎不敢相信當地居民的貧窮、骯髒和邋遢。他們的文化遭到嚴重破壞，他們對此似乎也已麻木。由於這樣糟糕的情況以及政府長時期的敵視與漠視，許多保留區的酗酒、虐待子女及配偶、攻擊、謀殺等情事的比例非常高。不過也由於印第安人對政府的極端不信任，聯邦調查局探員根本不可能取得證人的合作或幫助。

　　當地的印第安事務局代表也幫不上什麼忙。即使是受害者的家人也因為害怕被視為通敵而不願牽涉其中。有時候你知道謀殺案件發生，趕到現場時，屍體已經放了幾天而長了蛆。

　　我負責保留區一個多月，這段時間我調查了至少六件謀殺案。我非常同情這些人，常常覺得沮喪，所幸我還可以住在家中早出晚歸。當時我從未見過處境如此艱難的族群。雖是有點危險，在麥諾米尼保留區這段時間，卻是我第一次專注於謀殺現場分析，這恐怖的經驗後來對我助益良多。

　　在密爾瓦基這段歲月，最甜美的回憶毫無疑問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我們第一個孩子愛麗卡的出世。潘蜜進產房前，我們正打算與山姆．魯斯金（Sam Ruskin）和他太太依斯特（Easter）及幾個朋友到當地一家鄉村俱樂部共進感恩節晚餐。

　　當時我常要加班偵辦銀行搶案，同時研究所課程也進入最後階段，小孩誕生後我的睡眠時間又更少了。不用說，潘蜜一肩挑起了撫養責任。當了父親後我對家庭的責任感加重，我喜歡看著愛麗卡長大。當時我尚未開始偵辦綁架、謀殺兒童的案件，我想這對我們一家人都好。假使當時我就開始接觸這類案子，假使我真的停下來思考案件發展情勢，我不知道要如何適應父親的角色。一九八○年，我們的第二個孩子羅蘭出世時，我已經進入這個領域。

　　我想當了父親也刺激我要有所改變。我知道自己當時的工作並非我想像中的終身職業。傑利．霍根勸我在這領域再待個十年再談調動，我循序而上可能晉升到助理主管探員，然後是主管探員，最後或許可以進入總部。但是有了孩子後，我對四處調動的探員生活非常不感興趣。

　　日子一天天的過，工作新遠景也開始轉變。狙擊手訓練和特勤小組任務出勤對我而言已喪失吸引力。由於我對心理學的接觸背景和興趣──這時我已拿到碩士學位──我覺得工作的挑戰是不要讓情勢走到開槍的地步。主管建議我到匡提科聯邦調查局學院參加為期兩週的人質談判課程，當時這學院成立不過幾年。

　　在這裡，我在霍華德．涂藤（Howard Tuten）和派特．慕拉尼（Pat Mullany）這幾位負傳奇色彩的探員帶領之下，第一次接觸到爾後所稱的行為科學。這是我生涯的轉捩點。

第五章　是行為科學，還是狗屎？

　　從大約五年前的新探員訓練結束之後，我就再沒有回到匡提科，這個地方變了不少。舉個例來說，到了一九七五年春天的時候，聯邦調查局學院已經是設施齊全，自給自足，學院係由一座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的一部分整建而成，座落在丘壑組伏、景色優美的維吉尼亞林地中，離華盛頓南邊大約一小時車程之遠。

　　不過，有些東西倒是沒有改變。戰術組（tactical units）仍然聲威不減，而其中的輕兵器組更是當紅。這個組的頭頭是喬治．蔡斯（George Zeiss）。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在一九六八年遇刺之後，蔡斯曾受命到英國把詹姆斯．雷（James Earl Ray）緝捕回美國，接受審判。蔡斯的身材魁梧，力大無窮，他能赤手折斷手銬，以此作為餘興。有一次，學院裡有些人拿了一副手銬，把鍊子焊了起來，然後把它交給蔡斯，讓他來露一手。蔡斯用力一扭，結果手腕應聲脫臼，還裹了好幾個禮拜的石膏。

　　人質談判由「行為科學組」（Behavioral Science Unit）來負責教授，這個組由七到九位特別探員講師所組成。胡佛和他那幫人對心理學和所謂的「軟性科學」從來都不怎麼重視，所以到他去世為止，心理學都是一種「冷衙門」中的默默研究。

　　其實，當時聯邦調查局裡的大多數人，還包括整個執法單位，都認為心理學和行為科學應用到犯罪學上根本連屁用也沒有。我心裡從不這麼覺得，但是我必須承認，在這個領域裡所知所教的，有許多和了解罪犯、逮捕罪犯沒什麼干係。我們這幾個在幾年之後開始著手扭轉這個情形。我接掌行為科學組的運作之後，便把名稱改為「調查支援組」。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就很坦白告訴他們，我想把行為科學從工作內容中剔除掉。

　　在我接受人質談判訓練時，負責行為科學組的是傑克．帕夫（Jakk Pfaff），主導這個組的是兩個個性很強、見識不凡的人物──霍華德．德田和派特．慕拉尼。德田大概有一九三公分高，金屬鏡框後透出銳利的目光。他之前是個海軍，不過是那種深思熟慮的類型──總是威嚴十足，像是個學識豐富的教授。他曾在舊金山附近的聖林卓（San Leandro）警局任職，之後在一九六二年加入聯邦調查局。一九六九年，他開始教授一門劃時代的課程，名稱叫做「應用犯罪學」，最後（我猜想是在胡佛死後）改稱為「應用犯罪心理學」。一九七二年，德田前往紐約，向詹姆斯．布魯賽爾博士請益。這位精神病學家曾經破解「瘋狂炸彈客」的案件，他同意私下教德田剖繪技巧。

　　有了這方面的知識，德田的辦案方式就有了重大的突破，藉著把焦點放在案發現場的蛛絲馬跡之上，我們對於犯罪行為和動機有了許多了解。從某些方面來說，我們在行為科學和罪犯調查分析這兩方面所進行的都是建立在此。

　　慕拉尼總是讓我聯想到個頭小小的老妖精。他身高約一七七公分，體型矮胖，機伶而精力過人。他是在一九七二年從紐約調查站來到匡提科。獲有心理學學位。到他在匡提科任職屆滿的時候，他對處理公開挾持人質的情境已有獨到之處。像是在華盛頓特區，回教哈那菲（Hanafi）教派佔據B'nai B'rith總部；還有在俄亥俄州華倫維爾高地（Warrensville Heights），一個越戰退伍的黑人柯瑞．摩爾（Cory Moore）在警察局裡挾持了一位轄區隊長和他的祕書等案件。德田和慕拉尼是現代行為科學的第一波代表，這個搭檔表現得非常傑出而令人難忘。

　　行為科學組裡的其他督導也參與人質談判的課程。其中包括狄克．奧特（Dick Ault）和羅伯．芮斯勒（Robert Ressler），他們才到匡提科不久。如果說德田和慕拉尼是第一波的話，那麼奧特和芮斯勒就是第二波了，他們將這個領域向前推展，使之對全美各地、乃至全世界的警察單位都有真正的價值。雖然當時芮斯勒和我僅只是師生關係，不久後我們便一起進行連續殺人犯的研究，最後，這項研究把我們所做的帶到現在的地步。

　　人質談判的課堂大約有五十個學員。就某方面而言，這堂課帶來的樂趣勝於學到的知識，它不過是兩個禮拜不用操課的喘息機會。在課堂上，我們研究了三種劫持者的基本類型：職業罪犯、精神有問題的人，還有狂熱份子。我們研究一些挾持事件造成的重要現象，像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一九七三年，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發生一起銀行搶案，這起搶案卻演成挾持顧客與行員的事件。最後，人質轉而和綁匪站在一邊，和他們一同對抗警察。

　　我們也看了盧梅（Sidney Lumet）的電影《熱天午後》（Dog Day Afternoon），艾爾帕西諾在片中搶了銀行，要把錢給他的同性愛人去做變性手術。這部電影是根據一個發生在紐約市的挾持事件拍成。這個案件和它所引發的冗長談判，使得聯邦調查局邀請了紐約市警局的法蘭克．鮑茲（Frank Bolz）和許羅斯伯（Harvey Schlossberg），想讓學院在人質談判這方面急起直追。紐約人在這方面可說是獨步全國。

　　我們研究談判的各項原則。有些指導原則是很明白的，像是盡量把傷亡降到最低。我們可以借助於挾持事件的錄音，不過還要過幾年以後，等到下一批教官進來以後，學員才能參與角色扮演的練習──這是在課堂裡最接近實際的狀況。這也有點令人想不透，因為有許多材料是取自犯罪心理學的課程，而且不斷重複使用，但並不是真的很合用。舉個例來說，他們會給我們多幀凌虐孩童者或是色欲殺人者（luster killer）的照片和卷宗，討論像這種個性的人在挾持情境下會如何反應。然後還會有更多的戰鬥訓練，這仍然是匡提科的重點所在。

　　有許多我們最後會在人質談判拿來教學生的，並不是在課堂裡從其他探員身上學到，而是在嚴酷的現實中學到。就像我前面曾經提過，有一個讓慕拉尼聲名大噪的案子是柯瑞．摩爾的案子。摩爾被診斷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paranoid Schizophrenia），他在佔據了華倫維爾高地、挾持了轄區隊長和祕書之後，公開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有一項是要所有的白人馬上離開地球。

　　好，就談判策略而言，如果可以使得上力，我們並不想讓歹徒予取予求。不過，有些要求根本是辦不到的，要白人離開地球當然是其中之一。這個案件引起全國的注意，結果卡特總統表示要和摩爾談話，並幫忙解決問題。卡特總統固然是出自一番好意，從他後來試圖解決世界各地的棘手衝突，也可以看出他的這種意願，但這不是一個好的談判策略，而我不希望在我手上發生這種事情。慕拉尼也不想見到。讓最頂頭的人出面，除了會鼓勵其他的亡命之徒冒險一搏之外，還會讓你失去了運籌帷幄的空間。你一直透過中介人來談，可以讓你有緩衝的時間，而且避免做出你不想信守的承諾。你一旦讓挾持者面對面接觸到他所認為的決策者，事情就完了，如果你不屈從他的要求，那麼你就有把事情弄砸的危險。能讓談話拉得愈長，情況就愈有利。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我在匡提科教人質談判的時候。我們用了一捲令人困擾的錄影帶，這是幾年之前在聖路易拍的。最後，我們不放這捲錄影帶了，因為它讓聖路易警局深受其擾。在這捲帶子裡，一個年輕的黑人搶了一間酒吧。這次搶劫沒有成功，他被陷在屋內，警察包圍了這個地方，而這傢伙的手上有一屋子的人質。

　　幾個黑種和白種警察組成了一個小隊，跟他交涉。從影帶中可以看到，這些警察不是在用客觀的態度對待他，他們開始騙他，而且還試著以他的層次來處理問題。他們七嘴八舌吵成一團，不斷地打斷他，不去聽他在講什麼，也不想去了解他到底想從這個狀況中得到什麼。

　　警察局長到達現場時，攝影機的鏡頭卻轉開了──要是我，我也不會讓這種事發生。一旦頭頭在場，他等於是「正式」忽略這些要求，這個時候，這傢伙拿槍指著自己的頭部，在眾目睽睽下把腦袋轟得稀爛。

　　慕拉尼處理摩爾案的手法正好相反。顯然摩爾已經瘋了，而且所有的白人也不會離開這個地球。慕拉尼仔細聽他講話，知道了他真正要的是什麼，也知道什麼會滿足他。慕拉尼給摩爾開了一個記者會，來陳述他的要求，於是摩爾釋放了人質，毫髮未損。

　　在匡提科的期間，我的名字傳遍了行為科學組，慕拉尼、奧特、芮斯勒把我推薦給傑克．帕夫。我離開的時候，組長把我叫到地下室的辦公室談話。帕夫的風度翩翩，態度和善。他是個膚色黝黑的老煙槍，長得像影星維多麥丘。他告訴我，教官對我的印象很深，希望我考慮回到匡提科，擔任調查局國家學院課程的輔導員（counselor）。這個提議讓我受寵若驚，我表示我很願意接受。

　　我回到密爾瓦基之後，還是編在反應小隊（reactive squad）和特勤小組裡，但是我花了許多時間在各地奔波，訓練企業經理人如何處理綁架和勒索恐嚇，並訓練銀行行員如何應付搶匪，這類案件在鄉下的銀行尤其常見。

　　這些嫻於世故的商界人士對於個人安全竟是如此天真，真是讓我大為吃驚。他們讓自己的行程、甚至度假計劃都登在當地的報紙和公司簡訊上。在許多情形下，他們簡直是坐待綁架和勒索。我試著教這些主管、祕書和下屬，如何去看待打來的詢問與要求，還有怎麼樣去判斷勒索電話的真假。舉例來說，經理接到一通電話，說他的妻小被綁架，要他帶多少錢到某個地點。事實上，他們的妻小根本就非常安全，這個想要撈一票的人知道，他是綁不到他家人的，要是綁匪有一兩個合理的事實，那麼他有可能說服心急如焚的經理，接受他的要求。

　　而且，藉著要求行員建立某些簡單的程序，我們得以遏抑銀行搶案的成功機率。搶匪慣用的伎倆之一是一大清早在銀行等候，然後分行經理會來開門。搶匪會挾持經理，然後其他不知情的職員一一來上班，一一被抓。接下來呢，你就有一銀行的人質，和一個燙手的山芋。

　　我讓一些銀行建立一個很簡單的辨織系統。如果第一個來上班的人發現狀況良好，就會做一個動作來告訴其他人一切無事，像是拉窗簾、移動盆景、打開某一盞燈，或是其他方式。如果第二個人到的時候這個信號還沒有出現，那麼他就不會進去，並馬上報警。

　　出納員是銀行安全的關鍵所在，同樣地，我們也訓練出納員，在驚慌的情形下要期待什麼、做什麼，而且不會成為成仁英雄。我曾和許多得逞的銀行搶匪面談，根據從中得來的經驗，我教出納員接過搶劫的字條，然後「緊張地」讓它掉到自己這一邊的地上，而不是還給搶匪，藉此保有一個有利的證據。

　　我從訪談中得知，搶匪不喜歡貿然對銀行下手，所以把從沒看過的人走進分行做個記錄就非常有價值，尤其是提出一個簡單或是一般要求的人，像是把紙幣兌換成零錢。如果出納員能記下車牌號碼或是任何身分號碼，接下來發生的搶劫就能很快解決。

　　我開始和調查殺人案的探員四處打探，也到法醫的辦公室走動。任何法庭病理學家和大部分的優秀探員一樣，都會告訴你，在每一樁謀殺案的證據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死者的屍體，而我想在這方面盡量學習。我相信有部分的因素也可以回溯到我的年少歲月，我想要做一個獸醫，了解身體的結構和生命機能。我雖然很喜歡同兇殺組和法醫組的同事一起工作，但是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心理學的那一面：是什麼讓殺人者採取行動？是什麼讓他在特定情形下犯下殺人罪行？

　　待在匡提科的數個禮拜中，我碰到幾件離奇的謀殺案，其中最離奇的剛好就發生在我的後院裡──其實距此有一百四十哩遠，但已經是夠近的了。

　　時間拉回到一九五○年代，愛德華．蓋因（Edward Gein）曾經隱居在威斯康辛州普蘭菲（Plainfield）的農家聚落中，此地人口僅有六百二十四人。他悄悄地展開盜墓的犯罪生涯。他對屍體的皮膚特別有興趣，他將之取下，曬乾之後，用來裝飾裁縫的人像模型和許多家具，而且還披在身上。他以前曾經想到要作變性手術──這在一九五○年代的中西部還算是空前的舉動──這件事行不通後，他退而求其次，決定用真的女人來做一套女用服裝。有人推想他是想成為已經過世的跋扈母親。如果讀者覺得這個案子愈聽愈熟悉，那是因為羅勃．布洛赫（Robert Bloch）和湯瑪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分別用在小說《驚魂記》（Psycho）和《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布洛赫的小說被希區考克拍成電影，而哈里斯是在匡提科上課的時候聽到了這個故事。

　　如果蓋因心中的幻想不需要「創造」更多的屍體，那麼他可能現在還隱居在某處。當我們開始進行連續殺人犯的研究時，我們其實在所有的案子裡都看得到這種「升高」情勢。蓋因被控謀殺兩名中年女子，實際上可能還不只這個數字。一九五八年一月，法庭裁定他心神失常，之後他在渥朋（Waupun）中央州立醫院（Central State Hospital）和曼多塔精神療養院（Mendota Mental Health Institute）度過餘生。他的表現一直是監獄的模範。一九八四年，蓋因在曼多塔的老人監房平靜地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不用我多說，一個地方警官或是特別探員看到這種事情的機會並不多。我回到密爾瓦基的時候，想要盡可能地了解這個案子。不過，當我向州檢察長辦公室查詢的時候，我發現記錄都已彌封，因為內容太過驚悚。

　　我表明身分，說我是聯邦調查局探員，從教育的角度認為這個案子很引人注意，於是我讓那裡的人為我打開檔案。我忘不了跟著辦事員走進一望無盡的檔案架，從上面取下箱子，須破壞蠟封才能打開的情景。但是，裡頭的照片馬上深烙在我心中：全身赤裸的無頭女屍，用繩索和滑輪倒吊著，從胸骨一路剖開到陰部，生殖器官暴露在外。其他的照片則是些割下來的頭放在桌上，睜開的眼睛向前呆視。這些景象怵目驚心，讓人深思不已，我開始想像他們口中的那個作出這一切的人，還有這些知識如何能協助把他逮捕到案。這件事從那時起便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一九七六年九月，我奉派暫時離開密爾瓦基，擔任匡提科國家學院一○七班的輔導員。潘蜜一個人留在密爾瓦基照顧家裡和一歲的愛麗卡，同時她還在教書。這是我第一次出差離家，我想在局裡、在軍中、在海外機構，有許多人很少想到身後的妻子擔負著多麼大的重擔。

　　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的課程長達十一星期，要求嚴格，是為來自海內外的資深執法人員而設。通常學院學員是和調查局探員一起受訓。可以藉由襯衫的顏色來分辨身分。調查局探員穿藍襯衫，而學院學員穿的是紅襯衫。還有一點：學院學員年紀比較大，也比較有經驗。要成為學員，必須由服務當地負責的首長推薦，並獲得匡提科的接受。國家學院提供的，不只是執法知識和技巧最新的專業訓練，也是調查局和地方警官建立個人關係的非正式管道，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極為寶貴的資源。國家學院計劃的主事者是吉姆．考特（Jim Cotter），他是一個真正的執法人員，深受警察喜愛。

　　身為一個輔導員，我要負責有五十個學生的Ｂ班。雖然在格雷局長和克拉倫斯．凱利（Clarence Kelley）局長任內，調查局的政策已經比胡佛時代的狹隘嚴苛有所開放，但是國家學院還沒有女性學員受訓。除了美國本地的學員之外，我的學生還有遠道從英國、加拿大和埃及來的。我和他們住在同一個寢室中，而他們期望我扮演所有的角色，從教官、社會指導員、診療師到母親都包括在內。對於行為科學單位的成員來說，如果你喜歡匡提科的氣氛，這是一個看看怎麼和警察打交道的方式，也可以看一看你如何處理壓力。

　　而這裡有很多壓力。這些學員受到極佳的訓練，但也付出相當的代價，這是他們成年之後第一次離家，住在宿舍裡，不能在房間裡喝上一杯，和未曾謀面的人共用浴室，而他們大部分所達到的體能極限是打從入學訓練之後就沒受過的。到了第六週，有許多警察都已經差不多給逼瘋了，翻出學院的白色煤磚牆，半途而廢。

　　當然，這些對輔導員也同樣不好受。每一個輔導員對於這個指派下來的工作都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就如同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一樣，如果我們都要一同全身而退的話，我最好有一點幽默感。有些輔導員用其他的方式。有一位輔導員的要求非常嚴格。到了第三個禮拜，他的學員已經受不了了，於是送給他一組皮箱──意思就是「滾蛋」。

　　另一個教官是一位特別探員，姑稱他為佛雷德。他在匡提科之前沒有酗酒的問題，不過他在匡提科當然就有了。

　　輔導員都應該要注意學員有無陷入沮喪的徵兆。其實，佛雷德喜歡把自己鎖在房間裡抽煙喝酒，弄得自己爛醉如泥。當你面對在街頭執法的警察時，只有適者才能生存。一有弱點暴露出來，你就完蛋了。佛雷德是個好人，他非常敏感、明白事理而輕信別人，面對這些警察，他根本沒轍。

　　這裡有個不變的規則：不准有女人。有一天晚上，一個警察來找佛雷德，說他「再也受不了了。」身為一個輔導員，你不會想聽到這種事。這個警察的室友每天都有個不同的女人在床上，讓他無法入睡。所以佛雷德和這傢伙一起到房間，看到有六、七個人站在門外的走廊上，汗漬漬的手裡攢著錢，等著輪到自己上場。佛雷德激動不已，擠進入堆，把那個壓在金髮女郎身上的傢伙抓住，一把扯下來，結果這名金髮女郎是個充氣娃娃。

　　一個禮拜之後，另一個警察在半夜到佛雷德的房間，說他心情沮喪的室友哈利剛才打開窗戶，跳了下去。宿舍裡的窗戶根本不應該打開。佛雷德聽了之後衝到宿舍，從打開的窗戶向外張望，看到哈利全身是血，躺在草地上。佛雷德衝下樓梯，奔到出事現場，哈利跳了起來，把佛雷德嚇得屁滾尿流。結果是一瓶當天晚上從餐廳偷來的番茄醬傑作！慢慢地，佛雷德的頭髮脫落，鬍子也不刮，他的腿麻了，走路也一跛一跛的。神經外科醫師找不出什麼毛病。一年之後，他回到調查站，醫學檢查判定他不適任而離開了。我為這個人感到遺憾，但是警察和罪犯至少在某一方面非常相似：你必須證明你夠強悍。

　　雖然我採取輕鬆而幽默的方式，但也不能倖免於難，所幸大部分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有一次我這組學員把教室裡所有的桌椅都搬走：還有一次，學員把我的床單弄短；有好幾次，他們把玻璃紙糊在我的馬桶座上。你必須有些辦法來減輕壓力。

　　有時候他們真要把我給逼得抓狂，讓我非常想暫時逃開，而這些人的確是好警察，他們很清楚地察覺到這一刻。他們就會事先用煤塊把我的車子撐起，讓它剛好離地，所以輪子碰不到地。我坐進車裡啟動引擎，猛踩離合器讓汽車運轉，但車子卻動彈不得，而我卻找不出原因何在。我走出車外，詛咒這該死的英國車；我打開引擎蓋，用腳踢輪胎，又彎身查看車底。突然之間，整個停車場都亮了起來。他們都在自己的車裡，打開大燈照著我。因為他們聲稱很喜歡我，所以鬧夠了之後，就把我的車放到地面上了。

　　外國學生也會被整到。許多外國學生都帶著空行李箱來，然後到PX去瘋狂採購。我特別記得一個職位頗高的埃及上校。他問一個底特律的警察，「fuck」是什麼意思（大錯特錯，不該去問底特律警察的）。這個警察說得倒也沒錯：這個字可以用在任何地方，視情形而有不同的用法，不過大部分的情形都會很恰當；這個字的意思之一是「美麗的」或是「高級的」。

　　於是這位仁兄走進PX，走到賣照相機的櫃台前，手指著，突然說道：「我想要買那台他媽的相機。」

　　年輕的女店員嚇了一跳：「您說什麼？」「我想要買那台他媽的相機！」有幾個學員趕緊走到他身邊，向他解釋說這個字的確有許多用法，但是並不適合當著女人和小孩的面說出來。

　　又有一個日本警官問其他的警察，遇到教官的時候要怎麼樣問候，才能表現出敬意。我每一次在走道上碰到他的時候，他都面帶微笑，恭謹地鞠躬，向我問候：「操你的，道格拉斯先生。」

　　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所以也會回禮，面帶微笑說：「也操你的。」

　　一般來說，當日本派人到國家學院的時候，他們會堅持一次送兩名學員來受訓。我們過了不久才知道，其中一名是高階警官，而另一名則是扈從，他要負責替長官擦鞋、鋪床、打掃房間，當長官的僕人。有一次，幾個學員去找吉姆．考特，抱怨這個日本長官常常練習空手道和武術，把另一個日本學員打得死去活來。考特把這傢伙帶到一旁，向他解釋說，在學院裡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向他明言，這種行為是不被允許的。但是這只證明了文化差異必須克服。

　　我參加國家學院的課程，知道怎麼樣來教他們。到十二月學期結束的時候，「行為科學組」和「教育組」都提供我一個工作機會。「教育組」組長還說要替我付讀研究所的學費，不過我覺得我對行為科學更感興趣。

　　我在聖誕節之前一個禮拜回到密爾瓦基，很篤定會得到匡提科的工作，所以潘蜜和我就在匡提科聯邦調查局學院的南邊買了一塊五畝的地。一九七七年一月，局裡公佈了一項人力研究，在進行的期間人事凍結。所以我的新差事也泡湯了；我坐困維吉尼亞，必須向父親借錢，我還不知道我在調查局裡的未來會是什麼模樣。

　　不過，幾個禮拜之後，總部通知我，我在六月會調到匡提科，分派到「行為科學組」。我在之前正和一個名叫亨利．麥卡斯林（Henry McCaslin）的探員辦案。

　　派特．慕拉尼要調到總部的調查單位，而當時三十二歲的我要接慕拉尼的位子。這個位子不好坐，預期會有一些挑戰。我真正關心的是將要教的學員。我知道他們會怎麼樣來整輔導員，即使他們喜歡的輔導員也一樣。我只能想像，他們對於要試著教他們的教官會有多狠。如果我要教他們行為科學，那麼我得盡可能減少他們會給我的狗屎待遇。如果我能夠對這些大我十五、二十歲的警長說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我知道我最好要有內容，才不會心虛。

　　這種恐懼把我引導到下一個階段的人生旅程。

第六章　好戲上路

　　一九七七年六月，我加入「行為科學組」，當時共有九位特別探員分派到此，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在教學方面。調查局人員和國家學院學員共同的主修課程是應用犯罪心理學。德田早在一九七二年就開始了這門課程，其重點放在警探和其他解決犯罪問題者最關心的事情──動機──之上。我們的想法是試圖讓學員對於暴力犯想法與行為的原因有所了解。這門課程很受歡迎，也很有用，但它主要是以學院裡的那一套心理學為基礎。有些教材是德田自己的經驗，後來又加入了其他講師的經驗。不過在那個時候，唯一能夠有組織、有方法、廣泛進行研究的是學院派人士。而我們之中，有許多人才開始了解到，這些研究和專業觀點應用到執法和查察犯罪的程度相當有限。

　　其他在學院裡教授的課程包括：「當代警察問題」，這門課程探討勞工管理的議題、警察工會、社會關係和相關議題；「社會學與心理學」，這反映了典型的大學入門課程：「性犯罪」，可惜這門課常是趣味有餘，用處不足。對待性犯罪這門課的嚴肅程度不一而足，端視誰來教這門課程。有一位講師用一個身著雨衣的骯髒老男人玩偶來解說。你一壓玩偶的頭，雨衣便打開，陽具勃起。他們也會拿出數百張照片，還有各式各樣現在稱為「性錯亂」（paraphilia）、而當時統稱為「變態」的東西：變裝癖、戀物癖、暴露狂等等。這些常常會引來一陣哄堂大笑。當你探討偷窺狂，或是讓他們看穿女人衣服的男人的時候，你或許可以讓他們對某一張照片發出幾聲笑聲。但是當你看到最極端的虐待（被虐）狂或戀童癖，而還能笑得出來的話，那麼可能就是你或是你的講師有問題了，也許是雙方都有問題。要過了許多年，情況漸漸凸顯，哈茲伍德和肯．藍寧（Ken Lanning）也進來任職以後，才把強暴和兒童性剝削之類的主題提升到嚴肅而專業的層次。哈茲伍德現在已經退休，但是仍然是一位活躍的諮商者，而藍寧再過不久也要退休了。這兩號人物在各自的領域裡都是頂尖的執法專家。

　　但是回溯到胡佛當局長那段「這是事實嘛」的日子，沒有一個權威人士認為所謂「罪犯剖繪」是一個有效解決犯罪的工具。其實「行為科學」這個詞本身就被認為是一個矛盾的語詞，而支持行為科學的人大概也會支持巫術或是靈媒異象。所以，要是有人「涉身」其中的話，那就必須做得非常非正式，不留下任何記錄。當德田和慕拉尼開始提供性格剖繪的時候，都是以口頭報告的形式，從來不寫在紙上。最重要的原則向來都是「別丟調查局的臉」，你不會希望你寫下來的東西會摔在你或是你主管的臉上。

　　在德田披荊斬棘的努力下，他利用在紐約向布魯塞爾博士所學，對提出要求的個別警官提供非正式的諮商，但是並沒有一個有組織的計畫，也沒人認為這是行為科學單位所應具備的功能。通常的情形是，從國家學院畢業的學員打電話給德田或慕拉尼，討論他遇到的麻煩案子。

　　早期有個例子發生在加州的一位警官身上。有一個女子慘遭殺害，而這位警官一心想要破案。除了手段殘酷令人髮指之外，這個案子並沒有特出的地方，在偵查方面也沒什麼進展。這個警官把手上握有的資料描述給德田聽。德田建議警官從受害者住處附近開始搜查──犯案者可能身材瘦小，年紀十八、九歲，不吸引人，一個人獨居，在一時衝動之下殺害了這名女子，所以現在內心充滿罪惡感，深怕被發現。德田建議他，若是到他的住所，就只要站在門口，定定地看著他，說道：「你知道我為什麼在這裡。」要讓他認罪應該不會太難。

　　兩天之後，這位警官打電話回來，說他們已經著手挨家挨戶地敲鄰近地區的住戶家門。有個應門的青少年符合德田的「剖繪」，警察還沒有說出事先安排好的問話，這個年輕人就脫口而出：「好啦，你們逮到我了。」

　　這在當時看起來好像德田是從帽子裡變出一隻兔子來，但是他所描述的嫌犯類型和情境是有法則可循的。在過去的這許多年以來，我們讓這法則愈來愈嚴謹，讓德田和慕拉尼在工作餘暇所埋首從事的，成為一項打擊暴力犯罪的重要武器。

　　這大部分是意外的收獲，一如某個特定領域中的進展一般。身為「行為科學組」的講師，在這個案子裡的意外是，我真的不認為我當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當時只是覺得需要想個法子，得到更多的第一手訊息。

　　我到匡提科的時候，慕拉尼差不多要離開了，而德田是整組的精神導師。所以，帶我進入狀況的責任就落在年齡和資歷上與我最相近的兩個人身上：狄克．奧特和羅伯．芮斯勒。狄克比我大六歲，鮑伯比我大了約八歲。他們在加入調查局之前都在陸軍當過憲兵。應用犯罪心理學在為期十一週的國家學院課程中，大約佔四十小時。所以，讓新人進入情況最有效的方式便是讓他去「馬路學校」：從匡提科派出去的講師在全美各地的警察局和學校中，以極為密集的形式，傳授同樣類型的課程。這些課程很受歡迎，通常都有一串名單等候我們的服務，這類要求主要來自曾受過完整國家學院課程的警察首長和資深人士。和一個已經有經驗的講師一起被派出去，花兩個禮拜看他怎麼表現，這倒是一條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的捷徑。所以我和羅伯便開始上路。

　　「馬路學校」有標準的嚴格訓練。我要在星期日離開家，在一處警局或學校上課，從星期一早上教到星期五中午，然後再到下一處學校，把同一套課程再上一遍。用不了多久，你開始覺得像是「原野奇俠」（Shane）或是「遊龍奇兵」（Lone Ranger）──騎馬入城，盡一己本分幫助當地居民，事情完成之後悄然離城。我有時候真想留一顆銀子彈給他們，好讓他們記得我們。

　　打從一開始，以「傳言」來教學讓我覺得不舒服。大部分的講師──其中又以我為甚──對於課堂上所教的案子大多沒有直接的經驗。這麼一來，就很像在大學裡的犯罪學，教這門課的教授大部分不曾在街頭經驗過他們所討論的東西。這門課有許多地方變成了「戰爭故事」，最先由接觸這個案子的警官傳述，然後不斷加油添醋，到最後根本和事實沒什麼關係了。到我開始教學的時候，已經到了講師對某個案子的說法，會和實際參與過該案件的學員有很大出入的地步！最糟糕的地方是，即使在實際參與者的面前，講師也不都會低頭認錯，反而會堅持己見。這種技巧與態度影響深遠，會讓你班上的學員對你所說的失去信心，不管他們有沒有任何個人的親身經驗。

　　另一個問題是，當時的我剛滿三十二歲，但是看起來更年輕。而我教的卻是經驗老到的警察，他們大多比我大上十到十五歲。我要怎樣才能讓人家聽起來有權威感？我要怎麼教他們？我所有關於謀殺調查的第一手經驗，都是從底特律和密爾瓦基辦殺人案的警察身上學到的，而我卻要告訴這樣的人如何進行他們的工作。所以，我心裡明白，在面對這些傢伙之前，我最好把這些東西搞懂，不管我還有什麼不懂，最好趕快學會。

　　我在這方面並不笨。在開始上課之前，我會問班上的學員，關於我那一天打算要討論的案子或是罪行，有沒有人有直接經驗。舉例來說，如果我要討論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的話，我第一個會問：「在座的各位有從洛杉磯警局來的嗎？有沒有人接過這個案子？」如果有的話，我會請他告訴我們所有的細節。這麼一來，我就會確定，我不會和實際參與該案的人有所牴觸。

　　不過，即使你是個三十二歲的孩子，剛從調查站出來，一旦你在匡提科教書或是從匡提科派出來教書的時候，你仍然應該要以聯邦調查局學院的權威和豐沛的資源來發表意見。在課間休息的時候，總有警察在晚上打電話到旅館，問我關於辦案的方向。「喂，約翰，我手上有個案子和你今天在課堂上講的有點類似。你對這個案子有何想法？」那可是無處可逃的。我對於自己在做的，需要有點權威；不是從調查局而來的權威，而是個人的權威。

　　巡迴教學的路上總會有段時間，讓你明白你能聽那麼多的歌、喝那麼多瑪格麗特酒、有那麼多時間在旅館房間裡盯著電視看──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一九七八年初，我有了這種領悟，那是在加州一處飯店的酒廊裡。羅伯和我在沙加緬度的一所學校上課。第二天，我們要開車離開的時候，我說我們教過的案例中那些傢伙大多數都還在，而他們大多數這輩子都會在牢裡。我們看看是不是能和他們談談：問他們為何要這麼做，從他們的角度去看。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試一試。如果行不通，那就算了。

　　我一向有愛現、好出頭的名聲，這番提議想必讓羅伯認為我倒是名實相符。但是他同意附和我的瘋狂念頭。羅伯的處世原則向來是「先斬後奏」，而這在此也適用。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向總部要求許可，他們是不會點頭的。還不只於此，以後我們想做任何事，都會有人盯著。在任何官僚體系中，都必須提防愛出頭的人。

　　加州總是有比較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犯罪，所以這似乎是著手的好地方。約翰．康威（John Conway）是調查局在聖拉菲爾（San Rafael）調查站的特別探員，聖拉菲爾就在舊金山北邊。他曾在匡提科上過羅伯的課，和加州的刑事系統關係極佳，他答應充當我們的連絡人，並為我們安排。我們曉得，我們需要一個我們信得過，而他也信得過我們的人，因為這個計劃要是搞砸了的話，就會有許多責難隨之而來。

　　我們決定要找的第一個重刑犯是艾德．肯培（Ed Kemper），他被判了好幾個無期徒刑，當時在加州瓦卡維爾（Vacaville）的州立療養院服刑，這個地方在舊金山和沙加緬度之間。我們在國家學院裡教過他的案例，但是和他本人則沒有接觸過，看來我們很適合從他身上開始。至於他同不同意和我們碰面、同不同意和我們談話，則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案子有完整的檔案記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艾德蒙．艾米爾．肯培三世（Edmund Emil Kemper III）生於加州的柏班（Burbank）。他和兩個妹妹成長於一個破碎的家庭，他的父母──小艾德和克拉奈（Clarnell）──爭吵不休，最後以離異收場。艾德出現一些「異常」行為之後，他的母親叫他收拾行囊，到他父親那兒去。這些行為包括把兩隻家裡養的貓肢解、和他的大妹蘇珊玩死亡儀式的遊戲。艾德逃回母親處，又被送到加州內華達山區的偏遠農莊，和祖父母一起住。艾德在那兒遠離家人，無法從熟悉的小城學校得到慰藉，感到非常無聊而寂寞。而就在那裡，這個高大粗壯的十四歲男孩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的一個下午，用一把點二二的來福槍射殺了祖母莫德（Maude），還用一把廚房的菜刀戳刺祖母的屍體。祖母生前不讓艾德和祖父到田裡，堅持要他留在家裡幫忙做家事。他知道祖父不會原諒他犯下的滔天大罪，於是當老人回家的時候，艾德把他也給射殺了，還把屍體留在院子裡。後來警察問他的時候，他聳聳肩，回答道：「我只是想知道射殺祖母是什麼感覺。」

　　從表面看起來，這兩件謀殺缺乏動機，艾德被診斷為「人格特徵錯亂，被動攻擊型」，被監禁在阿塔斯卡德羅州立醫院（Atascadero State Hospital）。艾德在一九六九年二十一歲時獲釋，交由母親監護，當時她才和第三任丈夫分手，並在加州大學在聖塔克魯茲新成立的分校當祕書。艾德此時身高兩百零五公分，體重已達一百三十五公斤。

　　有兩年的時間，艾德打些零工，開車在街上、高速公路上巡行，搭載年輕的女性。聖塔克魯茲這個地區似乎吸引了加州的漂亮女生前來，而這是艾德在他的青少年時期所欠缺的。他想加入高速公路巡邏隊遭拒，不過他在州立高速公路局得到一個差事。

　　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他載到兩個佛雷斯諾州立學院（Fresno State College）的女生，瑪麗．安．培斯（Mary Ann Pesce）和安妮塔．魯契沙（Anite Luchessa）。他把她們載到偏僻的地方刺死，然後把兩具屍體載回母親的住處，用拍立得相機拍下照片，將之肢解，還把一些器官拿出來玩弄，之後把剩下的殘軀裝在塑膠袋裡，埋在聖塔克魯茲的山區，而頭顱則拋棄在路旁的深谷中。

　　九月十四日，肯培又載了十五歲的高中女生艾可．柯（Aiko Koo），把她悶死，並對屍體施暴，然後載回家肢解。第二天早上，肯培開車到精神醫師處進行心理健康狀況的定期檢查，而柯的頭顱就放在肯培的後車廂裡。不過面談進行得十分順利，精神醫師表示，他對於自己或他人都不再是個威脅，建議將記錄彌封。肯培沉迷於這個有象徵意義的行動。這顯示了他對體制的輕蔑，同時也顯示他是優於體制。他開車回山區，把柯的屍塊埋在靠近布德溪（Boulder Creek）的地方。

　　（在肯培作案不斷的時候，聖塔克魯茲可以稱得上是連續殺人案的大本營。聰明、外貌英俊的赫伯．穆林〔Herbert Mullin〕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妄想症，他宣稱有許多聲音驅策他、引導他幫助拯救環境。一個二十四歲的汽車技工約翰．佛雷西〔John Linley Frazier〕也以類似的理由作案，寂寞遁世的他住在城外的樹林裡，他燒毀了一幢房子，殺了一家六口，藉以警告那些要破壞自然的人。他在這一家的勞斯萊斯轎車雨刷上留了一張字條：「物質主義必須消滅，否則就必須制止人類。」該地給人的感覺是每個禮拜都會有一件暴行發生。）

　　一九七三年一月九日，肯培搭載了聖塔克魯茲的學生辛蒂．夏爾（Cindy Schall），用槍脅迫她爬進後車廂，然後殺了她。他把屍體載回母親的住處，這已成了他的習慣。然後在自己的床上姦淫屍體，並在澡缸裡解剖，把剩下的部分裝在塑膠袋裡，丟棄在卡麥爾（Carmel）懸崖下的海裡。他這次的創新之舉是把夏爾的頭埋在後院裡，臉朝上，對著他母親的臥房窗戶，因為她總是要別人「仰望她」。

　　到這個時候，「大學女生殺手」的恐懼籠罩了聖塔克魯茲。年輕的女性受到警告，不要搭陌生人的車，尤其是不要在校園安全範圍以外的地區。不過肯培的母親在學校裡做事，所以他的車貼有學校的通行證。

　　隔了不到一個月，肯培又載了羅莎琳．梭普（Rosalind Thorpe）和艾莉絲．劉（Alice Liu），他把兩個女孩都殺了，塞到後車廂裡。他把兩具屍體載回家，做了和之前的受害者一樣的處理。肯培把殘肢丟在靠近舊金山附近的伊甸峽谷（Eden Canyon），一個禮拜後被人發現。

　　他殺人的衝動以驚人的速率上升，即使以他的標準來看也是如此。他想過要射殺整條街的每一個人，但最後還是打消念頭。他有個更好的主意──他發現自己一直想要這麼做：在復活節的週末，當他母親還在睡覺的時候，肯培進到她的房間，用槌子不斷攻擊她，直到斷氣為止。然後砍下她的頭，強暴那具無頭的屍體。最後，他切下她的喉嚨，丟進垃圾處理機。「這好像蠻恰當的，」他後來告訴警方，「因為她在過去的這麼多年來一直對我又吼又叫。」

　　不過，當他打開開關的時候，處理機絞碎喉嚨，還把血淋淋的喉管噴到他身上。「就算她已經死了，她還在罵我。我不能讓她閉嘴！」

　　然後，他打電話給母親的朋友莎麗．哈勒（Sally Hallett），邀她來吃一頓「驚喜」的晚餐。她來的時候，艾德以棍棒擊打，把她勒死，割下頭，然後把屍體放在自己的床上，而他則睡到母親的床上。復活節的早上，他開車離開，漫無目的地向東開。他注意收聽廣播，期望這會成為全國要聞。但是什麼事都沒發生。

　　艾德開到科羅拉多的普布羅（Pueblo）城外，因為沒有睡覺而極感疲累，對於自己的壯舉沒有造成騷動感到很失望。他停在路旁，打電話給聖塔克魯茲警局，一再試圖說服他們說他說的是事實，之後他承認了那些謀殺，表示自己就是「大學女生殺手」，然後耐心等候當地警察來逮捕他。

　　肯培以八項一級謀殺案起訴。當被問及該受什麼樣的懲罰，他答道：「折磨至死。」

　　雖然約翰．康威和獄方官員事先作了安排，但我決定最好還是等我們到的時候，在犯人「無預警」的情形下要求面談。即使這意味著在沒有確定合作之下安排這趟旅行，這似乎還是最好的辦法。在監獄裡沒有事情能夠保密。如果話傳出來，說某個獄友和聯邦調查局有關係，還和調查局談話，那麼他可能被當成告密者，甚至更糟。如果我們突然出現，那麼獄中的人犯就會以為我們在進行調查，而且沒有任何事先的安排或是條件交換。所以當艾德一口答應要和我們談的時候，我委實有點驚訝。顯然，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人詰問他的罪行了，而他對我們的所作所為感到好奇。

　　走進高度戒備的牢房是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經驗，即使對一位聯邦執法探員也是如此。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繳械。顯然他們並不想讓任何武器帶進這個區域。第二個要求是，你要簽下棄權書，一旦被挾持成為人質，獄方不負任何責任，並且在這種情形下，不得以條件來交換。手上有個調查局探員作人質，可是一個很大的籌碼呀。芮斯勒、約翰．康威和我完成了這些手續，進到一間有桌椅的房間裡，等候艾德．肯培的到來。

　　當他們把他帶進來的時候，第一件震驚我的是，這傢伙的體型非常龐大。我已經知道他的身材高大，而且因為他的體型而受鄰居和學校所排斥，但是近距離一看，他真是非常龐大，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我們隨便兩個打倒。他留著深色長髮，滿臉于思，穿著敞開的工作襯衫，從白色的Ｔ恤可以清楚看到便便的大腹。

　　過了不久我們也發現，肯培是個聰明的傢伙。他的智商在獄方記錄中高達一四五，在我們和他相處的這些時間裡，羅伯和我擔心他要比我們聰明得多。他有很長的時間坐下來思考自己的生活和罪行，他了解我們仔細研究過他的檔案，所以如果他胡謅的話，我們會知道，於是便和盤托出，談自己就談了幾個小時。

　　他的態度既不狂妄傲慢，也看不出有懊悔之心。他很冷靜，講話聲音柔和，善分析事理而有點漠然。事實上，在訪談進行的時候，常常很難打斷他來問問題。他唯一會流淚的時候是回想起母親對待他的方式。

　　我教過應用犯罪學，但我不知道我說過的每一件事都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對一個老掉牙的問題仍感興趣：罪犯是生來如此的，還是後天造成的？雖然這個問題還沒有定論，也許永遠也不會有，但是傾聽肯培說話卻引出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

　　艾德雙親的婚姻狀況惡劣，這一點沒有疑問。艾德告訴我們，他從很小就長得像父親，使得母親厭恨不已。然後體型成了一個問題。他十歲的時候，已經長得相當大。克拉奈擔心他會欺負妹妹蘇珊，所以就讓他睡在沒有窗的地下室裡，旁邊就是火爐。每晚就寢的時候，克拉奈當著艾德的面關上地下室的門，她自己和蘇珊則上樓睡覺。這讓他害怕不已，也讓他打心底恨這兩個女人。這個時候，他的雙親也正式離異。因為他的體型、害羞的個性，加上在家裡缺乏可以認同的角色典範，艾德一直都是退縮而「與眾不同」。他沒做錯事，卻像個囚犯一樣被關在地下室裡，心裡覺得骯髒而危險，他的敵意和想殺人的念頭就開始滋長。後來他就把家裡的兩隻貓殺掉，其中一隻用小刀切斷四肢，另一隻用大刀。後來我們了解到，孩提時期虐待動物的特徵是所謂「殺人三部曲」的重要基石，這些源頭也包括超過正常年齡的尿床和玩火。

　　然而可悲又諷刺的是，艾德的母親在聖塔克魯茲的行政人員和學生之間很受歡迎。大家都認為她敏感而關心別人，如果你有問題，或是想找個人聊聊，都可以去找她。在家裡，她卻把自己的兒子當成怪獸一般對待。

　　你絕對沒辦法和這些大學女生約會或者結婚的，這是艾德母親很明確的訊息。她們都比你優秀得多。艾德不斷處於這種態度之下，最後決定要滿足她的期望。

　　我們必須這麼說，艾德的母親的確試著以自己的方式來照顧他。當他表示出參加加州高速公路巡邏隊的興趣時，她費心去消除他少年時期的記錄，如此一來，殺害祖父母的「污點」就不會妨礙他的成年生活。

　　想要和警方合作，則是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在我們對連續殺人犯的研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連續殺人犯三個最常見的動機是支配（domination）、操縱（manipulation）和控制（control）。這些傢伙大部分都是憤怒而無力的輸家，自覺被生活所傷害，他們大部分都經歷過某種生理或情感的凌辱，一如艾德．肯培那般，如果你這麼想的話，那麼他們最想從事的職業是警察，倒也並不讓人驚訝了。

　　警察代表了權力和公眾的尊敬。當他們受召執行公權力的時候，他就被賦予權力，去為了公眾的利益而傷害壞人。在研究裡，我們發現，很少有警察走上邪路，犯下暴行，而連續殺人犯卻常常是試圖成為警察未果，轉而從事相關行業，像是保全人員或是守夜員。有一個我們開始在某些剖繪中提到的特點是，嫌犯會開一輛像警車的車子，譬如說福特Crown Victoria或是雪佛蘭Caprice。有時候，人犯會找一輛二手警車來開，像是在亞特蘭大殺童案裡就是如此。

　　更常見的是「警察迷」（police buff）。艾德．肯培告訴我們一件事，他常在警察常去的酒吧和餐館流連，並加入他們的交談。這讓他覺得像是裡頭的人，給他一種警察權力的替代性亢奮。不過，一旦大學女生殺手大開殺戒的時候，他也有直接介入調查進行的管道，讓他預知警方將採取的行動。事實上，當肯培在他漫長而血腥的任務將近尾聲，而從科羅拉多打電話的時候，他花了很大的力氣才說服聖塔克魯茲的警察，這不是某個醉漢開的玩笑，這個大學女生殺手就是這些警察的朋友艾德。因為我們知道這一點，所以我們循例都會考慮到嫌犯想辦法參與調查的可能性。幾年之後，我的同事葛雷格．麥奎利（Gregg McCrary）在紐約調查亞瑟．蕭克羅斯（Arthur Shawcross）殺人案的時候，他就料準殺手應是一個許多警察都很熟的人，常在警察去的地方出入，會向他們追問消息。

　　我對肯培的手法非常有興趣。他在大致相同的地區成功地犯下這些罪行，意味著他做的事是「對的」，也意味他一直會分析自己的作為，並改善自己的技巧。對大部分這種人而言，捕獵與殺戮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最主要的「工作」，所以他們老是在想這些事。艾德．肯培做得極為漂亮，有一次他開的車尾燈破掉而被警方攔下來，當時在他的後車廂裡就有兩具屍體，根據警方報告，他的態度非常有禮，警方讓他走的時候還警告他要小心。他不害怕東窗事發而被逮捕，這反而會令肯培興奮。他冷靜地告訴我們，要是警察檢查行李廂的話，他打算把他殺掉。有一次，他說他開車經過一個校警，而車裡躺著兩個被他槍殺的婦女。兩具屍體都用毯子裹到頸部，一具就在他旁邊的前座，另一具在後座。肯培平靜而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這兩個女孩喝醉了，他正要送她們回家。最後一句倒是真的。還有一次，他載到一個婦女和她十幾歲的兒子，艾德打算把兩個都殺掉。但是他開走的時候，從後照鏡裡看到這名婦女的朋友在抄車牌。所以他很理性地把這對母子載到他們要去的地方，讓他們下車。

　　肯培在獄中接受心理測驗，像他這麼聰明的人，他很清楚這些術語，也能以精神分析學的方式來詳細分析他的行為。所有關於犯罪的東西都是挑戰的一部分，都是遊戲的一部分，甚至連怎麼讓受害者不疑有他地進入車裡也算在內。他告訴我們，當他把車停在一個漂亮女孩面前的時候，他會問她要去哪兒，然後看一看錶，裝作在決定有沒有足夠的時間一樣。這個女孩會以為她在和一個大忙人打交道，他還有比停下來順道載人更重要的事要辦，這馬上會令這女孩戒心全消。這種資料除了讓我們一窺兇手運作的模式，也提醒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們運用一般常識的假設、語言的線索、身體語言等來評量判斷他人，但這並不適用於精神變態的反社會者（sociopaths）上。舉個例子，對艾德．肯培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停下來載一個漂亮女子，而他已經考慮了很久、努力分析怎麼樣最能達成他的目標；比起他在路上偶遇的女子想得更久、想得更努力、分析得也更深。

　　操縱、支配、控制。這是暴力連續犯的三個標語。他們所做所思都在於充實他們貧乏的生活，如果他們不這麼做的話，就會覺得生命有所欠缺。

　　在一個強暴或殺人連續犯的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或許要數幻想（fantasy）的角色。我是以最廣泛的意義來講幻想。艾德．肯培的幻想發展得很早，而他的幻想都牽涉到性與死亡之間的關係。他讓妹妹和他玩的遊戲，包括把他綁在椅子上，好像在毒氣室裡一樣。他的性幻想包括和他人的關係以伴侶的死亡與肢解來結束。因為他這種欠缺感，一般男女的關係並不能讓他覺得舒坦。他不認為會有女孩接納他。所以他在心裡自己來彌補。他必須完全佔有他想像中的伴侶，這意味著最後要佔有她的生命。

　　「活著的時候，她們遙不可及，不能和我分享，」他在法庭裡解釋道。「我試著建立某種關係。當我在殺她們的時候，我一心一意只想到，她們將是我的了。」

　　對於大部分因性而殺人的兇手而言，從幻想到現實要經過幾個階段，這其間還常常受色情刊物、對動物做的病態實驗和殘害別人而得到刺激。這最後一個特徵可以視之為這種人受到惡劣的待遇，而「還治其身」。在肯培的例子裡，因為他的體型和個性的緣故，他覺得別的小孩都在躲他，讓他苦惱不堪。根據肯培告訴我們，他在肢解兩隻家裡養的貓之前，從妹妹那兒偷了一個洋娃娃，把它手腳切掉，練習他打算用在動物身上的手法。

　　在另一個層次上，肯培最大的幻想是擺脫他那宰制而虐待他的母親，而他的殺戮行為都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之下來分析。請不要把我想錯，我絕非為他的作為開脫。我的背景和經驗告訴我，人要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但是以我之見，有些人生來並不是連續殺人犯，而是後天造成的，而艾德．肯培就是一個。如果他有更穩定而有教養的家庭生活，他還會不會有同樣的謀殺幻想？誰又知道呢？但是，如果他對於生活中支配性強的女性超乎想像的怨恨，那麼他會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她們？我不這麼認為──因為肯培成為兇手的整個過程，可以視之為他嘗試對付他親愛的老媽的過程。當他走到最後一步的時候，整齣戲就落幕了。

　　這是另一個我們將會一再看到的特徵。兇嫌很少會將他的憤怒發洩在心中所怨恨的人身上。雖然肯培告訴我們，他曾經在半夜拿著槌子潛入母親的房間，幻想往她的頭頂砸下去，但在他真正面對心裡想做的事之前，他至少作了六次案。我們已經看過許多以這個置換主題所做的其他變貌。舉例來說，在被害者死後，從死者身上拿走一些「戰利品」，像是戒指或項鍊等東西，這是個常見的特徵。然後兇手會把它送給妻子或女友，即使這個女子是他憤怒或敵意的「源頭」。典型的做法是，他會說這是他買的或是撿到的。他看著她穿戴上，重新燃起興奮、引起殺機，一方面在心裡再一次支配和控制。他自己知道，本來可以把施加在不幸被害者身上的用在他自己的伴侶身上。

　　在我們的分析裡，最後會把一項犯罪行為分解成犯案前、犯案後等成分。肯培把死於他手下的受害者肢解。我們最先認為他是性虐待狂。但是肢解都不是在受害者生時進行，而是在死後進行，所以這不是懲罰，也不會讓她痛苦。在聽肯培講了幾小時之後，我們就明白，肢解是拜物，而不是虐待，這與擁有幻想有更大的關係。

　　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他對屍體的處理和拋棄。早期的受害者都被仔細埋在遠離母親住處的地方。而後來的受害者則被隨意拋棄，這包括他的母親和母親的友人。他又載著屍體在鎮上開來開去，對我而言，這似乎在反嘲弄那個嘲弄他、拒絕他的社會。

　　在後來的幾年裡，我們又和肯培作了幾次長談，每一次都提供了許多資料，每一次的細節都令人心痛。眼前的這個男人，冷血殺害了荳蔻年華的聰明女性。但我要是否認我喜歡艾德，那麼我就是不誠實。他友善、開放、敏感，而且很有幽默感。至少我在這種情形下可以說，我很喜歡在他旁邊。我不想讓他出去走在街上，他自己在清醒的時候也不想這麼做。但是我個人對他的感覺（我現在仍然這麼覺得）強調了面對這種重複暴力犯的一個重要想法：這種人有很多都相當迷人，頭腦非常清楚，而且口才便給。

　　這種人怎麼能犯下這麼駭人的罪惡？一定有什麼地方有問題，或是有某種可以原宥的苦衷。如果你和他們談過，你就會這麼對自己說；你對他們的罪行沒法得到一個全貌。這也就是為什麼精神醫師、法官和處理假釋的官員會常常被騙的原因，我們在後面會再詳細討論這個部分。

　　不過眼前的重點是：如果你想了解藝術家，去仔細看看他的作品。我總是這麼告訴我的手下。你如果不去研究畢卡索的畫，你就稱不上了解或是欣賞他的畫作。成功的連續殺人犯詳細擘畫他們的作品，一如畫家構思畫面。他們把所作所為當成「藝術」來看待，他們不斷地修正。所以，我對像艾德．肯培這樣的人的評價，有一部分是來自和他面對面的互動，其他則來自於對他的「作品」的研究與了解。

　　當芮斯勒和我在「馬路學校」教學的時候，若是有時間，而且得到獄方合作，我們便常去探訪監獄。我一想到，也會尋找附近有什麼監獄或是戒護所，還有我感興趣的對象。

　　這麼做了一陣子之後，我們也改善了我們的技巧。一般來說，一個禮拜有四天半是綁死的，所以我試著利用晚間和週末來進行一些訪談。晚上的時間有點困難，因為大部分的監獄在晚餐後要點名，之後就不准任何人進入牢房。但是過了沒多久，我便開始了解並習慣獄政的那一套。我發現，一枚聯邦調查局的徽章便能讓你進入大部分的監獄，而且見得到典獄長。所以我開始未經事先通知就造訪，通常這樣做最有效。我進行的訪談愈多，對於自己所教的就愈有信心。最後，我覺得自己的教學已經有了真實的基礎，不只是不斷複述從親身經歷者那兒聽來的故事而已。

　　這些受訪者也不一定能洞悉其罪行和心靈。極少數能做得到，即使是聰明如肯培者也是一樣。他們所告訴我們的，有許多是在複述他們的證詞和對自己有利的敘述。每一件事都必須透過我們的辛勤努力和審視來加以解釋。之所以要做訪談，是要讓我們看一看這些人的心智是如何運作，從他們身上得到感受，讓我們開始設身處地來思考。

　　在我們的非正式研究計劃進行的頭幾個月，我們所能訪談到的兇手和未遂罪的殺手超過半打以上。其中包括日後刺殺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州長的亞瑟．布雷莫（Arthur Bremmer）（巴爾的摩監獄）、莎拉．珍．莫爾（Sarah Jane Moore）和萊內．「尖叫」佛洛姆（Lynette 「squeaky」Fromme），這兩個人都試圖謀殺福特總統（西維吉尼亞安德森監獄）。而佛洛姆崇拜的教派宗師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就關在聖昆丁監獄，在舊金山北邊的灣區。

　　每一個在執法崗位的人都對曼森有興趣。洛杉磯的塔特和拉碧安卡謀殺案（Tate and LaBianca Murders）發生至今已經超過十年了，但曼森仍然是名氣最大，也最令人心寒的囚犯。匡提科固定都會教這個案子，而當整個事實釐清了之後，我還是不覺得我們真的清楚是什麼東西在驅策這個傢伙。但是我認為，這麼成功地讓別人按他的意志行事的人會是個重要的人犯。羅伯．芮斯勒和我在聖昆丁的一個小會議室見到他。這個地方三面都有用鐵絲加強的玻璃窗，這種房間是專供人犯和律師會面之用。

　　我對曼森的第一印象和對肯培的印象完全相反。他的眼神狂野而警覺，眼睛滴溜溜地轉個不停。他比我想像的要來得瘦小，身高不超過一六○公分。這個看似瘦弱的人是怎麼對他惡名昭彰的「家族」發揮這種影響力？

　　這個問題馬上就得到一個答案：在桌子的一端有一把椅子，他爬到椅背上，這麼一來他講話的時候就可以俯視我們。在我為訪談做背景準備的時候，我讀到他喜歡坐在沙漠裡的一塊大石頭頂上，向他的信徒演講，以為他的「登山寶訓」增強形體上的巨大感。他一開始就向我們表明，雖然他的審判很受矚目，新聞媒體也大肆報導，但他並不了解自己為何在監獄裡。畢竟他不曾殺過一個人，他認為自己是代罪羔羊──美國黑暗面的無辜象徵。審判期間，他在前額刻上的納粹反十字標誌此時已經墨色褪去，但是仍然依稀可辨。他仍然透過第三者和關在其他監獄裡的女性信徒連絡。

　　曼森至少在某個意義上和艾德．肯培以及許多人很像，他們都有悲慘的童年和成長過程：如果這兩點可用以描述曼森的背景的話。

　　查爾斯．米爾斯．曼森一九三四年生於辛辛那提，他是一個十六歲的娼妓所生的私生子，這個妓女喚作凱瑟琳．麥道克斯（Katheleen Maddox）。曼森這個姓只是凱瑟琳從眾多愛人中猜測誰是孩子的父親所給的姓。凱瑟琳不斷進出監獄，於是便把查爾斯託付給信教虔誠的阿姨和性喜虐待的姨丈。姨丈管他叫娘娘腔，讓他在第一天上學穿著女生的衣服，要他「像個男人」。他到十歲的時候，除了待在不同的教養院和感化院裡之外，都是在街上討生活。他在福拉納根神父的「兒童村」只待了四天。

　　曼森的青少年歲月是一連串的搶劫、偽造文書、拉皮條、攻擊，被監禁的地方是一個比一個惡劣。調查局根據戴爾法案（Dyer Act）來追查贓車的跨州銷贓時，曾經調查過他。一九六七年，他假釋出獄，剛好趕得上「愛之夏」。曼森前往舊金山的黑特─亞許伯利區（Haight─Ashbury district），這是西海岸性、嗑藥和搖滾樂聚集之處。曼森主要是在找機會搭便車，他在一群十幾二十歲的失學青年中，很快就成為一個有群眾魅力的領袖。他彈吉他，講一些片面的道理給這些內心空虛的孩子們聽。很快地他就受他們供養，盡情享有性和非法的迷藥。由男女追隨者所組成的「家族」圍繞著他而形成，這個家族居無定所，有時人數多達五十人。查爾斯會鼓吹天啟與種族戰爭的到來，「家族」會得到勝利，而他會掌控一切，這是他對這群人提供的服務。他的經文是披頭四「White Album」專輯裡的「手忙腳亂」（Helter Skelter）。

　　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四個曼森「家族」的成員在查爾斯．「德州佬」華森的帶領下，侵入導演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和明星太太夏隆．塔特（Sharon Tate）在比佛利山西羅道（Cielo Drive）一○○五○號的住處。波蘭斯基出差，但是塔特和四位賓客──阿比蓋．佛格（Albigail Folger）、傑．塞柏林（Jay Sebring）、佛秦克．傅利可夫斯基（Voytek Frykowski）、史帝芬．帕倫（Steven Parent）──卻在一場邪惡的狂歡中慘遭殺害，他們在牆上和受害者的身上，以鮮血塗寫口號。當時塔特肚裡還懷了九個月的孩子。

　　兩天之後，六個家族成員顯然在曼森授意之下，在被害人座落於洛杉磯銀湖區的家中殺害並肢解了商人勒諾．拉畢安卡（Leno LaBianca）和他的妻子羅絲瑪麗。曼森本人並未參與，但是之後進入屋中進行肢解。蘇珊．阿特金斯（Susan Atkins）參與了這兩件謀殺案，以及一件高速公路設備的縱火案，她因賣淫而遭逮捕。最後扯到曼森家族，並牽連出或許是加州史上最著名的審判，至少在辛普森（O.J. Simpson）的世紀大審判之前是如此。在兩個分開的訴訟案中，曼森和幾個追隨者因殺害了塔特和拉畢安卡，還有幾件牽連到他們的案子而被判死刑，這些案子包括殺害並分屍了「矮子」席唐鈉（Donald 「Shorgy」Shea），這個電影明星替身是家族的徒眾，但被懷疑向警方告密。加州的死刑相關法令被廢止了之後，刑期由死刑改為無期徒刑。

　　查理．曼森並不是一般所說的連續殺人犯。事實上，到底他有沒有親手殺過人都是個爭議。但是他的背景低下則是毋庸置疑的，而他的徒眾在他的鼓動下，以他的名義犯下的駭人暴行也是不由分說。我想知道，一個人是如何成為這種邪惡的救世主。我們必須坐上幾個鐘頭聽他大發謬論，但是當我們試著打斷他的屁話，要他就特定的部分加以說明時，一個形象便開始浮現了。

　　查理一開始並不是要做一個邪惡的教派領袖。他的目標是名聲和金錢。他想成為一個鼓手，加入一個像「海灘男孩」（Beach Boys）那樣有名的搖滾樂團。他曾經被迫靠機智狡詐過生活，所以非常能夠洞悉所見到的人的內心，而且馬上就知道他們能為他做什麼。他若是在我的單位裡，評量別人的心理優缺點，謀畫如何逮到兇手，應該會做得非常好。

　　他在假釋之後來到舊金山，眼裡看的盡是內心徬徨、天真、理想性格濃厚的年輕孩子，他們因曼森的生活經驗和似是而非的智慧而尊他為領袖。其中有許多孩子和父親之間有問題，尤其又以年輕女孩為然，他們說給查理聽，查理這麼精明的人當然能把他們挑出來。他成為如父兄一般的人物，能用性和迷幻藥來滿足他們空虛的生活。若是和查理．曼森同處一室，就一定會受他的眼神所影響──深邃而穿透人心，狂野而有催眠力。他知道自己的眼神能做什麼，也知道它有什麼效果。他告訴我們，他是在被毒打得遍體鱗傷之中度過早年生活，加上矮小的身材，要打鬥他是不可能贏的。所以他就利用性格的力量來作為補償。

　　所倡導的都非常有道理：污染在毀滅環境；種族偏見既醜陋又具有破壞力；愛是對的，而恨是錯的。然而一旦他可以任意左右這些迷路的心靈，他就建立起一個組織極為嚴密的體系，讓他徹底控制這些人的身心。他不讓他們睡覺，運用性、食物和藥物來完全支配他們，像是對待戰俘一樣。每一件事都是非黑即白，只有查理才知道真理。他會彈起吉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那簡單的咒語：只有查理能拯救這不健康而腐敗的社會。

　　曼森告訴我們的領導的原動力和權威，在往後類似的悲劇中一再重演。曼森對這些心靈不健全的人所擁有的權力和了解一再出現，吉姆．瓊斯牧師（Reverend Jim Jones）在蓋亞那的集體自殺，之後又有德州瓦可（Waco）大衛教派的大衛．柯瑞許（David Koresh），這不過是其中的兩個而已。雖然這三個人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相通的地方也是顯而易見的。從我們和曼森及他的追隨者談話中得來的深入了解，對於我們了解柯瑞許本人和他的行為，以及了解其他教派都很有幫助。

　　而在這件事的核心，曼森的論題不是救世主式的境界，而是控制。「手忙腳亂」的說道是一種維持心靈控制的方法。不過曼森漸漸了解到，除非能夠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控制得了他們，否則便有失去他們的危險。大衛．柯瑞許了解這一點，他把他的信徒圈限在一處鄉間堡壘中，使之不能離開，或是逃遁於他的影響力之外。

　　我仔細聽了曼森談話之後，相信夏隆．塔特和她友人的死並不是出自他的計畫或預謀：事實是，他對狀況和追隨者失去控制。地點和受害者的選擇顯然是任意的。曼森手下的一個女孩曾待過那兒，她認為那兒有錢。「德州佬」華森是一個從德州來的學生，拿全美獎學金，相貌英俊，他想要在這個組織裡往上爬，奪取查理的影響力和權威。華森和其他人一樣用LSD，也打入領導圈子的未來計劃中，他是主要動手的人，帶頭潛入波蘭斯基家中，並鼓動別人犯下罪行。然後，這些心理有問題的無名小卒回到住處，告訴查理他們幹下的事，「手忙腳亂」已經開始，他不能很漂亮地撒手，也不能說他們把他看得太認真了。這會摧毀他的權力和權威。所以他必須做一次更漂亮的，好像是他謀畫了這個案子一樣，於是把他們領到拉畢安卡的家，又幹了一票。但是，當我問曼森，他為何不進到屋裡並參與血腥殺戮的時候，他向我們解釋說，他還在假釋期間，不能拿他的自由來冒險。

　　所以，我從曼森的背景資料和訪談中了解到，當他使追隨者做了他需要做的事之後，反過來他們也會強迫他去滿足他們的需要。

　　曼森每隔一年就會聲請假釋，但是每一次都被駁回。他犯的罪太過有名，也太過殘忍，假釋單位根本不會法外施恩。我也不想讓他放出去。不過，要是他被放了出去，以我對他的了解，我不認為他會像許多這類傢伙一樣，成為一個嚴重的暴力威脅。我想他會遁入沙漠，遺世隱居，不然就是以他的名氣來賺錢。但我不認為他會殺人。最大的威脅是來自那些迷途的人，他們會受他吸引，把他當成神和領袖來看待。

　　等到芮斯勒和我做了十或十二次囚犯面談之後，任何聰明人都看得出來，我們已經有所斬獲。這是第一次我們能將罪犯心中所進行的和案發現場所留下的跡象連結起來。

　　在一九七九年，我們收到大約五十個剖繪要求，講師們試著利用教學閒暇來應付。到了第二年，案件倍增，次年又增加了一倍。在那個時候，我的教學負擔已經相當輕了，是單位裡頭唯一一個全職投入實際工作的人。只要時間許可，我仍然在國家學院和探員訓練班授課。但我的情況和別人又不同，教學對我已經是個副業了。我處理送到組裡來的所有謀殺案，還有哈茲伍德無法分身處理的強暴案。

　　原本沒有官方許可的非正式服務項目，如今發展為一個小小的組織。我擔任的新名銜是「犯罪人格剖繪計畫幹事」，並開始和調查站合作，以協調地方警察單位提出的案件。

　　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在醫院裡待了一個多禮拜。我以前踢足球和打拳擊受的舊傷復發，讓呼吸變得愈來愈困難。我還記得躺在床上，幾乎什麼也看不到，有個探員走進來，扔了二十份檔案在我床上。

　　隨著我們囚犯訪談的增加，我們學到的愈來愈多。但是一定要有個法子，把非正式的研究組織成有系統、可資利用的架構。這一步是洛伊．哈茲伍德所跨出的，我和哈茲伍德合作，為《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報》合寫一篇關於色慾殺人案的文章。洛伊曾經和安．布吉斯（Ann Burgess）博士一同做過一些研究，布吉斯博士是賓州大學護理學校精神心理保健的教授，也是波士頓保健醫院部門的護理研究的主持人之一。布吉斯作剖繪，而且在強暴及其心理影響方面的研究也已經享譽全國。

　　洛伊把她帶到行為科學組來，介紹給我和羅伯認識，並告訴她我們在進行的事。她聽了覺得很好，認為我們有機會在這個領域裡做前人所未做過的研究。她認為我們能增加對犯罪行為的了解，其方式一如《心智失序的診斷與統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在心智疾病的了解與分類方面的成就。

　　我們同意一起工作，安最後從政府贊助的國家司法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獲得四十萬美金的研究津貼。其目的是和三十六到四十名監禁在獄中的重罪犯進行詳細訪談，看看我們從中會得到什麼結論。安從我們輸入的資料當中發展出了一份長達五十七頁的表格，每次面談都要填寫。羅伯負責掌管經費的運用以及與司法研究院之間的聯繫，我和他兩人在實際從事調查的探員協助下，回到監獄裡和人犯面對面訪談。我們要描述每一個犯人和案發現場的作案手法，研究並記錄犯罪之前和之後的行為，而安會用電腦處理數據，我們則寫下訪談的結果。我們預定這項計畫會進行三或四年之久。

　　至此，犯罪調查分析邁入了現代。

第七章　黑暗之心

　　接著很自然會有這樣的疑問，已經定了罪的重罪犯為何要和聯邦探員合作呢？我們開始這個計畫的時候，心裡也想知道答案。不過，我們在過去的幾年裡所接觸的對象，絕大多數都同意和我們談話，他們這麼做的理由有幾個。

　　有些人是真的被自己的犯行所困擾，覺得和心理研究合作是補償的方式之一，同時藉此也更了解自己。我認為艾德．肯培屬於這個類型。其他人則是酷愛警察和執法官員的人，喜歡有警察和調查局探員在身邊，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有些人則認為和「當局」合作會有好處，不過我們從來不曾承諾過任何事。有些人覺得自己受到忽視冷落，只希望受人注意，以擺脫無聊，這是我們的訪視所代表的意義。而有些人很歡迎這個機會，讓他們心中的殺人幻想在逼真的細節中重新燃起。

　　我們想要聽這些人可以告訴我們的每一件事，但是我們主要對幾個基本問題感興趣，我們在一篇文章裡解釋了這項研究的目的，該文刊登在《聯邦調查局執法學報》（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一九八○年九月號中。

　　一、是什麼讓一個人成為性罪犯，而早期徵兆又是什麼？二、是什麼激起或抑制他的犯行？三、受到性侵害時，面對何種罪犯，採取何種類型的反應或是因應之道會奏效？四、侵害者的危險、診斷、準備與處理模式是何意義？

　　我們了解到，這項計畫若要有價值，我們必須要準備充分，還要能夠立刻過濾每一個人告訴我們的話。因為，你若是還算聰明的話，就會像這些傢伙一樣，找出系統的弱點，並加以利用。大部分連續傷害犯生來很會操控情境。如果心智不穩定對案子有幫助的話，那他就能裝作心智不穩定；如果追悔之意能對案子有所幫助的話，那麼他就能夠裝出一副很後悔的樣子。我發現所有同意要和我們談話的人都是很相似的。他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去想，所以他們花了許許多多的時間來想自己、想他們做了什麼，他們可以提供給我非常細微的細節。我們的工作就是事先把他們和他們犯的罪給摸清楚，以確定他們說的是事實。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另外編一套說辭，讓他們自己顯得更值得同情、更無辜。

　　在剛開始進行的許多次面談中，我聽了這些囚犯的故事之後，都會想要問芮斯勒或是與我同行的人：「他會不會是被誣陷入獄的？他對每件事都有個說得通的答案。我懷疑他們是不是抓錯人了。」所以，我們回到匡提科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記錄，並和當地的警方接觸，以確保沒有造成可怕的司法錯誤。

　　羅伯．芮斯勒是在芝加哥長大的，六歲女童蘇珊．戴儂（Suzanne Degnan）的遇害把他嚇壞了，但也激起他的興趣。這個女童被人從家中帶走，慘遭殺害分屍，屍體在伊凡斯頓（Evanston）的下水道被發現。一個名叫威廉．賀倫斯（Williams Heirens）的年輕人被捕，他承認犯案，還承認潛入一處公寓裡偷竊，結果情形失控而殺害了兩名婦女。其中一件的受害者是法蘭西絲．布朗（Frances Brown），兇手用她的唇膏在牆上塗寫著：

　　　　看在老天爺
　　　　的份上逮住我
　　　　在我殺更多人之前
　　　　我管不住自己

　　賀倫斯把這些殺人案推到「喬治．莫曼」（George Murman）身上（Murman這個字可能是「謀殺人」〔murder man〕的縮寫），他說這個人在他內心裡。羅伯說賀倫斯的案子可能是他很早就下定決心走上執法這條路的動機之一。

　　犯罪人格研究計劃一旦得到經費並開始進行，羅伯和我便前往伊利諾州的裘利（Joliet），和關在史得特維爾監獄（Statesville Prison）的賀倫斯面談。他從一九四六年定罪之後便入獄，此後一直都是模範犯人，也是伊利諾州第一個完成大學教育的犯人，當時正在繼續研究所課程。

　　我們與他訪談的時候，賀倫斯否認和罪行有任何關連，說他是冤枉的。不管我們問他什麼，他都只有一個答案，堅持他有不在場證明，而且離案發現場相當遠。他的話很有說服力，事關嚴重的誤審，於是我們回到匡提科的時候，把所有的檔案都挖了出來。除了嫌犯的自白和如山的鐵證之外，我發現從戴儂的現場採到了他的指紋。但是賀倫斯花了許許多多的時間在牢裡，仔細想過來龍去脈，對所有的問題都已經有了答案，就算他們當場對他進行測謊，他說不定也可以順利脫身。

　　一九六六年，理查．史派克（Richard Speck）在南芝加哥一處屋內殺害了八名護理學生，被判了好幾個無期徒刑。他表明不願和我們研究的其他殺人兇手混為一談。「我不想和他們列在同一個名單上，」他這麼告訴我。「他們是瘋子，這些傢伙。我可不是連續殺人犯。」他並未否認所作所為，他只是想讓我們知道，他和這些人是不一樣的。

　　在一個很重要的層面上，史派克是對的。連續殺人犯有某種情緒的週期，或是犯行之間的冷卻期，但他不是個連續殺人犯。我把他這種歸類為「大屠殺兇手」（mass murderer），這種人在同一次行動中殺的人超過兩名以上。以史派克的情形來說，他潛入屋內的動機是偷竊，想辦法弄些錢以離開城裡。當二十三歲的柯拉菘．阿慕羅（Corazon Amurao）來應門時，史派克以刀槍威脅，強行進入屋內，說是只要綁住她和其他五個室友，以進行搶劫。他把她們都趕到一個房間裡面。在一個小時之內，其他三名室友從約會或是圖書館陸續回來。一旦她們都在史派克控制之下，他顯然改變主意了，發狂起來強暴她們，捆綁、戳刺、砍殺她們。阿慕羅嚇得蜷縮在角落，只有她倖免一死。史派克沒算到她。

　　史派克離開之後，阿慕羅到陽台上向外呼救。她告訴警方，兇手的左前臂刺著「生來狂歡」的刺青。一個禮拜之後，當史派克因自殺未遂而出現在當地醫院的時候，他的刺青被指認出來。

　　史派克下手殘酷，所以許多醫療和心理團體對他進行各種推測。剛開始的時候，有人表示史派克的基因不平衡，他多了一個男性的Ｙ染色體，這被認為會增加攻擊與反社會行為。這種風潮隔一段時間就會流行一陣。一百多年前，當時的行為學者利用顱相學（phrenology）研究頭顱的形狀，來預測性格和心智能力。最近，一般認為從腦電波掃描記圖所顯示，出現十四Hz和六Hz的陽性棘波，這個不斷重複的模式是嚴重人格失序的證據。法庭還在為XYY爭論，但是不容辯駁的事實是：許許多多的人都有這種基因特微，但是並沒有超乎異常的攻擊或是反社會行為。為了平息眾議，便對史派克進行詳細的檢查，結果發現他的基因組合完全正常──他根本沒有多出來的Ｙ基因。

　　史派克當時並不想和我們談話，在這之後他心臟病發作，死於獄中。他的情況並不常見，我們和典獄長接觸過，他也同意讓我們進去，但是他並不認為事先讓史派克曉得是一個好的想法。我們到的時候，也同意這個看法。我們聽得到他隔著圍欄尖叫咒罵。其他的囚犯則同聲附和，情緒激動。典獄長想要把史派克持有的色情刊物給我們看，但是史派克對此瘋狂抗拒。囚犯很討厭這類的徹底搜查。他們的牢房是唯一保有隱私的地方。當我們走下裘利監獄的三層牢房時，有窗戶被打破，鳥兒高飛向屋頂，典獄長警告我們待在中間，這樣囚犯撒的屎尿就淋不到我們身上。

　　我了解到事情不會有任何進展，便輕聲對典獄長說，我們就走下走廊，不要在史派克的牢房前面停下來。以今天的訪談準則而言，我們甚至不能未經通知便出現。事實上，整個罪犯人格研究在現在會更難進行。

　　史派克不像肯培或是賀倫斯，他不完全算是模範囚犯。牢房警衛有個木頭做的辦公桌，史派克曾經做了一個簡陋的迷你蒸餾器，藏在書桌的假抽屜後面。它幾乎產生不了任何酒精，只會散出酒的味道，但已經夠讓找不到的警衛抓狂了。還有一次，有一隻麻雀從破窗中飛進來，他發現了牠，照顧牠恢復健康。當麻雀可以站起來的時候，史派克在牠的腳上綁了一條線，讓牠棲在肩上。有個警衛告訴他，牢裡不准養寵物。

　　「我不能養嗎？」史派克問道，然後走到開著的電扇前面，把這隻小鳥丟了進去。

　　警衛嚇壞了，他說道：「我以為你喜歡那隻鳥。」

　　「我是喜歡，」他答覆：「不過，如果我不能擁有牠的話，別人也甭想。」

　　羅伯．芮斯勒和我在裘利監獄的一間訪談室，在獄方諮詢人員的陪同下見到史派克，這情形有點像是高中裡的訓育人員。史派克和曼森一樣，他選擇桌子的一端，坐在桌旁的矮櫃之上，這樣他就可以比我們都高。我開門見山就告訴史派克，我們要做什麼，但是他不願意和我們談，只是不斷重複著「操他媽的聯邦調查局」想要檢查他的牢房。

　　當我看著這些傢伙的時候，當我隔著桌子和他們對坐在監獄的會議室裡，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試著想像他們在犯案的時候看起來、聽起來是什麼模樣。我在事先都讀過所有的檔案資料，所以我知道他們做過什麼、他們能做什麼，而我所必須做的是把這些投射在坐在我對面的人身上。

　　任何警察型的偵訊都是一種引誘；每一方都想要誘使另一方給他所想要的。而你在想出如何接近他之前，必須個別地來估量受訪者。憤怒或是道德判斷並不能達到任何目的。（「什麼，你這個變態的混蛋！你吃了一隻手臂？」）你必須決定什麼才會觸到要點。對付某些人，像是肯培，只要你表明你知道事實，他們無法搪塞你，那麼你就可以開門見山。而對付像理查．史派克這種人，我學到要採用更具攻擊性的方式。

　　我們坐在會議室裡，史派克假裝無視於我們的存在，所以我就轉向輔導員。這位輔導員是一個開朗而善社交的人，對於化解敵意頗有經驗──這種特質是我們在人質談判中所希望具備的。我就當史派克根本不在場一樣談論他。

　　「你們知道他幹了什麼嗎？他殺了八個漂亮的妞兒。其中有幾個妞兒長得很正點。他一個人就弄走八個俏妞。你們覺得那公平嗎？」

　　顯然這讓羅伯覺得很不舒服。他不想降低到兇手的層次，嘲笑死者令他作嘔。我當然同意這一點，不過在像這樣的情形下，我認為該作什麼就必須作什麼。

　　輔導員和我唱雙簧，我們就像這樣來來回回地說，語調既幼稚又怪異。要不是我們在談論謀殺案的受害者，那麼我們的交談聽起來一定像在更衣室的高中男生。

　　史派克聽了一會兒，開始搖頭，咯咯發笑，說道：「你他媽的這些傢伙瘋了。你們和我之間實在沒有太大差別。」

　　有了這麼個起頭，我轉向他。「那你他媽是怎麼同時上八個女人？你早餐都吃什麼啊？」

　　他看著我們，好像我們是容易受騙的鄉巴佬一樣。「我沒有通通強暴。這個傳言太誇大了。我只上了其中一個而已。」

　　「在沙發上的那一個？」我問道。

　　「對啊。」

　　這一切聽起來既殘忍又噁心，但我從裡頭開始了解到一些事情。第一點，史派克並沒有什麼陽剛的自我形象。他自知無法同時控制所有的女子。他是個投機分子──他選一個來強暴。我們從案發現場的照片得知。他選定的女子是臉朝下，趴在沙發上的那一個。對他而言，她已經是一個非人化的物體了。他不必和她有任何屬於人的接觸。我們也知道，他的心思並不縝密，做事也沒有組織。從一個相當單純而成功的搶劫，演變成這種八人喪生的血腥場面，這之間的過程並沒有經過多大的考慮。他承認，他並不是在一種性的狂熱中殺害了這些女子，而是這麼做她們就無法指認他了。當這些年輕的護士一一回到家，他把其中一個關在浴室裡，另一個關在衣櫥裡，好像是把馬趕進牧欄裡一樣。他不知道要怎麼處理這種情況。

　　有趣的是，他也表示，讓他送到醫院、最後導致他被捕的傷口並不是自殺未遂所造成，而是在酒吧和人打架的結果。他不見得了解他說的話的意義，他只要讓我們認為他是個「生來狂歡」的男子漢，而不是唯一出路只能自殺的可憐傢伙。

　　我一邊聽一邊在腦子裡整理這些資料，它不單告訴了我一些史派克的事，也告訴我關於這一類型犯罪的事。換句話說，以後當我看到類似的情節時，我就更能洞悉犯罪者的內心，而這正是這個計劃的主要目的。

　　當我們處理蒐集來的資料時。我試著拋開學院那一套心理學術語，而使用更為直截了當的概念，這會對執法人員更有用。告訴一個地方的幹員，他要找的是「妄想精神分裂症患者」，這或許有其知識上的趣味，但是這對於他逮捕嫌犯卻不是什麼有用的資料。我們得到的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分辨加害者是「有組織」或是「無組織」，或是兩者的混合。像史派克這種人讓我們得到了「無組織」型罪犯的行為模式。

　　史派克告訴我，他有個坎坷的年輕歲月。我問及他的家庭，這是我唯一覺得碰觸到他心裡的時候。史派克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被捕過差不多四十次了，他還娶了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兩人育有一子。五年之後，史派克離開了她，心中滿懷憤恨，他告訴我們，他不曾動過要殺她的念頭。不過，他殺了幾個女子，其中包括一個低級酒吧的女侍，她拒絕了他的求歡。他在殺害護士的幾個月之前，也搶奪並攻擊了一名六十五歲的老婦人。對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施暴說明了這是一個年輕人幹的，甚至可能是個十幾歲的小毛頭，涉世未深，沒什麼經驗，也沒什麼信心。史派克犯下強暴的時候年齡是二十六歲。加害人的年齡漸長，但是他的成熟度和自信卻相對降低。這就是我對史派克的印象。雖然他已經二十多歲了，但是他的行為層次即使就一個罪犯而言，也還是未成年的。

　　在我們離開之前，典獄長還想讓我們看一個東西。裘利監獄和其他的監獄一樣在進行一項心理實驗，看看柔和的牆壁顏色會不會降低人犯的攻擊性。這背後有許多理論來解釋。實驗人員甚至把舉重器放在漆成粉紅色或黃色的牢房裡，發現人犯舉重的重量都沒有以前那麼重了。

　　所以這位典獄長把我們帶到走道盡頭的一間牢房，說道：「玫瑰色的牆壁應該會讓暴戾犯人的攻擊念頭全消。如果你把他們關在像這樣一間牢房裡，他們應該會平靜下來。道格拉斯，看一看這間牢房裡面，然後告訴我，你看到什麼。」

　　「牆上沒多少漆呀。」我注意到。

　　他回說：「是啊，你說得對。你看，這些傢伙不喜歡這些顏色。他們把漆剝下來，然後吞進肚裡。」

　　傑利．布魯多斯（Jerry Brudos）是個戀物癖者。如果事情只是這樣的話，那麼也不會有問題。但是由於許多因素，其中包括他那好懲罰而霸道的母親和他自己不可壓抑的衝動，他癖好的程度遠不止於此──從有點奇怪的程度，到足以致命的程度。

　　一九三九年，傑洛姆．亨利．布魯多斯（Jerome Henry Brudos）生於南達科塔州，在加州長大。他還是個五歲大的小男孩的時候，在當地的垃圾場發現了一雙簇新的高統靴。當他把這雙鞋帶回家穿上的時候，他的媽媽非常生氣，要他把鞋子丟掉。但是他把鞋子藏了起來，後來母親又發現了這雙鞋，便把鞋子拿去燒掉，處罰了傑利。到他十六歲的時候（此時住在奧勒岡州），他慣於潛入鄰家，竊取女鞋，後來又開始偷內衣，他會把內衣收起來試穿。翌年，他因為攻擊一名女孩而遭到逮捕。他將她誘進車內，意圖一窺她裸體的模樣。他在沙冷（Salem）的州立醫院接受了幾個月的治療，院方認為他並無危險。高中畢業後，他在軍隊裡待了一陣，然後因為心理方面的問題而退伍。他還是會闖進別人家，偷竊鞋子和內衣──有的時候，把她們勒昏──他和一個年輕女子發生性關係，出於責任感而和她結婚。後來他去上一所職業學校，成為一名電子技師。

　　六年之後的一九六八年，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還在繼續他晚上的勾當，夜獵紀念品。有個十九歲、名叫琳達．史洛森（Linda Slawson）的女孩來敲布魯多斯的門，她和隔壁約好了要推銷百科全書，但是卻敲錯門。布魯多斯逮到這個機會，就把她拖到地下室去，威脅她，並把她勒斃。琳達斷氣之後，他把她的衣服脫掉，把他的各式收藏品穿到屍體身上。他又把屍體的左腳剁下，塞進他心愛的高統靴，然後把它冰到冷凍庫裡，屍體則放進一輛破汽車，沉到維拉美河（Willamettte River）。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又開了三次殺戒，把受害者的乳房割下來，印成石膏模。有好幾個大學女生出面指認，他曾經用類似的說法來提出約會的要求，終於他在警方全天候監視他可能出現的約會地點時被捕。最後，他發現出於一時錯亂而攻擊的說法行不通的時候，只好俯首認罪。

　　我和羅伯．芮斯勒在沙冷的奧勒岡州立監獄裡的牢房和他訪談。他有一張圓臉，體格壯碩，彬彬有禮而合作度佳。但是我問到犯案的細節時，他說他因為低血糖症（hypoglycemia）發作而暫時喪失知覺，對於所作所為都不記得了。

　　「你知道，約翰，我的低血糖發作，我根本走不出房子，也不知道我作了些什麼。」

　　有趣的地方是，當布魯多斯向警方認罪的時候，他記得很清楚，也提供犯案的細節，告訴警方何處可以找到屍體和證物。而且他也在無意間自陷於罪。他把一個受害者的屍體吊在取自車庫的鉤子上，讓它穿上他最心愛的衣物和鞋子，然後把一面鏡子放在地上，來仰視她穿的衣服。布魯多斯照相的時候把自己也給照了進去，而他並不知道。

　　雖然布魯多斯辯稱他因低血糖症發作而暫時失去知覺，但是從他身上可以看到許多有組織的特徵。這與從他幼年所顯示的幻想特質緊緊相連。在他還住在家裡農場的時候，十幾歲的他幻想在隧道裡抓住女孩，強迫她做出他心裡想的事情。有一次，他把一個女孩騙到穀倉裡，強逼她把衣服脫掉拍照。我們看到這種類型的行為延續到他成年後的犯行中，只是年紀不過十多歲的他還太天真、太單純，只有想到拍下受害者的裸照。之後，他把這個女孩鎖在玉米穀倉裡，過了一下又回來，穿著不同的衣服，髮型也不一樣，假裝他是傑利的孿生兄弟艾德。他把這個嚇得半死的女孩放開，解釋傑利正在接受密集的治療，央求她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不然傑利又會有麻煩，而且又會受到另一次「挫敗」所折磨。

　　我們在布魯多斯身上很清楚地看到，隨著他活動的程度愈來愈升高，他的幻想也愈來愈精緻。這項發現遠比他直接告訴我們的任何事還要重要得多。即使是像肯培和布魯多斯這類人，雖然在目標和作案手法極不相同，但是從一次犯罪到下一次犯罪、從一個行為層次到另一個層次，我們在這兩種人身上都看到一種對細節的沉迷與「改進」。肯培選定的受害者是漂亮的大學女生，在他的心裡，她們與他的母親相連在一起。布魯多斯的心眼沒那麼複雜，也沒那麼聰明。他對於隨機遇到的受害者已感滿足。但是他對細節的執迷是一樣的，而這一點也支配了這兩個人的生活。

　　已經成年的布魯多斯讓他的妻子達西（Darcie）穿著他收藏的服飾，讓他進行拍照的儀式。他妻子是個端莊而生性保守的女子，這種行為讓她覺得不舒服，而且害怕她的丈夫。他的心裡有一套凌虐的精緻幻想，不過得要將車庫佈置一番。他的車庫裡有一個上了鎖的冷藏櫃，裡頭放的是他最心愛的身體部位。當達西燒菜的時候，她還得要告訴傑利她要什麼，然後他再拿給她。她常常向朋友抱怨說，要是她自己能看一看冷凍櫃，由她自己來挑的話，事情會簡單得多。雖然這很不方便，但是她倒沒覺得奇怪到要報警的地步。要不然就是她心裡害怕，不敢這麼做。

　　布魯多斯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加害者的例子，開始的時候，他有一些無害的怪癖行為，然後逐漸變本加厲──先是發現他有屬於姊妹的衣物，進而有屬於別人的衣物。一開始他只偷衣物，然後悄悄跟蹤穿著長統靴的女子，闖進無人的房舍，膽子愈來愈大，敢於面對住在房子裡的人。剛開始的時候，他穿一穿這些衣服就已經滿足了，後來，他想得到的刺激愈來愈多。從社會行為來看，他一開始是要求女孩子讓他拍照。後來，其中一個拒絕為他寬衣解帶，他便持刀威脅她。然後，有個受害者不小心觸犯了他，他才殺人。他一旦殺了她，得到了滿足，便一再殺人，每一次分屍的程度都有增加。

　　我並不是說每一個受高統靴所吸引，或是對黑色蕾絲胸罩襯褲心動的男人都會走上犯罪一途。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大部分都要進監獄。但是，一如我們在布魯多斯身上所看到的，這種性慾錯亂會變質，而且它也是「視情形而定的」。請容我舉例說明。

　　不久之前，離我住的地方不遠，據報有個小學校長對學童的腳有些舉動。他和學童玩遊戲，看他搔他們的腳能搔多久。如果他們能撐到一段時間的話，他就會給他們一些錢。有些孩子有能力在超市買東西，而他們又說不出錢的來源，於是家長才注意到這件事。學區當局將校長開除，卻遭到許多當地人士的抗議。他的外貌英俊，和一個固定的女友有正常的關係，很受家長和學生的歡迎。學校的老師認為他是被誣陷的，就算他搔了學生的腳，那也是無害的。他從來都沒有騷擾過任何學童，也沒有要他們脫下衣服。有人會在外面誘拐孩童來滿足一己的變態，但是他不是那種人。

　　我同意這種說法。從這個方面來看，他是不會危及當地的社群。我曾經見過他，他的態度友善，風度翩翩。但是我們假設有個小女孩對這種遊戲的反應很不好，開始尖叫，說要把這件事洩漏出去。那麼他在一時驚慌之下，可能會把她殺死，只因為他不知道如何來處理這個情況。當學校的主管機關向我的單位徵詢意見時，我告訴他，開除這個人是正確的處理方式。

　　約在此同時，維吉尼亞大學請我去一趙，幾名女學生被人推倒在地，在混亂中，她們的木底鞋被人偷拿走了，所幸無人嚴重受傷，但是當地警方和校警把這的事件看作是一個玩笑。我和警方、校方的行政單位接觸過，把布魯多斯和其他我所經驗過的案子告訴他們，等到我離開維吉尼亞的時候，我自認成功地讓他們有了戒慎恐懼的態度。校方的態度有了相當大的轉變，而我也很高興在此表示，這個事件沒有繼續發展下去。

　　當我審視布魯多斯犯罪的發展過程，我必須自問道，瞭解並在較早的階段介入，是不是能夠截斷其最終的過程？

　　在肯培的案例中，我看到的是一個由悲慘童年所製造出來的連續殺人犯。而我覺得布魯多斯的案例更加複雜。顯然他的性慾錯亂從他年紀很小的時候便已出現。他在垃圾場發現一雙高統靴，並受其吸引，這個時候他的年紀還很小。但是他的興奮有一部份可能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看過像這樣的東西。它和他母親穿的鞋子完全不同。接著，她的反應非常激烈，對布魯多斯而言，這雙鞋子成了禁果。不久之後，他開始偷他老師的鞋子。當她發現此事的時候，布魯多斯對她的反應很驚訝。她不但沒有責罵他，反而還很好奇他為何這麼作。所以，他的行為從成年女性的身上已經得到混雜不一的訊息，而一個可能是與生俱來的衝動便逐漸轉化為邪惡而要命的力量。

　　如果他所發展的危險性為人所識，而且試圖採取若干有效的方法來處理他的感受，那又會如何呢？等到他動手殺了第一個人的時候，已經是為時已晚了。但是，在整個過程的任何階段，這個過程會不會被中斷？從我在之後所作的研究和努力來看，我對於受性所驅迫的殺手改邪歸正的可能性，心中感到非常非常的悲觀。如果任何努力有實行的希望，那麼必須在更早的階段就發生才行，必須在幻想成為現實之前。

　　當我的姐姐愛琳還是十幾歲的時候，我母親曾說，她只要問和愛琳出去的男孩對自己母親的看法如何，就能夠知道關於這個男孩的很多事情。如果這個男孩說他敬愛母親，那麼這也可能反映了他和其他女子的關係。如果他非常蔑視自己的母親，那麼他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其他女人的機會就很大了。

　　以我的經驗而言，我母親的觀察一點也不錯。肯培在加州的聖塔克魯茲大開殺戒，最後才有膽殺掉他真正怨恨的人。蒙特．李瑟爾（Monte Rissell）在維吉尼亞的亞歷山大強暴並殺害了五名十幾歲的少女。他告訴我們，如果讓他在雙親婚姻破裂的時候跟著父親，而不是母親的話，他現在會是一個律師，而不是關在李契蒙監獄（Richmond Penitentiary）裡的無期徒刑犯。

　　從蒙特．李瑟爾的身上，我們得以更廣泛地探索這個謎團。七歲的蒙特在父母離婚的時候是三個小孩裡年紀最小的，他的母親讓他們換環境，搬到加州去。她在加州再婚，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她的新任丈夫獨處，三個小孩都沒有大人管。蒙特年紀很小就開始惹麻煩──在學校的牆上塗寫猥褻的字句，後來又嗑藥，在一次爭吵之後用BB彈射傷了表兄的眼睛。他宣稱來福槍是他的繼父給他的，而繼父在出事之後把槍敲爛，用槍管不斷地打他。蒙特十二歲的時候，他母親的第二次婚姻也告破裂，舉家遷回維吉尼亞。蒙特告訴我們，他認為他和他的姊姊應該為此負責。從那時開始，他的犯罪行為急遽升高：無照駕駛、竊盜、偷車，然後是強暴。

　　他走上殺人一途的轉變十分發人深省。他在高中留校察看，並且接受心理輔導，他在此時接到一封女友寄來的信。她在學校裡比他高一班，將要進大學。這封信是要告訴蒙特，他倆之間到此為止。他看了信馬上開車到學校去，撞見女友和新男友在一起。

　　蒙特並沒有什麼明白的表示，也沒有把一腔怒火發在這個始作俑者的身上，他開車回到亞歷山大，用幾瓶啤酒和大麻澆愁，然後把車停在寓所的停車場，在車裡坐了好幾個小時，反覆思索。

　　大約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他還在那裡，有一輛車出現，是一個年輕女性開的。蒙特一時衝動，決定索回他所失去的。他走到這個女子的車旁，拿著手槍指著她，強迫她和他一起到停車場附近的隱蔽處所。

　　蒙特向芮斯勒和我敘述他的行動時，顯得冷靜、慎重而精確。我在之前查過他的智商，在一二○以上。我不能說我察覺到他有悔恨之意──除了很少數的罪犯會悔罪自殺之外，大部分的罪犯在被捕服刑的時候就已經悔意全消了。不過他並沒有試著輕描淡寫他的罪行，我確實感覺到他向我們準確描述。他已經描述以及他即將描述的行為中，涵括了幾個重要的深刻觀察。

　　第一點，這個事件在一個觸發性的事件之後發生──我們稱之為「壓力來源」（stressor）。我們會一再地看到這個模式。任何事物都可以是「壓力來源」，困擾我們每一個人的事物都不盡相同。但是最普遍的兩樣事物是失去工作和失去妻子（女友），這倒也不令人意外。我之所以在此以女性來指稱，是因為所有這些殺人者都是男性，我在後面會推測其緣由。

　　研究像蒙特．李瑟爾這種人之後，我們漸漸了解到，這些「壓力來源」是連續殺人動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當我們在案發現場看到某些情況，我們可以放心大膽的推斷該案的「壓力來源」是什麼。在傑德．雷經辦的阿拉斯加謀殺案中（詳見第四章），一名婦女和她兩個女兒遭到殺害的時機和細節讓朱德推測，殺手才剛失去女友、砸了飯碗。而果真這兩項傷害都發生了。實情是他的女友離棄他而就他的老闆，老闆之後把他開除，想讓他從眼前消失。

　　所以，蒙特．李瑟爾在晚上看到他的女友和這個大學男生在一起，便犯下了他第一樁殺人案。這次犯案本身就非常重要。這是怎麼發生的，而這又是為什麼發生的，甚至告訴了我們更多事情。

　　李瑟爾的受害者碰巧是個風塵女子，這意味著兩件事：她對於和陌生男子發生性關係並不像普通人那麼害怕；她或許心中恐懼，但很可能有相當強的求生本能。所以，當他控制住她的時候，顯然他想要以槍脅迫來強暴她。她試著緩和局面，自己把裙子撩起，問施暴者想要怎麼樣，他想採取什麼樣的姿勢。

　　「她問我要用什麼方式。」蒙特告訴我們。

　　這種行為不但沒有使他和緩下來，也沒有使他更敏感，反而讓他更加憤怒。「這就好像一個婊子想要控制全局。」她顯然假裝了兩三次性高潮來安撫他，但這讓事情更糟。如果她能「享受」這次強暴的話，反而更增強了他的感覺，認為女人都是妓女。她被「非人化」以後，要殺掉她的念頭也就很容易就冒出來了。

　　不過蒙特曾放過一個受害者，她告訴蒙特，她正在照顧罹患癌症的父親。李瑟爾的哥哥也得了癌症，所以他可以認同這個女子。對他而言，她是有人格的，而這和這位風塵女子，或是理查．史派克攻擊的年輕護士是完全相反的。這個護士是臉朝下，趴在沙發上。

　　但是這卻說明了為何如此難以提出應對強暴的通則。虛與委蛇或是奮力掙脫或許都是最好的對應之道，要看強暴者的性格和動機而定。但這也可能使事情更糟。對所謂「遇強則弱型強暴者」抵抗，可能會讓他撒手不幹；而對所謂的「遇強更強型強暴者」抵抗，可能會讓受害者賠上一條命，除非受害者夠強壯，或是溜得夠快。因為強暴者在性方面有所不足，反抗一類的行為會讓他感到更愉快，所以不見得是上策。這些犯罪是緣於憤怒和敵意，是要展現力量，而性只是陪襯。

　　李瑟爾強暴了這名從停車場脅迫來的女子之後，餘怒未消的他還沒有決定要如何處置她。在這個時候，她做了一件我們許多人都會認為合情合理的事：想辦法逃跑。這更讓李瑟爾覺得是她在控制場面，而不是他。我們在《美國精神病理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引述李瑟爾的話：「她拔腿奔下山谷。這個時候我抓住了她。我用雙手箍住她，她的身材比我要大。我開始勒住她……她跌跌撞撞……，我們滾下山丘，滾到水裡。我抓著她的頭猛撞岩石，把她的頭按在水裡。」

　　我們學到的是，在分析一件犯罪的時候，受害者的行為和嫌犯的行為一樣重要。這個受害者的危險是高是低？她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她的行為慫恿了他？還是制止了他？他們是怎麼碰在一塊兒的？

　　李瑟爾選擇的受害者完全是因為她在附近──在他住所停車場的附近。一旦他開了殺戒，禁忌也就不存在了。他了解到他可以去做它、享受它，可以擺脫它。如果我們被要求介入此案，並提供剖繪，我們會希望在他的背景中看到一些經驗──一些沒有嚴重到鬧人命的重傷害──而事實上也的確有。坦白地說，我們可能弄錯的是年齡，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弄錯了。在李瑟爾第一次動手殺人的時候，年紀只有十九歲。而我們以為他是一個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的人。

　　但是李瑟爾的案子說明了年齡在我們的工作裡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一九八九年，從我的單位出去的葛雷格．麥奎理參與調查了發生在紐約羅徹斯特（Rochester）的一連串妓女被殺害的案件。葛雷格在與藍德．強生（Lynde Johnson）警長和第一流警力的密切合作下，發展出一個詳細的剖繪，並研擬了一套策略，最後將亞瑟．蕭克羅斯（Arthur Showcross）緝捕到案，又成功地將之起訴。我們在事後檢查剖繪的時候，發現葛雷格把他描述得幾乎分毫不差──種族、性格、工作類型、家庭生活、車子、嗜好、對該地區的熟悉程度，和警察的關係；幾乎每一件事都說中了，除了年齡之外。葛雷格推測他將近三十歲，他在殺人方面並不是生手。結果，蕭克羅斯四十五歲。他因為殺害了兩個小孩子（小孩和妓女或老人一樣，都是容易受傷害的目標），而在監獄裡待了十五年，而這讓他的發展停滯不前。在他獲得假釋的幾個月之中，他從以前停滯的地方再開始向前。

　　亞瑟．蕭克羅斯再下殺手的時候是他假釋期間，蒙特．李瑟爾也是如此。李瑟爾和肯培一樣，都有本事在進行殺害別人的時候，說服精神醫師，以為他們的病情大有進展。有一個老笑話是說：要多少個精神醫師才能改變一個燈泡？答案是一個就夠了，如果燈泡想要改變的話。精神醫師和其他心理健康的專業人士一樣，習慣以自我敘述的方式來追蹤嫌犯的進展，而這假設了病人想要變「好」。於是要把許多精神醫師玩弄於股掌之間實在太容易了，而大部分優秀的精神醫師會說，預測暴力唯一可靠的指標是過去暴力的記錄。我希望我們在犯罪人格方面所做的研究與之後的工作，可以成就一件事：那就是使從事心理健康研究的人士知道，在處理犯罪行為的時候，自我敘述有其限制。一個連續殺人犯或是強暴犯生來就是喜歡操縱別人、自戀而極端自我中心。只要能讓他出獄、讓他在街頭遊蕩，他會告訴假釋官或是精神醫師任何他們想聽的話。

　　當李瑟爾告訴我們他之後犯的命案時，我們看到了一個穩定的推展。他深受第二個喪命在他手下的受害者所困擾，她向他發出如連珠炮的質問：「她想知道為什麼我想做這件事；為什麼我挑上她；我沒有女朋友嗎；我的問題是什麼；我接著要做什麼？」

　　她在槍口脅迫下開車，她也和第一個受害者一樣試圖逃跑。這個時候，他知道他一定要殺了她，於是不斷猛刺她的胸口。

　　到他第三次殺人的時候，就已經是駕輕就熟了。他汲取了先前的經驗，不和他的受害者交談：他必須讓她保持非人格化。「我在想……我已經殺了兩個人。我可能也會殺掉這一個。」

　　在他發展過程的這個節骨眼，他放掉了兩名照顧癌症父親的婦女。但是到了最後兩次下手的時候，他的意圖已經很穩固了。他把一名女子給溺死，把另外一個刺死──據他自己估計，大概刺了五十到一百下之間。

　　李瑟爾讓我們看到，幻想很早就已滋長，遠遠早於實際的強暴或謀害發生之前。我們問他，他是從哪裡得到這些念頭的。這些念頭的來源不一，不過他說其中之一是讀到大衛．伯考維茲（David Berkowitz）的事。大衛．伯考維茲最先被稱為「點四四口徑殺手」，然後，他在紐約市肆虐，開始寫信給報紙，此時他又被稱為「山姆之子」，他的性格較偏向暗殺型，而不是典型的連續殺人犯。在差不多一年裡──從一九七六年七月到一九七七年七月──有六個年輕男女慘遭殺害，受傷的還不只這個數，他們都是把車停在戀人巷裡，都是在車子裡被威力強大的手槍所射殺。

　　伯考維茲和許多連續殺人犯一樣，都是收養家庭的產物，而他一直要到他在陸軍服役的時候才知道他是收養的。他不想被送到越南去，最後卻去了韓國。他在此有了第一次性經驗，是和一個妓女，還因此染上淋病。他退役之後回到紐約市，開始找尋親生母親，他發現她和一個女兒住在長島的長灘。她們根本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這讓他既驚訝又失望。他以前是害羞、缺乏安全感而憤怒，現在他進而變成一個潛在的殺人者。他在陸軍裡學會如何射擊。他前去德州，買了一把點四四口徑的手槍，這個威力強大的武器讓他覺得更大膽，也更有力。他到紐約市的垃圾場練習射擊，以小物件為標靶，直至槍法精準為止。然後，這個在白天是低階郵局僱員的人，到了晚上便展開獵捕。

　　我們在阿提卡州立監獄（Attica State Prison）訪談了伯考維茲，他殺了六個人，在認罪之後被判二十五年徒刑，但是之後他又否認犯罪。一九七九年，他在監獄中遭受攻擊，有人從他背後割他的喉嚨，差一點就送了命。傷口要縫五十六針，而兇手沒有被指認出來。我們不想讓他再度身處險境，所以沒有經過事先通知就逕自前往。在典獄長的合作之下。我們事先已填好大部分的問卷，所以我們的準備很充分。

　　為了這次特別的會面，我隨身帶著一些視覺的輔助材料。我在之前提過，我的父親在紐約做過印刷工人，曾經是長島印刷公會的理事長。他拿了許多小型報紙給我，上頭把山姆之子的事蹟以頭條來處理。

　　我拿著紐約的《每日新聞報》（Daily News），把報紙隔著桌子遞給他，並說道：「大衛，一百年之後，沒有人會記得鮑伯．芮斯勒或是約翰．道格拉斯，但是他們卻會記得『山姆之子』。事實上，現在在堪薩斯的威契塔（Wichita）就有一個案子，一個傢伙殺了五六個女人，自稱是『綁折殺手』。意思是『綁捆、折磨、殺害』。而你曉得，他在信中還談論到你。他在談論大衛．伯考維茲，『山姆之子』。他想像你一樣，因為你有這個力量。如果他寫信給你，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伯考維茲不是那種我所說的有奇特魅力的人，他一直在找尋認可或是個人的成就。他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總是試著在分辨別人是真的有興趣，還是在嘲笑他。當他聽到我所說的話，他的眼睛為之一亮。

　　「你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在法庭作證，」我繼續說道，「所以一般大眾對你的所聞所知就是：你是個狗娘養的混蛋。但是我們從這些談話之中，我們知道你一定有另外一面，敏感的一面，受到你的背景所影響的一面。我們希望讓你有這個機會把它告訴我們。」

　　他這個人的感情不輕易外露，但是對我們說話卻沒有遲疑。他承認他在布魯克林─皇后區放過的火超過兩千次，這些都詳細記載在他的日記中。這是他像暗殺型人格的地方──一個耽溺於詳細記載的寂寞人。另一點是他並不想要和受害者有任何肉體的接觸。他不是個強暴者，也不是戀物狂．他並不是為了要蒐集紀念品。所有的性發洩都是從射擊這個行為本身所得到的。

　　他縱火主要是燒些廢棄垃圾，像是在垃圾桶或是廢棄的建築物裡。伯考維茲和許多的縱火犯一樣，他在看著熊熊火焰燃燒的時候會進行手淫，然後在消防隊撲滅火勢的時候再做一次。玩火也符合「殺人三部曲」，另外兩項特微是尿床和虐待小動物。

　　我總是把和囚犯的訪談看作是淘金，但得到的大部分都是一文不值的小石子，不過要是得到一塊真正的金礦石，所有的努力就都值得了。大衛．伯考維茲的情形便是如此。

　　令我們非常非常感興趣的是，他偷偷潛近這些情人巷的地區，而不是走到駕駛座的那一側──男性多半坐在這一側，而這也代表了威脅比較大，他會繞到乘客的那一側。這告訴了我們，當他以典型的警察姿勢向車子開火的時候，他心中的恨意與憤怒是向著女人而發的。連發的射擊就和連續戳刺一樣，可以看出憤怒的程度。被殺死的男性只是倒楣，時機不對，地方不對，而賠上一條命。攻擊者和受害者之間可能根本沒有目光的接觸。這些動作都是在一個距離之外完成的。他不必讓受害的女子人格化，就可以擁有他幻想的女人。

　　同樣有意思的地方是，另一塊金礦石已經成為我們對連續殺人犯整體了解的一部分了。伯考維茲告訴我們，他都是在晚上出擊的。當他找不到下手的對象──一個在不對的時機、不對的地方被他遇上的人──的時候，他會回到以前曾經得手過的地區。他會回到一個案發現場（許多兇手會回到處理屍體的地方）、墓園，象徵性地在泥土裡翻滾，讓心中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活過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其他的連續殺人犯會把他們的犯罪過程拍攝下來的緣故。一旦受害者死了，屍體也處理掉了之後，他們想要能夠再度體驗那種驚悚，讓幻想繼續上演，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伯考維茲不需要珠寶、內衣、身體的一部分或是其他的紀念品。他告訴我們，對他而言，只要回到現場就已經足夠了。然後他就回家、手淫，把幻想重新喚起。

　　我們會把這個觀察發揮最大的效果。執法機構的人員一直都以為兇手回到案發現場，但是並不能證明這一點，也無從解釋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但是從伯考維茲這種人身上，我們開始了解到，這種推測是正確的，雖然這種行為的理由不見得是我們想的那樣。後悔當然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們從伯考維茲身上看到，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一旦你瞭解了為何某個特定類型的罪犯會重遊案發現場，那麼你就可以開始擬定和他周旋的策略。

　　「山姆之子」這個名字是從一封措詞殘忍的信而得名的，這是寫給約瑟夫．波瑞利（Joseph Borelli），波瑞利後來當上紐約警局的探長。亞歷山大．艾梭（Alexander Esau）和瓦蘭提娜．蘇麗雅妮（Valentina Suriani）在布隆克斯（Bronx）慘遭毒手，兩個人都是遭到近距離射擊，這封信就是在他們的車子附近發現的，裡頭是這麼寫的：

　　你稱我是憎恨女人的人，這讓我受到很深的傷害．我不是這樣的人，但我是個怪物。我是「山姆之子」，我是個小子。

　　當山姆爸爸喝醉的時候，人就變得卑鄙不堪。他毆打自己的家人。有時候，他把我綁在屋子後面。有時候，他把我鎖在停車間裡。山姆喜歡喝血。

　　「到外面去殺人，」山姆爸爸下令道。

　　有些人躺在在我們的屋子後面。大部分都是年輕人──被強暴、被殺害──他們的血跡已乾──此刻僅存白骨。

　　山姆爸爸也把我鎖在閣樓裡。我出不去，但是我可以從閣樓的窗子望出去，看到世事在我眼前起起落落。

　　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局外人。我的波長和別人都不一樣──我生來就是要殺人的。

　　不過，要讓我停下來，就得殺了我。所有的警察要注意了：先把我給射殺──一槍斃命，不然就別擋路，否則你就死定了！

　　山姆爸爸現在年事已高。他需要一些鮮血來保住青春。他的心臟病已經發了許多次了。「呃，me hoot，會痛，我的孩子。」

　　我最想念我的美麗公主。她在我們夫人的屋裡休息。不過我很快就可以看到她了。

　　我是個「怪物」──「Beelzebub 」──圓滾滾的巨獸。

　　我喜歡出獵。在街上遊蕩，尋找出手的機會──好吃的肉。皇后區的女人是最漂亮的。我一定是她們喝的水。我為出獵而生──這是我的生活。給爸爸的血。

　　波瑞利先生，我不想再殺人了。不了，不再殺人，但是我必須要，「榮耀你的父親。」

　　我想和這個世界做愛。我愛世人。我不屬於這個世界，把我送回yahoos。

　　致皇后區的人，我愛你們。我祝各位有個快樂的復活節。願主保佑各位的此生來世。各位再會，各位晚安。

　　警察：我讓這些字在你們心頭揮之不去：我會回來的！我會回來的！這意思是──砰，砰，砰，砰──呃！！正在殺人的怪物先生。

　　這個無名小卒已經是全國知名的人物了。有一百多個警探加入專案，這便是「奧米茄小組」。他還在繼續寫著瘋言亂語，包括寫給報紙和吉米．布瑞斯林（Jimmy Breslin）之流的專欄作家的信件。整個城市陷入恐慌。他告訴我們，他在郵局聽到別人在談論山姆之子，卻不知道真正的山姆之子就在同一個屋子裡。

　　第二次攻擊發生在皇后區的貝塞德，但是受到攻擊的一對男女都逃過一死。五天之後，在布魯克林的一對夫婦就沒這麼幸運了。史塔西．莫斯柯維茲（Stacy Moskowita）當場被殺。羅伯．維奧蘭（Robert Violante）倖免於難，但是受傷而失明。

　　山姆之子最後落網，因為他最後一次開殺戒的時候，把他的福特Galaxy停得太靠近消防栓。有目擊者記得他看到一個警官開了一張罰單，警方循線查到大衛．伯考維茲。當警察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就只說一句話：「好吧，你逮到我了。」

　　伯考維茲在被逮捕之後，解釋說，「山姆」指的是他的鄰居山姆．卡爾（Sam Carr），他養了一隻拉布拉多犬，名叫「哈維」，牠是個三千歲的魔鬼，命令山姆去殺人。大衛用一把點二二的手槍殺了狗，但是它還是活著。許多精神醫師馬上判定他得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的信件有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他第一封信的「美麗的公主」指的是他的一個受害者唐娜．羅瑞爾（Donna Lauria），山姆答應等到她死後，要把她的靈魂給伯考維茲。

　　對我而言，這些信最重要的地方是他筆跡改變的方式，這比信的內容來得重要。第一封信的筆跡工整，然後愈來愈難看，最後幾乎不可辨認。拼錯字的情形愈來愈常見，好像寫信的是兩個不同的人似的。我把這個拿給他看。他甚至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如果我要對他作個剖繪的話，一看到筆跡愈來愈亂，就知道他敏感而脆弱，容易犯像是把車停在消防栓前面這類的錯誤，而這會讓警方更容易抓到他。而這弱點正是我們可以採取某些防制策略之處。

　　我相信伯考維茲對我們坦白，是因為我們事先在這個案子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早先的談話中，我們提到這隻三千歲的狗，使他犯下這些罪行。精神學家們滿心接受了這個故事，認為這解釋了他的動機。但是我知道，他這套說法是在他被捕之後才有的。這是他的出路。所以，當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談他那隻狗的時候，我只有一句話可說：「嘿，大衛，你那屁話到此為止。那隻狗和這檔事根本扯不上關係。」

　　他點頭大笑，承認我說的是對的。我們看過好幾份研究那些信的長篇心理論文。有一篇把他和阿爾比（Edward Albee）的劇作《動物園故事》（The Zoo Story）中的傑利相比。還有一篇試圖藉著逐字分析，來探討精神病理學。但是大衛卻讓他們撲了個空，因為他們全都不著邊際。

　　事實是：大衛．伯考維茲對於他的母親和別的女人對待他的方式感到憤怒，他在她們當中總感到不自在。他幻想擁有她們，而這種幻想終於逐漸變成一個致命的事實。對我們而言，重要的是細節部分。

　　芮斯勒純熟運用國家司法研究院的獎助金，安．布吉斯則整理訪談記錄，在他們兩人的努力下，到一九八三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完成了三十六個個案的詳細研究。我們也從一百一十八位受害者的身上蒐集資料，這一百一十八位大部分是女性。

　　從這些研究裡頭得出了一個系統，對於暴力犯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分類。這是有史以來頭一遭，我們真的能夠開始把加害者心裡所想的和他留在案發現場的證據連在一塊兒。這回過頭來又幫助了我們更有效地搜尋兇手，把他們繩之以法。而且開始又提出了一些關於精神錯亂的老問題，以及「什麼類型的人會幹下這種事？」

　　在一九八八年，我們把得到的結論發展成一本書，書名叫做《性殺人犯：模式及其動機》（Sexual Homicide：Patterns and Motives），由萊新頓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現在已經七刷了。然而，不管我們學到多少，「這項研究所碰觸到的問題遠比它提出的答案要多得多」，我們在結語的部分這麼承認。

　　走入暴力犯的心路歷程仍然有待繼續發掘。根據定義，連續殺人犯是「成功的」殺人者，他們從自己的經驗來學習。我們必須確定的是，我們要比他們學得更快。

第八章　兇手有說話障礙

　　一九八○年，我在本地的報紙上看到一則報導，說一名老婦人被不知名的潛入者施暴，打得遍體鱗傷，兩隻狗也被刺殺，倒在老婦的身旁。警方研判，兇手在現場停留了相當一段時間。整個市鎮為之譁然，憤慨不已。

　　幾個月之後，我結束巡迴教學回家來，隨口問潘蜜，這個案子有何新消息。她說沒有新消息，也沒有涉嫌重大的人士。我說這太糟糕了，因為從我所讀所聽來看，這個案子應該是破得了。這不是一個聯邦司法案件，所以我們並沒有被要求插手，既然我住在這個地方，於是我決定去看看能幫上什麼忙。

　　我上警察局自我介紹。告訴局長我的身分，並要求和辦這個案子的幹員談談。他很親切地接受了我的提議。探長的名字是狄恩．馬丁（Dean Martin），我不記得有沒有忍住不順便講個和裘利路易有關的玩笑，不過大概還是講了。他把這個案子的檔案拿給我看，包括案發現場的照片。這個婦女真的被打得很慘。我在研究這些資料的時候，開始對這個罪犯和動機有了一個清晰的圖像。

　　「好，」我對他們說。這些幹員很有禮貌，不過對我的話似乎有點懷疑，「我是這麼想的。這是個十六、七歲的高中小子幹的。」當我們看到性攻擊的被害人上了年紀，我們就會往年輕的罪犯去找。他們對自己不是很有把握，沒什麼經驗，或是根本沒經驗。被害人若是比較年輕、比較強壯、或是比較難對付，都會讓罪犯裹足不前。這個罪犯外表看起來邋邋遢遢，有一頭鬈髮，通常都不加梳理。在案發的那天晚上，他被爸媽趕出門外，無處可去。在這種情形下他不會走太遠，會去找最近而且最容易的地方躲。他和別的女孩或同伴沒那種交情，可以到他們家去窩一晚，等家中的風暴過去。但是，在外頭遊蕩時，他心裡對這種處境覺得可憐、無力而生氣。他走到這位太太的家門，知道她一個人住。他曾替她工作過，或打過零工，知道她不構成什麼威脅。

　　所以他就闖進去了，或許她抗議，或許她開始對他大吼大叫，或許她只是嚇壞了。不管她作何反應，都會激怒他，讓他採取行動。他想要讓自己和全世界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男人。他想要染指她，但無法得逞，所以痛打她一頓。過了一陣，他覺得還是離開比較好，因為她能指認他。他沒有戴上面具；這是一時起意，不是有預謀的犯行。不過她已經被打得這麼慘，就算還活著，也不能給警方任何描述了。

　　他施暴之後，還是沒有地方可去；她當然沒有嚇到他，他知道晚上不會有人來她家，所以就留下來吃吃喝喝，因為這個時候他正是飢腸轆轆。

　　我中斷敘述，告訴他們外頭有人符合這些敘述。如果他們能找到他，就找到罪犯了。

　　這些幹員面面相覷，其中一人微笑起來：「道格拉斯，你是靈媒嗎？」

　　「不是，」我答道，「如果我是的話，那麼工作就簡單多了。」

　　「因為在幾個禮拜之前，有個靈媒貝薇麗．牛頓（Beverly Newton）在這裡，她說的話和你一模一樣。」

　　而且，我的敘述和一個住在附近的人的確吻合，警方曾經懷疑過他。在這次會面之後，他們再度約談他。但是沒有足夠的證據羈押他，他們得不到招供。不久後，他離開這個地區。

　　局長和幹員們想知道，既然我不是靈媒，如何能說出這麼特定的犯案過程。有一部分原因是，那個時候我看過傷害各種人的暴力案件已經夠多了，已經把足夠的細節互相連結，訪談過的暴力罪犯也夠多，我在心裡已經有個模式，什麼樣的人會犯什麼樣的罪。不過，要是事情這麼直截了當，那我們可以用一本手冊來教剖繪，或是給警察一個電腦程式，隨便輸入一組東西，就可以出來一張嫌犯特徵表。而事實是，當我們的工作大量使用到電腦時，電腦能做一些不得了的事，但是有些更複雜的事就是做不來，而且也可能永遠也做不來。剖繪就像寫作一樣。你能給電腦所有的文法、句型和風格的規則，但電腦還是寫不出一本書來。

　　我在處理一個案子的時候，會去了解所有的證據──案件報告、案發現場的照片和敘述、受害者的陳述或是驗屍報告──然後讓自己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放進罪犯的腦袋裡。我試著照他的方式來思考。這個過程到底怎麼發生的，我並不是很確定。湯瑪斯．哈里斯在過去幾年曾要我給他一些意見，像他這樣的小說家也說不出他們筆下的角色到底是怎麼塑造出來的。即使這其中有靈媒成分，我也不會迴避，雖然我更會把它視為創造性思考領域的內容。

　　有時候，靈媒對犯罪調查能有所幫助。我曾親眼看過它發揮作用。有些靈媒有本事出於潛意識特別注意到一個景象中的特定細節，並從中得出說得通的結論，一如我試圖去做的，以及我訓練我的人去做的那般。不過我總是建議調查人員，應該把靈媒當成最後一項調查工具，如果要用的話，不要讓他（她）在知道案情細節的官員或幹員之前露面。因為好的靈媒擅於注意到微小而非言語的線索，而靈媒能告訴你你已經知道的案情，卻不一定了解你所不知道、而想知道的事。在亞特蘭大殺童案中，上百個靈媒到亞特蘭大，提供線索給警方。關於殺手和手法，他們提出了各種說法。結果沒一個說得準。

　　在我和當地警方接觸的同時，舊金山灣區的部門調我去查一連串的謀殺案，這些案子都發生在登山小徑旁林木濃密之處，媒體稱犯案者為「林徑殺手」（Trailside Killer）。

　　事情從一九七八年八月開始，四十四歲的艾達．肯恩（Edda Kane）是運動員，也是銀行經理，她一個人走上塔馬培山（Mount Tamalpais）西峰時失蹤，這個美麗的山峰遠眺金門大橋和舊金山灣區，以其暱稱「沉睡的女士」而聞名。肯恩天黑了還沒回家，她憂心如焚的丈夫報了警。第二天下午，搜救犬找到了她的屍體，全身赤裸，僅著一隻襪子，面朝下，呈跪姿，好像在懇求饒她一命似的。法醫斷定致命傷是從後腦射進的一發子彈。並無跡象顯示曾遭受性攻擊。殺手拿走了三張信用卡和十元美金，但是留下了結婚戒指和其他珠寶。

　　次年三月，二十三歲的芭芭拉．史華慈（Barbara Schwartz）的屍體在塔馬培山公園被發現。她的胸部有多處刺傷，顯然是跪下的時候遭刺的。同年十月，二十六歲的安．阿德森（Anne Alderson）沿著公園的四周慢跑，沒有返家。次日下午，她的屍體被人發現，頭部右側有一處槍傷。阿德森和之前的受害者不同，她的衣著完整，面朝上，靠在岩石上，右耳的金耳環不見了。塔馬培山管理員約翰．亨利（John Henry）表示，他曾經看過死者一個人坐在公園的圓形劇場看日出，那應該是她生命的最後一個早晨。還有兩個目擊證人曾經看過她，地點離肯恩陳屍的地方不到半哩遠。

　　馬克．麥德曼（Mark McDermand）涉嫌重大。他臥病在床的母親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兄弟被人發現在塔馬培山的小屋中遭人射殺。麥德曼在逃亡十一天之後，向馬林郡的警官羅勃．賈迪尼（Robert Gadini）投案。警探發現，他和自己家人的血案有重大關連，麥德曼雖然持有槍枝，但是都和「林徑」案件所用的點四四或點三八的槍枝不符合。之後，又有人遇害了。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歲的梅邵娜（Shauna May）並未和她兩個登山同伴在「雷伊角公園」（Point Rey Park）碰面，這個地方在舊金山北邊，離舊金山數哩之遙。兩天之後，搜尋人員在一處淺墓穴發現了她的屍體，附近是另一個健行者的腐屍，是二十二歲的紐約人戴安娜．歐康娜（Diana O'Connell），她是一個月前在這個公園失蹤的。兩個女子都是頭部遭到槍擊。同一天，在公園裡又發現兩具屍體，經確認為十九歲的理查．史托斯（Richard Stowers）和十八歲的辛蒂雅．莫蘭（Cythia Moreland），兩人都是在十月中旬失蹤。調查人員判定他們和阿德森一樣，都是在美洲發現紀念日的連續假期遭到殺害的。

　　之前發生的幾樁謀殺案已經在這個地區的健行者之間傳開了，當局也立了牌子來警告人們不要單獨走入林中，特別是女性。但是在一天之內發現四具屍體，使得社會大亂，人心惶惶！馬林郡的警長霍恩斯坦（G. Albert Howenstein Jr.）得到好幾個目擊者的敘述，說看到遇害者在被殺之前和一個奇怪的男子在一起，但是在某些關鍵點上，像是年齡和面貌特微上，這些敘述卻彼此矛盾。即使在一件單一的謀殺案上，這也是不尋常的。在芭芭拉．史華慈的案發現場發現了一副少見的遠近視兩用眼鏡，這顯然是屬於嫌犯的。霍恩斯坦將有關眼鏡和嫌犯外形的消息發佈出去，給附近的驗光醫師。鏡框顯然是配給囚犯的，所以賈迪尼隊長聯絡加州州立司法局，清查最近釋放有對女性施暴記錄的犯人。各方的司法單位和探員，包括聯邦調查局在內，都在積極偵辦此案。

　　報章上對此案有一種推測，說兇手可能就是洛杉磯的「十二宮殺手」（Zodiac Killer），這號兇手仍然逍遙法外，但是從一九六九年之後就未再犯案，可能是在這段期間因其他的罪行入獄，而又被不知情的假釋官員釋放了。不過「林徑兇手」和「十二宮殺手」不一樣，他覺得沒有必要去嘲弄警方，或是和他們有所接觸。

　　霍恩斯坦警長從納帕（Napa）請了一位心理學家威廉．馬提斯博士（Dr. William Mathis），來分析這個案子。馬提斯博士注意到這個案子的一種儀式特性，表示罪犯是想要留下一些紀念品。他要求任何被指認嫌犯的人警方都應該先跟蹤一個星期，然後才予以逮捕，這是希望他能夠帶領警方找到殺人武器或是其他證據。至於兇手的外貌或特徵方面，馬提斯推測他的外表英俊，個性迷人。

　　霍恩斯坦和賈迪尼採納馬提斯的建議，設計各種防制陷阱，包括讓男性的公園巡邏員扮成女性的健行者，但是一無所獲。公眾給執法單位的壓力很大。警長公開宣佈兇手蟄伏等待受害者，而且在殺害她們之前還施以心理傷害，可能是要讓她們苦苦討饒。

　　當聖拉菲爾（San Rafael）的調查局分局向匡提科求援的時候，他們最先接觸的是洛伊．哈茲伍德，他是我們在強暴和暴力犯罪方面的首席專家。洛伊是個敏感而為人著想的人，這個案子對他的影響很大。我記得當時我們剛上完一堂國家學院的課，從教學大樓走回辦公室，他向我敘述這個案子。我有種感覺，洛伊覺得自己很有責任，好像聯邦調查局和十名當地探員聯手偵查還是不夠似的；而他應該偵破此案，讓兇手接受法律制裁。

　　洛伊和我不一樣，他有專任教職在身。我當時已經差不多沒有教課了，而且是行為科學組唯一積極偵查案件的全職剖繪者。所以羅伊要我到舊金山去，給那裡的警察一點現場的意見。

　　一如前面所說的，當聯邦調查局插手一個案子時，總會招來一些反感。其中有些部分是從胡佛時代就延續至今，人們常覺得胡佛執掌的調查局會介入醒目的案子，然後接手調查。除非主要偵辦的單位──這或許是當地的警察機關或是甚至是聯邦調查局本身──提出要求，否則我的單位都不能介入。不過在這個案子裡，馬林郡警局很早就讓調查局插手，對於這種媒體愛炒熱的案件來說，我明顯地覺得他們歡迎像我這樣一個人介入，把燙手山芋拿開，至少是暫時拿開。

　　我在警長辦公室裡瀏覽了所有的案件資料和案發現場的照片，對馬林郡李契．基頓（Rich Keaton）警官的觀察特別有興趣，他注意到這些案件似乎都發生在林木茂密的地方，層層的樹葉遮蔽了大部分天空。這些地方都是車開不到的地方，只能用走的，而且至少要走一哩之遠。安娜．阿德森案發現場離一條便道不遠，這條路是通到公園露天劇場的捷徑。這些都顯示出兇手是當地人士，對這個區域瞭若指掌。

　　我在馬林郡警局的大訓練室發表報告。座位依半圓形排列，好像醫學院的大講堂。屋子裡大約有五六十個人，其中有十個是調查局探員，其餘是警官或是幹員。我看到在場的人有好幾個已是白髮蒼蒼──經驗豐富的退休老手，他們被召回來幫忙抓住這傢伙。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們已經得到的剖繪挑戰。我不認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外表英俊迷人、心思深沉那一類的人。連續戳刺和從背後突襲告訴我，我們面對的是「非社會」的那一型（雖然不必然是「反社會」的），對自己不確定，沒有能力與受害人對談，無法說服對方做出他想要她們去做的事。登山健行的人身體都很強壯。對我而言，突襲是個清楚的跡象，說明了這是他唯一能控制受害者的方式，在她能採取反應之前就將之殺害。

　　這不是兇手認識受害者的那種犯罪。案發地點都很隱蔽，這意味著兇手有足夠的時間去對每一個受害者實現他的幻想。但是他仍然覺得需要突襲。沒有強暴，只有在受害者死後處理過屍體；或許兇手有手淫，但是並沒有性交。受害者的年齡和外貌不一，不像死在一個油腔滑調、心眼多，像是泰德．邦帝這一類兇手的受害者，大部分死在他手下的受害者都符合一種外型：貌美的大學女生，留著長長的黑髮，頭髮中分。「林徑殺手」並沒有特殊偏好，他像隻蜘蛛一般，等著蟲子自投羅網。我告訴這些專案小組的警官，我認為這傢伙的背景不好。我同意賈迪尼隊長的說法，這個人在牢裡待過，可能有強暴前科，更可能的是強暴未遂的前科。但是在這幾件兇殺之前沒有殺過人。在犯案之前可能有某種促使犯案的「壓力來源」存在。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是白人，因為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白人，而且我推測他曾經做過機械或是工廠的工作。因為他的手法俐落，而且仍然逍遙法外，我把他的年齡定在至少三十五歲。我也認為他的腦筋相當靈光。如果他曾做過智力測驗，應該遠超過一般人。如果他們查他的背景，應該會發現有尿床、縱火和虐待動物的記錄，或者三項裡頭至少有兩項。

　　「還有一點，」我停了一會兒又補充道，「兇手有說話方面的障礙。」

　　在場人士臉上的表情或身體語言並不難了解。他們最後表現出的或許正是從頭到尾心裡頭一直在想的：這傢伙滿口胡言！

　　「你為什麼會這麼說？」有個警察酸酸地問道。「你覺得傷口看起來像是『口吃刺』嗎？」他對自己發明了一種新的殺人方法而笑了起來。

　　不是，我解釋道，這是綜合了歸納和演繹的思考，把這個案子裡的所有因素加以考量的結果：我已經想過所有的因素。在隱蔽的地方，他不可能撞見別人，他並不是在人群裡接近受害者，而受害者也沒有一個是上他的當，和他一起走掉，兇手覺得即使是在四下無人的地方，也必須靠突襲──這些事實都告訴了我，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有某種狀況是他會卻步、或覺得羞於見人的人。制服一個不疑有他的受害者，並得以支配控制她，這是兇手克服障礙的方式。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殘障，這我同意。從心理學或行為上來說，這可能是個非常「居家型」的人，一個有滿臉面皰疤痕、小兒麻痺、少了一隻手、少了一隻腳，或這類情形的人。但是從我們看到的這種攻擊，我們必須排除缺手斷腳，或是任何嚴重的殘障。從各種目擊報告和所有在案發當時在公園裡的人身上，我們會希望有人提到一個肢體有明顯缺陷的人。而說話障礙會讓嫌犯覺得羞於見人，以致於限制了正常的社會關係，但是在人群裡卻不會「凸顯」出來。除非他開口說話，不然沒有人會知道。

　　針對關係如此重大、受到媒體大眾關切的案件，而對一屋子經驗老到的警察提出這種建議。絕對會讓人戰戰兢兢，我會想要為我所詰問的對象營造這種情境，但自己則會避之唯恐不及。我心裡有個很清楚的想法揮之不去，有一個那天下午在場的警探就說得很明白：

　　「道格拉斯，要是你錯了，那怎麼辦？」

　　「有些事情我可能弄錯了，」我盡可能地照實承認。「我可能弄錯年齡，我可能弄錯職業或智商。但是我確定沒有弄錯族裔和性別，我也沒有弄錯他從事藍領階級的工作。而在這個案子裡，我確定他有某種令他深受困擾的缺陷。也有可能他沒有說話障礙，但是我認為他有。」

　　我說完的時候，並不知道這話能有多少影響。但是有個警察在事後告訴我：「約翰，我不知道你說的是對是錯，但是至少你讓調查有個方向。」聽到有人這麼說總是好的，雖然總要到最後的調查結果出來，才能真的鬆一口氣。我回到匡提科，而灣區警察部門則進行他們的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兇手再度出擊，這次是在聖塔克魯茲（Santa Cruz）附近的亨利．柯威紅木州立公園（Henry Cowell Redwoods State Park），一對年輕男女遭到槍擊。二十歲的艾倫．瑪麗．韓森（Ellen Marie Hansen）是就讀於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的二年級學生，兇手表示要強暴她，她極力反抗，兇手就用一把點三八的手槍當場槍殺了她，並重創史蒂芬．賀特（Steven Haertle），留他在現場等死。但是賀特提供了一些敘述，這個男人有一口歪曲的黃牙。警方以此和其他的目擊者敘述，把這樣一個人鎖定在開著一輛紅色的新款外國車，可能是一輛飛雅特。不過，這番敘述和先前的又有相當的差異。賀特認為這個人大概有五六十歲，禿頭。彈道報告顯示這和「林徑兇手」有關連。

　　五月一日，貌美、金髮的海瑟．羅桑．史卡格（Heather Roxanne Scaggs）失蹤了。二十一歲的她是就讀於聖荷西一所印刷學校的學生，她的男友、母親和室友都記得她說要和學校裡的工業藝術老師大衛．卡本特（David Carpenter）出去。卡本特的年紀有五十歲，這對這種類型的罪犯來說並不尋常。

　　從此刻開始，事情開始有了頭緒，網口開始收緊。卡本特開的是一輛紅色的飛雅特，排氣管有凹處。最後這一個細節被警方保留，之前他們並沒有透露。

　　大衛．卡本特應該更早就被指認和逮捕。但是他的運氣好得不得了，他犯案地點牽涉到多個警方轄區，而使犯人的追捕更形複雜。他有多次因性侵害而遭監禁的記錄。諷刺的是，他之所以沒有以性罪犯出現在州的假釋記錄，其原因是他被加州警方釋放出來，好去服聯邦罪的徒刑，技術上說來，他仍在聯邦法監管中。另一個諷刺的地方是，卡本特和他第二位受害者史華慈的眼鏡居然是由同一個驗光師所配！卡本特的眼鏡被發現掉在史華慈陳屍的現場。不幸的是，他沒看到警方散發的緝兇傳單。

　　其他的目擊者挺身而出，包括一位老婦人在電視上看了兇嫌畫像，說她和孩子們在二十年前搭船前往日本時，他曾擔任該船的事務長。這個男人一直注意她的年輕女兒，讓她「不寒而慄」。

　　而達利市（Daly City）「格倫公園大陸儲蓄銀行」的分行經理彼得．伯瑞斯特（Peter Berest）想起他漂亮、敏感而可靠的兼職出納員安娜．凱麗．曼吉瓦（Anna Kelly Menjivar），這個高中女生在去年的十二月底失蹤。雖然之前沒有把她和「林徑兇手」連在一起，但是她的屍體也是在塔馬培山公園發現的。伯瑞斯特想起她曾經對一個重度口吃的顧客非常親切，伯瑞斯特後來知道這個人曾在一九六○年的時候因為在普雷西迪歐（Presidio）攻擊一個年輕女子而遭到逮捕：普雷西迪歐是在舊金山北角的一處陸軍用地。

　　聖荷西警方和聯邦調查局嚴密監視卡本特，最後逮捕了他。結果發現卡本特有一個非常專橫的母親，他的肉體飽受母親虐待，心靈則受父親所侵害，卡本特比一般的小孩聰明，但是因為有嚴重的口吃而受人揶揄。他在童年隔一陣就會尿床，也有虐待動物的記錄。成年之後，他的憤怒和挫折轉為暴起的怒氣和難抑的慾火。

　　他第一次犯罪被捕入獄是在普雷西迪歐持刀鎚攻擊一個婦人，當時他的孩子剛出生不久，而他的婚姻狀況已經很緊張。據受害者表示，他嚴重的口吃在攻擊之前和攻擊的時候不復存在。

　　因為所有的要求都是由國家學院的學員所提出的，聯邦調查局局長韋伯斯特從一九七八年就給予行為科學組正式的許可，提供心理剖繪的諮詢。到一九八○年代初期，這項服務已經非常普遍，我專職投入案件，而像芮斯勒和哈茲伍德等講師，則在教學職務許可的情形下提供諮商。雖然我們自認所從事的和所達到的成果不壞，但是層峰並不確定這是不是有效利用調查局的資源人力。於是，在一九八一年，調查局的組織研究與發展單位第一次著手深入研究當時稱為「心理剖繪計劃」（Psychological Profiling Program）的成本效益。德田在偶然的情形下開始了非正式的諮商，他想看看這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也想知道總部會不會繼續這項計劃。

　　他們製作出一份問卷，寄給徵詢過我們意見的對象──在執法機關服務、曾經使用過我們剖繪服務的警官與探員。這些包括州、郡、市警局、調查局的調查站、高速公路警察，以及州的調查機構。大部分的要求都與謀殺案有關，研發單位也蒐整以下的諮詢資料：強暴、綁架、凌虐、恐嚇、兒童騷擾、人質挾持，以及意外和自殺死亡的判定。

　　對於局裡的許多人來說，剖繪仍然是一個朦朧而難以評估的概念。許多人把它當成巫術，有些人把它當成櫥窗展示。所以我們知道，除非這項研究顯示強而有力、而且可以證明的成效，不然行為科學組所進行的非教學活動可能要前功盡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最後的分析結果送來的時候，我們滿心歡喜，鬆了一口氣。全國各地來的調查人員都熱切希望這個計劃能繼續下去。這份報告封面信函的最後一段是這麼總結的：

　　這份評量顯示此項計劃其實比我們所了解到的還要成功。行為科學組傑出的表現值得讚美。

　　幹員大致同意，我們最能幫得上忙的在於縮小嫌犯的名單，讓調查行動的焦點更為集中。法蘭馨．艾芙森（Francine Elveson）的案件便是一個例子。一九七九年十月，她在布隆克斯（Bronx）遇害，離大衛．伯考維茲出沒的地方不遠。兇手的手段殘暴，泯滅人性。事實上這也是紐約市警局的考量，怕「山姆之子」的崇拜者拿他作榜樣。我們在匡提科教過這件案子，因為這是說明我們如何得到剖繪的範例，而警方也利用它來偵辦一件棘手未決的殺人案件。

　　法蘭馨．艾芙森是個二十六歲的老師，在當地的日間看護中心教導殘障兒童。她的體重只有四十公斤，身高不到一五○公分。她對學生的同情心和細心十分少見。她有輕微的殘障，脊柱側彎。她的個性害羞，並不喜交際，和雙親一起住在公寓。

　　她像往常一樣，在早晨六點半出門工作。大約在八點二十分左右，一個住在同一棟屋子的十五歲少年在三樓與四樓之間的樓梯間發現了她的皮夾。這個男孩沒有時間處理它，他要準時上學，所以把它放在身邊，等到中午回家吃飯的時候才把它交給父親。這位父親在當天下午將近三點的時候到艾芙森的家，把皮夾交給法蘭馨的媽媽，然後她就打電話到看護中心，讓法蘭馨知道她的皮夾已經尋獲。但是看護中心的人告訴法蘭馨的媽媽，法蘭馨當天並沒有上班。她聽了大吃一驚，於是就和另一個女兒及一個鄰居開始在樓房裡尋找。

　　在頂樓的樓梯間，他們看到極為可怖的景象。氣絕的法蘭馨全身赤裸，遭到重擊，後來法醫發現，其力量之猛，把她的下顎、鼻子和臉頰都打碎了，而牙齒也打掉了。她雙手被反綁，而她的手腕和腳踝被人用自己的皮帶和絲襪捆綁起來，不過法醫發現她被捆綁起來的時候已經斷氣。在她死後，乳頭被切下來，放在胸上；內褲也被脫下，套在頭上，罩住了臉，在她的大腿和膝蓋有咬痕。在屍體上的數處傷處都很淺，說明了這是一把小刀。她的洋傘和筆插進陰戶，梳子則放在陰毛上。她的耳環以對稱方式放在頭部兩側的地上。根據檢驗，死因是捆縛勒斃。在死者的大腿上，兇手塗著：「你沒法阻止我」，在她的腹部寫著：「操你的」，這都是用插入陰道的那枝筆寫的。案發現場的另一重要特徵是，兇手在屍體旁大便，並用一些法蘭馨的衣物蓋住糞便。

　　艾芙森太太告訴警方一件事：法蘭馨脖子上本來戴著一個金墜子，做成希伯萊字母的形狀，這是為了帶來好運，但是卻不見了。當法蘭馨的母親描述形狀的時候，警探才發現，屍體的姿勢就是模仿這個形狀。

　　屍體上有精液反應，但是DNA比對在一九七九年的時候還沒有出現。死者手上沒有防衛時產生的傷痕，指甲裡也沒有血跡或是皮膚的碎片，這顯示了死者生前並沒有掙扎。唯一的物證是在驗屍時候發現的黑人毛髮。

　　在勘查案發現場，並把已知的事實建構起來的時候，辦案的警探認為，攻擊行為最先是在法蘭馨走下樓梯的時候發生的。她被打得不省人事，之後被帶到屋頂的樓梯間。驗屍顯示她並未遭到強暴。

　　這件案子的作案手法殘酷，吸引了一般大眾和報章雜誌的注意。警方組成二十六人的專案小組，查問了超過兩千名可能的目擊者和嫌疑犯，也過濾了紐約都會區所有已知的性罪犯。但是過了一個月之後，調查行動似乎並沒有進展。

　　紐約住屋局的探員湯姆．佛利（Tom Foley）和喬．達米可（Joe D'Amico）和遠在匡提科的我們接觸，反正多聽一些意見沒什麼害處。他們帶著檔案、報告、案發現場的照片和驗屍報告南下來找我們。哈茲伍德、奧特、湯尼．賴德（Tony Rider）和我在主管餐廳和他們見面。賴德後來成為行為科學組的頭頭。

　　我在看過所有的證物、檔案資料，並且試著從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角度設想之後，得到一個剖繪。我的建議是，警方要找一個長相平凡的白種男子，年紀在二十五到三十五歲之間，有可能是三十歲左右，外表蓬頭垢面，沒有工作，主要在夜間出沒，住的地方在命案發生的建築物方圓半哩之內，和父母或年長的女性住在一起，單身，平常和女性沒有往來，也沒有要好的朋友，讀高中或大學讀到一半輟學，沒有軍旅生活的經驗，自視不高，沒有車子，也沒有駕照，這個人現在還在、或是曾經在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曾經以勒絞或窒息嘗試自殺，沒有嗑藥，也沒有酗酒，他擁有很多捆綁和性虐待的色情刊物。這是他第一次殺人，也是他第一次犯下的重罪，不過除非被捕，他以後還會繼續幹下去。

　　「你們不必找得太遠，」我告訴這兩位辦案人員。「你們已經和這傢伙談過話了。」因為他們就住在那個地區，警方可能已經約談過他以及他的家人了。而警方可能覺得他很合作，可能還過於合作。他甚至還可能自願要幫助警方調查，來確保自身安全。

　　對於許多不熟悉我們的技巧的人而言，這好像是在變戲法一樣。不過，如果你依循一定方法來進行，你就能開始了解我們是怎麼得到這些印象和建議的。

　　我們最先認定的一件事是，這是個臨時起意的罪行，是個偶發事件。法蘭馨的雙親告訴我們，她有時是坐電梯，有時走樓梯，無法預料哪一天早晨她會選哪個。如果兇手躲在樓梯間等她，他可能會等不到她，而且，他在看到法蘭馨之前可能還會碰到別人。

　　用於攻擊的每一樣東西都屬於受害者所有。兇手可能除了小刀之外，什麼也沒帶到案發現場。他沒有武器或是強暴的器具。他並沒有悄悄跟蹤她，或是懷著犯意來到現場。

　　這讓我們得到下一個結論。如果兇手並不是在懷有犯意的情形下來到這棟建築物，那麼他一定另有理由。他還沒到早晨七點就到這棟建築物，而且在樓梯上遇到法蘭馨，那麼他不是住在這棟房子裡，就是在此工作，或是對這裡很熟悉。有可能是郵差或是電話公司的人。不過我覺得這不太可能，因為我們沒有目擊報告，而在那種情形下，也不可能有人會去記時間。他在樓梯上施以第一次攻擊之後，知道他可以將她移到頂樓而不必怕別人會打擾。而且，在這棟房子裡沒有人看到什麼不尋常的人或事，所以他出現在這裡一定是很自然的事。法蘭馨沒有尖叫或抵抗，所以她可能認識他，至少也看過他，而沒有人注意到有陌生人在當天早晨進出該棟建築物。

　　因為這次攻擊有性的本質，我們相信，這個人的年齡和法蘭馨相仿。我們認為他的年齡在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之間，很可能就在三十歲上下。我把那個發現皮夾的十五歲少年排除在外（我們也把他四十五歲的父親排除掉）。以我的經驗來看，我無法想像這個年紀的人會以這種方式來對待死者。即使是李瑟爾也沒有這種行為，他是個極端「早熟的」連續強暴犯。這種性幻想需要幾年的時間才發展得出來。而且，這個十五歲的少年是個黑人。

　　即使我們在屍體上採得黑人的毛髮，但我相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白人兇手。我們很少看到這種罪行會跨越種族的界限，如果有的話，通常那也另外還有其他的因素。而在這個案子裡並沒有這種因素。一個曾擔任該棟樓房門房的黑人沒有把鑰匙繳回，而被認為涉嫌重大。但我不認為是他，一方面是因為這種行為的性質，也是因為如果是他的話，一定會有其他的住戶看到。

　　那我怎麼解釋把這件罪行和黑人扯上關係的毛髮？警方想要知道這一點。我無法解釋，這一點讓我不太舒服，但是我心裡還是很確定我是對的。

　　這是一個「高風險」的罪行和一個「低風險」的受害者。她沒有男朋友，她既不是妓女，也不嗑藥，更不是住在離家很遠的壞區域裡。這棟房子裡住了一半黑人，五分之二的白人，和十分之一的墨西哥人。並沒有接到該地或鄰近地區發生類似罪行的報告。任何攻擊者都會選一個「安全」得多的地區來犯罪。加上從整個行為缺乏準備來看，這個行為是出自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之手。

　　加上其他的因素，讓我對殺害法蘭馨．艾芙森的兇手類型有了一個更清楚的圖像。這件案子當中有相當駭人的性傷害、在屍體上進行手淫，但是並沒有性行為發生。用雨傘和筆來插入是一種替代的行為。很顯然，我們要找的這個成年男子是個沒有安全感、在性方面不成熟的人。手淫這件事告訴了我們，他是把幻想了一段時間的儀式實現出來，手淫的幻想更因粗魯的捆綁和性虐待色情刊物而火上加油，而這也是一個在性方面有所欠缺的男性的標誌。要記住一點，他是在她昏迷或死後才把她捆綁起來的。他選定了一個身材嬌小而柔弱的受害者，還要對她突然痛下毒手，把他心中暴戾的幻想加諸在她身上，這讓我更篤定了自己的想法。要是他虐待的是有意識的活人，結果將會是不同的。照這個情形看來，他在和女性保持關係的方面有很大的困難。如果他有和女性約會（我懷疑他根本沒有），他會找更年輕的女性下手，那麼他會有更好的機會來進行支配與控制。

　　兇手曾在這幢建築物附近晃蕩，而這個時候，像法蘭馨這種上班族正在上班的路上，這告訴我，兇手沒有全職的工作。如果他有工作的話，也是兼差打工的性質，而且可能是在晚上上班，賺不了幾個錢。

　　我從這一點得到一個結論：他無法自力更生。這個傢伙不像許多油嘴滑舌型的殺手，他藏不住他性格的古怪，這意味著他不會有太多朋友，也不會和別人同住一室。他很可能習慣在夜晚出沒，對自己的外表不太在意。既然他不會和朋友同住，也負擔不起自己一個人住，那麼他應該是和父母同住，我認為更有可能的情形是他和雙親之一或是年長的女性親戚同住，像是姊姊或是姑媽。他也買不起汽車，這表示他要不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到這幢樓房，就是住在那兒。我不認為他一大清早就搭公車到那兒，那麼也就是說他住在這幢樓房裡或是住在附近，譬如說，方圓半哩之內。

　　還有各個儀式物件的放置──割下來的乳頭、耳環，還有屍體的姿勢。在這種狂亂的失序環境中有這種強迫式行為，這告訴了我，兇手有某些心理與精神上的問題。我猜他正在或至少曾經接受過某種醫學治療。從這一點，還有案發時間是在清晨，說明了酒精並不是犯案因素之一。且不管他的性格不穩定或是精神異常是哪一種，他的情況正在惡化，而且在他身旁的人應該可以看得出來。他很可能曾經企圖自殺，特別是窒息的方式──這是兇手用以殺害法蘭馨的手法。我賭他正在心理復健療養院醫治或是曾經待過。我排除他受過軍事訓練的猜測，並認為他是被高中或大學給踢出來，他有某些野心企圖未達成的記錄。我有理由相信，這是這傢伙第一次動手殺人，如果他逃得過這一次的話，這應該不會是最後一次殺人。但是我不認為他馬上會再動手，這一次得手應該夠他擋個幾個禮拜或幾個月。不過只要情形許可，又有受害者可下手的時候，他就會再下手。他寫在屍體上的字句告訴我了這些。

　　而他將受害者的屍體擺成不堪入目而有儀式意味的姿勢，這告訴我。兇手沒有什麼悔意。要是屍體有什麼東西蓋住，我還會覺得兇手把死者的內褲蓋在臉上，表示他心裡有點歉意，希望死者還有些尊嚴。但是屍體的暴露卻推翻了這一點。所以，蓋住臉的用意仍然是「非人化」。

　　有意思的地方是，兇手卻用她的衣物蓋住了自己的糞便。如果他在現場排便，且讓糞便暴露在外，那麼這或許可以解釋成是他的儀式幻想的一部份，或許還可以進一步解釋成他對這個受害者或女人的蔑視。但是他卻將之覆蓋起來，這說明了他或者是在現場已經停留了很久，沒別的地方可去，也可能是他控制不住，或許兩者都是。以我的經驗看來，我認為他無法控制，而在現場排便，這也可能是服藥的結果。

　　警方在得到剖繪之後，再回頭檢查手裡範圍廣泛的嫌犯和約談名單。他們剔除了一個以前犯過性暴力案的嫌犯，他現在已經結婚，也有小孩。經過初步的篩選，名單上有二十二個人，其中有一個很符合剖繪所描述的特徵。

　　這個人的名字是卡敏．卡拉勃（Carmine Calabro）。一個三十二歲、沒有工作的白人演員。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他和父親住在艾芙森的這幢樓房，也住四樓，靠父親養活。他沒有結婚，據報和女性維持關係這方面有困難。他從高中退學，沒有軍事訓練的經驗。當警方搜查他的房間的時候，發現他收藏了數量可觀的捆綁和性虐待色情刊物。他有上吊和窒息自殺未遂的記錄──在艾芙森遇害之前和之後都有過。

　　但是他有不在場證明。一如我所料，警方之前曾經約談過他的父親，也約談過同一棟樓房中所有的房客。卡拉勃先生告訴警方，他的兒子卡敏正在當地的心理療養所裡，因沮喪憂鬱而進行治療。這是警方早先把他排除在外的理由。

　　但是有了剖繪描述的幫助，警方立刻回頭對他進行調查，發現該療養機構的門禁很鬆。警方證實，卡敏在法蘭馨．艾芙森遭到殺害的前一天晚上曾經未辦理離院就離開──他直接走了出去。

　　案發之後十三個月，卡敏．卡拉勃被捕，警方印了卡敏的齒模。經三位法庭牙醫證實，他的牙齒和法蘭馨屍體上的齒痕相吻合。卡敏辯稱他是無辜的，但這是審判的關鍵證據，最後他的謀殺罪名成立，被判了二十五年徒刑。

　　還有一點，黑人的毛髮結果與本案無關。法醫仔細檢查了整個處理程序，發現把法蘭馨的屍體送到太平間的屍袋之前放的是一個男性黑人的屍體，使用之後並沒有清理乾淨。

　　我們對這個案子很滿意，而那些在紐約和我們共事的人裡頭有些人相信了我們這一套，其中還包括最敏銳、最具批判性的執法人員，這毋寧教我們更感欣慰。一九八三年四月號的《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裡頭有一篇文章談及這個剖繪計劃，代理隊長達密可表示：「他們說得極準，我問調查局，他們為什麼不把兇手的電話號碼也告訴我們算了。」

　　這篇文章刊出了之後，卡拉勃從紐約丹摩拉（Dannemora）的克林頓懲戒所（Clinton Correctional Facility）寫了一封信給我們，雖然文章裡壓根沒提到他和艾芙森的名字。這封信字跡潦草，文法拼字錯誤百出，大要是在恭維聯邦調查局和紐約市警局，再次申明他是無辜的，又把他和大衛．伯考維茲、喬治．邁德斯基（George Metesky）和「瘋狂炸彈客」歸為一類。他寫道：「我並不是要反駁這個案子裡關於兇手的剖繪，事實上，有兩點我是真的相信你們是對的。」

　　他接著又問道，有沒有人告訴我們，在屍體上發現的毛髮可能會讓他脫罪（這個字是我說的，不是他說的）。奇怪的是，他繼續問我們，我們什麼時候有了這個剖繪，而我們是不是有所有的證據。如果我們有所有的證據，那麼他打算就此打住，要是我們沒有的話，他還會再寫信給我們。

　　我認為這封信可能是一道門，讓我們把卡拉勃也列入我們的研究中。所以，在一九八三年七月，比爾．哈格瑪伊爾（Bill Hagmaier）和蘿桑．魯梭（Rosanne Russo）便前往克林頓，訪談卡拉勃。蘿桑．魯梭是行為科學組第一位女性探員。根據他們兩人的描述，卡拉勃情緒緊張，但是有禮貌而合作，就像他以前面對警察那樣。他一直強調他的無辜和即將審理的上訴，說他被咬痕證據而定罪是不公平的。結果，他把一口牙齒都給拔掉了，這樣「他們就不能再起訴我了。」他還很驕傲地展示他那空無一牙的嘴巴。除了這一點之外，這次訪談在許多方面都只是把信中內容重述一次而已。不過，哈格瑪伊爾和魯梭說卡拉勃似乎對他們的所作所為很有興趣，還不讓他們離開。即使是在牢裡，他還是一個寂寞的人。

　　我的心裡很篤定，卡拉勃的心理失序很嚴重。他的案子、他的背景或是從我們和他的接觸，都看不出他有正常的地方。但是同時，我也仍然相信，他和大部分心理受到困擾的人一樣，也知道是非的分際。心裡懷有怪異而錯亂的幻想並不是犯罪，但若是出於一己自願而將之付諸行動並傷害到他人的話，這絕對就是罪行了。

第九章　設身處地

　　到一九八○年代初，我一年要處理的案件超過一百五十件，外出教學的天數也差不多是這個數目。我開始覺得自己像露西．鮑兒（Lucille Ball），她在家喻戶曉的電視劇《我愛露西》裡穿著糖果工廠的工作裙，努力想讓進度超前，把輸送帶上的東西清掉──但是更多的事情蜂擁而來，而我更想要拚命向前，不讓自己落後。事實上，要超前進度以得到片刻喘息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的工作和成果傳開了之後，全美各地和許多國家都蜂擁來要求協助。我好像一個急診室裡的安排人員，必須排定事情的優先順序。強暴殺人會進一步危及他人生命，我會立刻處理。

　　對於陳年舊案或是嫌犯似乎沒有積極活動的案件，我會詢問警方為什麼會要求我們介入。有時受害者的家人會向警方施壓，要求破案。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我的心思也會放在他們身上，但是我實在分不出寶貴的時間來進行分析，而地方警察只會把它束諸高閣，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對付還在進行的案子，注意它們從哪兒送來是很有意思的。在這個計劃剛進行的時候，從大警局──像是紐約警局或是洛杉磯警局──送來的案子會讓我懷疑，他們到底為什麼要找上在匡提科的我們這個單位。有時候是因為和聯邦調查局在司法管轄權方面有過節，像是誰拿到監視錄影帶、由誰來進行訊問、由誰來起訴一連串的銀行搶案。不然也可能是這個案子在政治上很棘手，而地方警察只想找個別人來當擋箭牌。我在決定要怎麼回應要求時，這些因素都列入考量中，因為我知道，他們這些人都有助於決定這個案子會不會破。

　　開始的時候，我還提供書面分析。不過隨著案件呈幾何級數增加時，我就沒有時間這麼做了。我研究檔案的時候會作筆記。之後，當我和當地的調查人員交談──當面交談或是在電話裡談──的時候，我會重讀筆記，溫習這個案子。一般的情形是，警察會把我告訴他們的話記成詳細的筆記。若是警察和我同處一室（這種情形很少），而他又是光聽而不記筆記的話，我很快就會失去耐心，告訴他，這是他的案子，而不是我的，如果他要我們協助的話，他最好趕快動手，而且還要像我一樣努力工作。

　　我做的次數已經夠多了。所以像醫生一樣，知道每一次「正式談話」需時多久。等到我重新檢視某個案子的時候，我就知道幫不幫得上忙，所以我想要馬上把焦點放在案發現場的分析和受害者的研究上。在所有可能的受害者中，為什麼選擇了這一個？他（她）是怎麼被殺害的？從這兩個問題，我們可以著手進行最終的問題：是誰幹的？

　　我像福爾摩斯一樣，很快就了解到，罪行愈是普通、愈是老套，可以協助破案的行為證據就愈少。街頭發生的搶劫，我是幫不了多少忙的。它們太普通了、行為太平常了，嫌犯的數量過於龐大。同樣地，只有一處槍傷或是刺傷，比多處傷口更難推測犯案過程，發生在戶外的案子比室內的案子更有挑戰性，而一個高危險的受害者（像是風塵女子）所提供的線索比不上一連串的受害者。

　　我第一個會仔細看的是法醫報告，來得知受傷的性質和類型、死因、有無遭到性攻擊，如果有的話，那麼又是哪一種。美國境內有上千個警察機構，而法醫工作的品質好壞也有非常大的差異。有些是真正的法醫專家，而他們的工作品質也是第一流的。舉個例子，路克博士（Dr. James Luke）是華盛頓特區的法醫，我們也總能倚賴完整、詳細而精確的驗屍報告。從他退休之後，路克博士就成了我們在匡提科的單位所諮詢的寶貴對象。反過來說，我曾在南部的小鎮看過當地殯儀館長兼當驗屍官的情形。他對於驗屍的概念就是出現在現場，踢一踢屍體，然後說道：「沒錯，這傢伙死掉了。」

　　在我進行完與屍體有關的發現之後，我會研讀警方的初步報告。第一個警方人員抵達現場的時候，他看到了什麼？從那一刻起，案發現場有可能被警方的調查人員所移動。在心中把案發現場盡可能還原成和原來一樣，這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如此，那麼我就想要知道，舉例來說，如果受害者的臉上蓋了一個枕頭，是誰放在上面的？警方到現場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在那兒了？還是發現屍體的家人為了顧及死者的尊嚴而放的？還是另有其他的解釋？最後，我會檢視案發現場的照片，試著完成我心中的圖像。

　　照片的品質不見得很好，尤其是在大部分的警局還在拍黑白照片的時代。所以我會要求畫下案發現場的相關位置圖。並記下現場的腳印。如果幹員有什麼要我特別檢查的，我會讓他們寫在照片的背後，這樣我在初看的時候就不會被別人的觀察所影響。而且，如果他們的名單上有特定的嫌犯，我也不想知道，我會要求他們放在彌封的信封裡交給我，以求我自己的分析能夠客觀。

　　想辦法找出案發現場或是受害者身上有無任何東西被取走，這也是很重要的事。一般來說，要是現金或是首飾被取走很容易查得出來，這對於犯案動機的確定都有幫助。但是其他的物件就不是那麼容易查得出來。

　　要是警官或是幹員告訴我，沒有任何東西被取走，我會反問：「你怎麼知道？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從你的女友或太太那兒拿了一個胸罩、一雙絲襪的話，你會知道？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你是真的有問題。」有一些像是髮夾或是髮箍之類的小東西可能會不見，而這很難查得到。在我的心目中，看起來沒有任何東西遺失從來就不是一個確定的發現。當我們最後抓到犯案的人，搜查他的住處時，我們常常會發現出人意外的紀念品。

　　我從很早就知道，有許多傢伙並不真的了解我們到底在做些什麼，這種人在局裡局外都有。一九八一年，芮斯勒和我在紐約的一個探討殺人犯的學校進行為期兩週的課程，就在那時候我看清了這一點。當時大概有一百個幹員，大部分是從紐約市警局來的，但是也有從整個紐約大都會區的司法機關來的學員。

　　有一天早上，在剖繪課上課之前，我在教室的前面安裝一部新力牌七十五吋的錄影機。這個顯然是工作過度、疲憊不堪的探員睜著佈滿血絲的眼睛好奇地看著我，說道：「你要作剖繪啊？」

　　「對啊，沒錯，」我回答道，一面轉到這台錄影機。「事實上呢，這就是一部剖繪機。」

　　他滿懷狐疑地看著我，有經驗的幹員對待嫌犯的時候就是那個樣子。

　　「把你的手給我，」我說道。「我給你看它怎麼弄。」

　　他慢慢把手伸出來。這個錄影機的錄影帶匣相當大。我抓住他的手，放進影帶匣中，隨便轉動一些旋鈕。這個時候，芮斯勒也在教室裡，正在準備教材。他聽到我對警察說的話，正準備走過來，認為我大概要挨揍了。

　　不過這傢伙卻說：「那我的剖繪是什麼？」

　　我告訴他：「你幹嘛不等到上課呢？你會知道它是怎麼使用的。」

　　幸好當我在課堂上解釋剖繪的過程，並以錄影機真正的用途──示範──來使用的時候，這傢伙已經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不過這個故事的重點是，我一直希望這麼容易就可以得到可堪使用的剖繪。你不能把手放到機器裡面就得到一個剖繪，電腦專家和執法官員已經合作多年，試圖發展出一套程式，能夠替代我們的推演程序。到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有太多成果。

　　事實是，剖繪和案發現場的分析絕不止於把資料輸入加以消化而已。若要具備優秀的剖繪技巧，你必須能夠評量範圍廣泛的證據與資料，而且還要能夠設身處地，以犯案者和受害者的角度來思考。

　　你必須能在心中重塑案發現場。你必須盡可能地了解受害者，這樣才能揣想她會如何反應。當攻擊者揮拳、手裡拿著刀槍或石塊威脅她的時候，你必須把自己放到她的處境中。當攻擊者步步逼近的時候，你必須能感受到那種恐懼。當她挨打、被強暴、被割傷的時候，你必須能夠感受她的痛苦。你必須試著在心中想像，當施暴者為了逞一己獸慾的時候，她受到什麼待遇。你必須了解，心中被恐懼憤怒所佔據而出聲尖叫，那是沒有用的，無法阻止他，而那又是什麼感覺。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尤其受害者是兒童或老人的時候，這付重擔更顯沉重。

　　《沉默的羔羊》的導演和演員到匡提科來準備電影的拍攝事宜。有人說史考特．葛倫（Scott Glenn）飾演的特別探員傑克．克勞佛（Jack Crawford）是以我來寫的。我把葛倫帶到我的辦公室。他是一個相當開通的人，對於人的感化、救贖和人性本善深信不疑。我讓他看了一些血淋淋的現場照片，這是我們每天都要處理的。我讓他聽一些錄音，這是殺人者在凌虐受害者時自己錄下來的。其中包括兩個住在洛杉磯的十幾歲少女，兩個恐怖殺手在一輛廂型旅行車的車廂把她們凌虐致死。這兩個人最近才從監獄中放出來。

　　葛倫邊聽這些錄音帶邊流淚。他告訴我：「我沒想到居然有人能夠做出這樣的事來。」葛倫自己有兩個女兒，他表示，自從在我的辦公室聽到、看到這些東西之後，他無法再反對死刑：「在匡提科的經驗從此改變我對死刑的看法。」

　　我也必須把自己放在攻擊者的角度，以他的方式來思考、來計劃，這件事同樣也是很困難。最後，他的幻想終於成真，他終於可以完全操縱、控制另外一個人，我必須了解、感受他在這個時刻的滿足。我也必須以殺手的角度來設身處地。

　　那兩個在旅行車裡凌虐、殺害少女的人，他們的名字叫做勞倫斯．白特克（Lawrence Bittaker）和勞伊．諾里斯（Roy Norris）。他們甚至還將那輛旅行車取名為「謀殺麥克」。這兩個人是在加州服刑的時候認識的。白特克因為持重兇器攻擊而入獄，而諾里斯則是強暴犯。他們發現彼此都有控制、傷害年輕女子的共同嗜好，他們知道彼此是天生一對。兩人在一九七九年獲得假釋，之後在洛杉磯的一處汽車旅館碰面，擬出幾個計畫，打算從十三到十九歲，每個年齡挑一個少女來綁架、強暴、凌虐並殺害。有個女孩在遭受強暴之後，想辦法脫逃並報了警，在那之前，他們已經成功地執行了他們的計畫，殺害了五個女孩。

　　諾里斯比較沒那麼具有支配性格，最後他在警方盤問之下從實招供，並同意指認更喜性虐待、具攻擊性的白特克，以免除一死。他帶警方到數處掩埋屍體的地方。有一具屍體在加州陽光曝曬之下已經化為一堆骷髏，一把冰鑿從耳朵穿出。

　　這些前途一片光明的生命，遭受令人痛心的悲劇。這些年輕女孩慘遭凌虐，按照諾里斯的說法是為了「找樂子」，除此之外，這個案子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這兩個共同犯罪的人，在背後驅策他們的力量各不相同。整體而言，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比較有支配性格的人，和一個比較順從的同夥；一個做事比較有組織，另一個比較沒有條理。連續殺人犯是人格上有不適感的人，而那些需要同夥來犯罪的人是最沒有這種感覺的人。

　　他們的犯行令人髮指（白特克是我所遇過最令人作嘔而可厭的人），不幸的是，他們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詹姆斯．羅瑟．歐登（James Russell Odom）和小詹姆斯．克萊頓．羅森（James Clayton Lawson Jr.）和白特克與諾里斯的情形一樣，也是在牢裡認識的。當時是七○年代中期，他們因犯下強暴案，而被囚禁在加州的州立阿塔斯卡德羅心理醫院（Atascadero State Mental Hospital）裡。從他們過去的記錄來看，我會認為羅瑟．歐登的方式是精神型，而克萊頓．羅森是妄想症型的。這兩個人關在阿塔斯卡德羅的時候，克萊頓向羅瑟詳細描述他出獄之後的計劃。這計劃包括擄掠女子、割下她們的乳房、摘除她們的卵巢，把刀子揮進陰道裡。他說他是受到查爾斯．曼森和其徒眾的啟發。羅森說得很明白，性交不在他的計劃中。他不把這個部分當成「他的工作」。

　　相反地，歐登認為性交是他的重點。他一離開監獄，就馬上駕著他的一九七四年份淺灰藍色的金龜車開到南卡羅萊納的哥倫比亞，羅森在假釋後和雙親住在這裡，並以水管裝修為業。（我前面提過，福斯金龜車似乎是當時連續殺人犯會選擇的車）。歐登認為，他們有相連但又不同的興趣，可以是一對各取所需的好搭檔。

　　歐登到達沒幾天，他們駕著羅森父親的一九七四年福特Comet，尋找下手的對象。他們在一號公路上的一處7─11便利商店停下來，相中在店裡工作的女子。但是店裡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們只得離開，看了一場小電影。

　　我認為在此有必要強調，當他們知道可能會遭到抵抗或被人撞見，而無法成功地進行誘拐的時候，他們就不會按原定計劃犯罪，而會離開現場。這兩個人在心理上都有毛病，而羅森的情形尤其可以為罪犯的錯亂提出很好的論點。當情形不利於他們的犯行的時候，他們就會罷手不幹。他們不是在某種力量驅迫之下，非行動不可。所以我會再次表明：根據我的看法和經驗，光是心智失序並不能讓施暴者免於入罪，除非他完全為幻覺所支配，完全不了解他在現實世界中的行為。他可以選擇要不要傷害別人。真正的瘋子易捕，連續殺人犯卻難抓。

　　他們出獵之後的第二天晚上，歐登和羅森去汽車電影院。電影結束之後，過了午夜不久，他們又回到同一家7─11便利商店。他們買了一些小東西──一瓶巧克力牛奶、一袋花生、一瓶醃黃瓜。這一次，店裡只有他們兩個客人，所以他們就用歐登的點二二口徑手槍挾持了年輕的女店員。羅森的口袋裡還有一把點三二口徑的手槍。有個顧客發現商店沒有人便報了警，警方後來趕到現場的時候，發現收銀機根本沒被動過，女店員的記事本留在收銀台後面，財物沒有損失。

　　這兩個人開車到一處隱蔽的地方。歐登令她脫得一絲不掛，然後在汽車的後座強暴了她。這個時候，羅森站在駕駛座的車門旁，叫歐登動作快一點，換他上了。大約五分鐘之後，歐登完事，穿上褲子，爬出車外，讓羅森接手。

　　歐登走離車子，他說是去嘔吐。羅森後來辯稱，歐登告訴他：「我們必須解決她。」即使這個女子向羅森保證，如果他們放她一條生路的話，她絕對不會說出去。不管實情是什麼，大約五分鐘之後，歐登聽到這個女子尖叫，喊道：「哦，我的喉嚨！」他回到車旁的時候，羅森已經割斷她的喉嚨，用一把他前一天晚上從7─11買來的刀子將她分屍。

　　他們把受害者的衣物包成兩包，第二天，這兩個人在歐登的福斯車裡拋棄她的衣物，羅森告訴歐登，他想把這個女人的性器官取下，但是這個想法令他作嘔。

　　狀極恐怖的殘軀肢體被人發現，兇手在犯案之後數天被逮捕。歐登心裡懼怕，一口招認強暴的罪行，但是否認參與謀殺。

　　羅森在向警方敘述的時候說得很清楚，他並沒有和受害者性交：「我沒有強暴這個女孩。我只不過想要毀掉她。」這個傢伙在法庭上把粉筆吞了下去。

　　他們分別受審。歐登被判無期徒刑，因為強暴罪、非法持有武器、共同參與謀殺又加上了四十年徒刑。羅森以一級謀殺而定罪，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執行死刑。

　　這個案子和白特克及諾里斯的案子一樣，因為有兩個性格不同的人參與犯案，所以表現出混合的行為呈現──也因此有混合的行為證據。分屍是一個破碎人格類型的表徵，而在受害者的陰道中發現精蟲反應則是有組織人格的有力指標。我們把歐登和羅森的案子拿到匡提科作為教材，當我接到賓州羅根城警察局局長約翰．李德（John Reeder）打來的電話時，這個案子就隱伏在我的心中。這還是在我從事剖繪工作的早期。李德是國家學院的畢業生，他和布萊爾郡（Blair County）檢察官小奧利佛．馬塔斯（Oliver E. Mattas Jr.）透過聯邦調查局約翰城調查站特別探員戴爾．佛萊（Dale Frye）的協助，調查一個名叫貝蒂．珍．謝德（Betty Jane Shade）遭到強暴、殺害並分屍的案件。

　　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樣的：大約在一年之前的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這個二十二歲的女子替人帶小孩，在晚間十點一刻的時候走回家。四天之後，一個男人報告，他在野地步行的時候，被她那支離破碎的屍體絆到，地點是在靠近阿圖納（Altoona）的烏索諾山（Wopsonock）山頂的一處非法垃圾場，屍體的狀況仍然良好。她長長的金髮被人剪斷，掛在附近的樹上。郡驗屍官查爾斯．柏基（Charles R. Burkey）向當地報紙表示，這是他所看過「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他發現貝蒂．謝德曾經受到凌辱，她的下顎骨碎裂，眼眶被打黑，身體則有無數的刺傷。死因是頭部遭到重擊，死後的分屍包括無數的刺傷。兩個乳房都被割去，一道割痕從死者的陰道切到直腸。

　　她胃裡的食物只有一部分消化，說明了她失蹤之後不久即遭到殺害，不過她的屍體雖被拋棄在垃圾場四天，卻保存得很好。同時也沒有預想中的蟲叮或是動物的囓咬。警方也調查了在山區的非法傾倒垃圾的申訴者，要是棄屍的時間更早，他們應該會發現屍體。

　　我把李德寄給我的這些案件資料通通研究過一遍，得到了一個剖繪，在一次冗長電話討論裡加以敘述。在這次討論中，我試圖教育警察，告訴他們剖繪的原則，以及我們期待會出現的事情。我認為他們應該從白人男性著手，年齡在十七歲到二十歲之間，不過我也指出，如果他住在偏遠鄉下的話，年紀可能還要大一些，因為他的社會性發展會比較遲緩。他的體型可能很瘦或是勁健，個性孤僻，不完全是那種鬼靈精的高中小孩，內向，可能沉迷於色情刊物。他的童年背景應該是很典型：功能不良的破碎家庭，父親不在家，有一個支配性格強、過於保護的母親。她可能灌輸給他一種印象，以為天下除了媽媽之外都是壞女人。他的潛意識中會害怕女人，而且不能和她們相處，這是為什麼他必須很快就讓她失去知覺的原因。

　　他和她很熟。這從嚴重的臉部傷痕可以得知。他心中滿懷怨忿，透過施加在臉部、胸部和陰部的割傷，想辦法將她「非人化」（depersonalize）。頭髮的去除對我別有意義。這也可以當成「非人化」的企圖。我從對受害者的調查得知，謝德是一個整潔細心的人，她對自己的一頭長髮非常自豪，同時也照料有加。所以剪下她的頭髮是一種侮辱，是一種貶抑的行為。而這也暗示了犯案的人和她很熟識。不過沒有跡象顯示她死前沒有遭到性虐待或是折磨，不像落在白特克和諾里斯手中的受害者。這不是那種從施加痛苦而得到性滿足的人。

　　我告訴警方，不要去找那種「在街頭流連、個性外向的二手車推銷員型」的人。如果這傢伙有工作的話，也是靠勞力的工作，工友或是藍領的工作。會把屍體棄置在那種垃圾場的人，一定和汙物有關。犯罪的時間、被割掉的胸部、屍體明顯有被移動過，以及他之後又到棄屍現場去過，這些都告訴我，他主要是在夜間行動的人。我預料他會去墓園，可能還會去參加葬禮，在他的心中把事情扭轉過來，讓他自己相信他和貝蒂有個「正常」的關係。因為這個緣故，我認為就算他們手裡握有嫌犯，測謊器也沒有什麼用。兇手的住處介於她家和她下班回家路上之間的可能性很大。

　　警方告訴我，他們手上有兩名對象涉嫌重大，但是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進行逮捕。一個是住在她家的男友小查爾斯．蘇特（Charles F. Soult Jr.），人稱他為「布曲」（Butch），他自稱是死者的未婚夫。他當然要被認為涉嫌重大。但是警方認為另一個人更有可能：那個發現屍體的人，他說的故事並不合常理。他是一個鐵路技工，因為失去工作能力而離開。他表示，他是在野外步行。但是卻在一處醒目的垃圾場發現了屍體。一個出外遛狗的老人表示，他曾看到這個人在現場小解。他的穿著並不像是長途步行的人，雖然下過雨，但他全身都是乾的。他住的地方和貝蒂．謝德的家隔了四條街，曾經有好幾次試著開車載她，但是並沒有成功。他和警方接觸的時候很緊張，說他很怕報警，因為他不想為這個罪行負責。在那種自告奮勇涉入調查，以企圖洗刷罪嫌的人中，這是常見的藉口。他喜歡喝啤酒，煙抽得很兇，當然夠強壯到一個人就可以殺害、處理屍體。他過去曾有反社會的行為。在案發當晚，他和他太太宣稱在家看電視，但是沒有可靠的不在場證明。我告訴警方，像他們這種人會去找律師，之後就會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根據他們的報告，後來的確是這樣。他請了一位律師，而且拒絕接受測謊。

　　聽起來這個案子很有希望破案。不過困擾我最深的地方是這個人已經結婚，育有二子，而且和妻子同住。這應該不是兇手的類型。如果一個結了婚的人犯下這件案子，他應該對女人抱有強烈的性虐待。他不會那麼快就殺了她，他會在她死前凌辱她，而不會在之後將她分屍。他的年紀也有三十歲，這一點讓我覺得涉案的可能性升高。

　　對我而言，蘇特的可能性似乎更高。他符合所有剖繪得到的要件。他年紀還小的時候，雙親就離異。他的母親是一個支配性格強的人，過度干涉兒子的生活。到二十六歲的時候，他在女人面前表現得還是很可笑。他告訴警方，他只有過兩次性經驗，兩次都是和年紀比他大的女性，而且因不能勃起而遭到嘲弄。他說他和貝蒂深深愛著對方，已經訂婚，準備要結婚，不過貝蒂還在和別的男子交往，而且還有性關係。我心裡很肯定，要是貝蒂還活著的話，她的說法會完全不同。在她的喪禮上，他說他想要掘出棺木，和她在一起。他被警方約談的時候一直為貝蒂的逝去而哭個不停。

　　根據警方表示，「布曲」蘇特和他的兄弟麥克以搬運垃圾為生。

　　我聽了以後回答：「老天，這聽起來很合。」

　　他們能自由使用垃圾場，這是他們知道這個地方、去這個地方，並且把屍體搬到這個地方的理由。

　　雖然我認為「布曲」的嫌疑很大，不過還是有兩件事困擾我。第一點，一如我所料想，他是個有點鹵莽的人，個子並不比謝德來得大。我不認為他能夠移動屍體，或是把屍體的雙腿分開，膝蓋彎曲成蛙姿，屍體被發現的時候就是呈這個姿勢。第二點，在受害者的陰道發現了精蟲，說明了這是一樁強暴。如果是在死者的身上、內褲上或是其他衣物上發現精液，我不會感到驚訝，但不是像這樣的方式。這傢伙應該像大衛．伯考維茲，是個手淫者，而不是強暴者。他必須要以非直接的方式得到性滿足。這點不合常理。這是一種混合了組織與混亂的表現方式，在許多方面與紐約的法蘭馨．艾芙森的命案類似，這兩個案子都有突襲、毀容，以及生殖器的分屍。艾芙森的乳頭被切掉，而謝德的整個乳房都被劑除。

　　不過在紐約的案子裡，體型較大的卡敏．卡拉勃把瘦小的受害者帶到幾層樓之上，然後棄她於那兒。所有的射精都是以手淫為之。

　　我把從歐登和羅森的教訓謹記在心，認為只有一個合理的可能性是成立的。我相信情形是在貝蒂帶完小孩之後，蘇特在街上遇到她，他們開始爭辯，他打了她，可能讓她失去知覺，然後把她移到隱蔽的地方。我也相信，他可能攻擊並殺害她，剪下她的頭髮，將她分屍，把她的乳房留作紀念品。在她第一次遭受攻擊，到她被殺害的這段時間，她被強暴。而我不認為一個像蘇特這樣雜亂無序、在性方面有缺陷、受母親支配很深的年輕人，有能力這麼做。我也不認為他是自己搬動屍體的。

　　蘇特的兄弟麥克按常理推斷，是第二號嫌犯。他出身自同樣的背景，做同樣的工作。他曾經在一所心理診療所待過，有暴力記錄、行為問題，控制憤怒情緒的能力也很差。最大的差別是他已經結婚，不過他的母親支配他的生活也很深。貝蒂．謝德失蹤的那天晚上，麥克的妻子在醫院生產。她的懷孕是個主要的壓力來源，而且這也使他無法在性方面得到紓解，這可以解釋蘇特在攻擊她之後，嚇壞了的他叫來他的兄弟麥克，麥克強暴了這個年輕女子，而蘇特在一旁觀看，然後在殺害她之後，兩人合力處理了屍體。

　　我告訴警方，用不打草驚蛇的迂迴途徑是最好的。可惜的是，他們已經約談蘇特好幾次了，也讓他接受測謊。測謊並無說謊的反應，但是有不尋常的情緒反應，這一如我所料想。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鎖定麥克，直搗黃龍，點破他和謝德發生性關係，而且協助處理了屍體。如果他到這個地步還不合作，他會和蘇特一樣處於情感煎迫之中。

　　這招果然管用。兩兄弟被捕，他們的姊妹凱西．威辛格（Cathy Wiesinger）也被逮捕，她自稱是貝蒂最好的朋友。根據麥克的供詞，凱西也幫助處理屍體。

　　結果是如何呢？我相信蘇特曾經試圖與這個有性吸引力、性經驗豐富的女子發生關係，但是事與願違。他愈來愈憤怒，最後終至失去控制。他攻擊謝德之後，心裡很害怕，於是把兄弟找來。蘇特憤怒到可以讓麥克和她發生性關係，而他不能。他的餘怒不消，在四天之後將她分屍，讓他「把這件事了結」。

　　受害者的一隻乳房被發現。麥克告訴警方，蘇特保有另外一隻，我對此並不感驚訝。但後來始終沒有找到，不知道他把它藏在哪兒。

　　查爾斯．蘇特以一級謀殺罪起訴，而麥克在向庭上懇求之後，被送入心理治療機構。李德局長公開表示，我們在發展調查，以及從兇嫌口中得到供詞這方面，有直接的幫助。反過來說，我們很幸運，在當地有像他這樣的合作伙伴，他受過我們這套方法的訓練，而且了解警方和匡提科之間的合作程序。

　　由於這種合作，我們才得以將兇手和共犯在有機會再次下手之前，將他們繩之以法。李德局長和他的手下又回到賓州的羅根維持治安，而我則回到手上那一百五十多個案子，希望我能從中學到一些東西，幫助我至少在其中一件能夠設身處地，以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角度來看事情。

第十章　人皆有弱點

　　許多年前的一天傍晚，當我結束倒楣的蒙大拿學院生活返家後，和我的父母到長島育紐達（Uniondale）一處叫冷泉的餐廳吃著比薩與啤酒的晚餐。就在我剛咬下一口雙份起司的比薩，神色憂鬱的母親便說道：「約翰，你有沒有和女人上床過？」

　　我哽住了，努力地把口中的食物嚥下去，在當時六○年代中期，這不是一個十九或二十出頭的小孩會被他們母親問及的尋常問題。我把頭轉向父親，試圖尋求一些暗示性的幫助，但是他面無表情，他已經為我緩頰過太多次了。「那，到底有沒有？」她逼問，不打破砂鍋問到底絕不罷休。「呃…有啊，媽，是有過。」我看到母親臉上的表情起了重大變化，「那，她是誰？」她詰問道。「啊…這麼嘛…」我似已失去了所有走進餐廳時的胃口了：「事實上，是有過很多個。」我沒有告訴她，其中一個波茲曼地方的十幾歲女孩還住在未婚媽媽之家呢，不過讀者會認為一定我實話實說，招認出一切罪行來了。「以後有誰要嫁給你呀？」她嘆道。

　　再一次地，我又把頭轉向出奇安靜的父親，拜託，爹地，幫幫忙吧！「喔，怎麼說呢，朵樂絲，現在這還不是要緊的事嘛。」「這可是件『大事』啊，傑克，」她答道，然後再盯著我說：「你想想看，約翰，如果有一天你太太問你，你結婚前是否有過性行為時怎麼辦？」我停下了進食的動作，說：「這個，媽，我會實話實說。」「不行，你不能這麼說。」父親插嘴了。「你這是什麼意思？傑克！」母親問道。好吧，爹地，看你怎麼收尾了。

　　這場質問在不愉快的僵局下收場。我不確定我是否從這次的談話中得到了什麼，日後我也沒有告訴潘蜜我的過往或是她所懷疑的部分。無論如何，她總算同意嫁給我了，我母親的疑慮終於解除。但是當我回想起那一段在成為聯邦刑事幹員、剖繪員、犯罪行為暨犯罪心理專家之前苦不堪言的歷程時，便猶如撥雲見日般領悟到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即使我現在擁有了各種養成訓練與分析經驗，我還是不能應付得了我母親的追問！

　　因為她一針見血地問到了我事實俱在的關鍵。

　　我還有另一項實例可茲證明。自從我當上了聯邦調查局的資深調查員後，私下還得負責訓練其他的幹員。為此，我特別喜歡與共事的先生女士們保持親近與群體合作的關係。每個人在他們工作崗位上都成為表現出色的熠熠紅星，但假如我真要說出他們之中有誰才真是我的入室弟子的話，那麼必是葛瑞格．庫柏（Greg Cooper）無疑。庫柏在三十出頭，前途看好之際離開猶他州某個小鎮的警長職位，因為聽了肯．藍寧（Ken Lanning）與比爾．哈格瑪伊爾在刑事研討會上的一席話而投效聯邦調查局。他在西雅圖的調查站表現優異，但卻一心想調往匡提科從事行為科學的相關工作。他研讀過我所有關於綠河殺手（Green River Killer）的檔案分析研究，並且在我飛往西雅圖參加「捕人…現場」電視節目訪談時，自願當我的司機與導遊。在我擔任重組的調查支援組的主管時，葛瑞格在加州橘郡的聯邦調查局分處服務，住在拉古納．尼古耶（Laguna Niguel），我把他帶回匡提科，在那兒他成為一個頂尖的好手。

　　當葛瑞格剛加入我們這個單位時，他被分派與賈娜．摩若依（Jana Monroe）用一個無對外窗戶的地下室辦公室，賈娜在成為聯邦調查局的探員之前，曾是加州警局的職員與殺人案的探員，除了擁有眾多優點之外，還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金髮美女。換句話說，她樣樣俱全。不是有太多人會認為這是難題，但碰巧葛瑞格是虔誠的摩門教徒，正直、愛家，有五個可愛的小孩和一個美麗非凡、名叫蓉坦（Rhonda）的老婆；要他們從陽光天堂般的加州搬往乏味濕熱的維吉尼亞州，簡直是項重大的犧牲。每回蓉坦一問起辦公室裡的同事，葛瑞格便哼哈地敷衍過去，或是避重就輕地轉移了話題。

　　終於，就在他加入我們工作的六個月後，葛瑞格帶著老婆來參加部門裡的耶誕派對。我不在場，因為正巧出城辦事去了，但是活潑的賈娜自然也出席了這場盛會。對她來說這是個正式場合，於是她就穿了一襲精緻、很短且很合身的亮麗紅色禮服，繫了條長絲巾出現了。

　　當我回來的時候，本單位的第二主管吉姆．瑞特（Jim Wright）──也是負責幫我主持專案計畫的副手──告訴我說在派對後蓉妲與葛瑞格之間爆發了激烈的口角。她很不高興葛瑞格這些日子以來，都跟這一位美麗、幹練、迷人的調查員共處一室，後者顯然已點燃了導火線，卻還自若地周旋在其中。

　　於是我要我祕書把正在開會的葛瑞格請出來，告訴他我馬上要見他。他進到我辦公室時有點緊張，他只到職六個月，這個單位是他夢寐以求的單位，他也一心想有好的表現。

　　我坐在辦公桌前看著他說道：「葛瑞格，把門關上，坐下來。」他依言而行，因為我的語氣而更顯無措，「我剛接到蓉妲的電話，」我繼續說道：「我知道你遇上了些麻煩了。」「你才剛和蓉妲通過電話？」他甚至沒有看著我，只是直盯著桌上的電話機說道。「聽好，葛瑞格，」我以一貫和藹的諮商語氣說道：「我是很想替你掩飾，但是當你和賈娜出雙入對時，我實在也無能為力了。這是你自己必須解決的私事，蓉妲顯然已經知道你和賈娜之間的事，而且……」「我和賈娜之間根本沒有什麼！」他衝口而出。「我知道這個工作的壓力很大，不過既然你已經有了美麗的賢內助，乖巧的小孩，就不應該置他們於不顧。」「約翰，事情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樣，也不是如蓉妲所想的，你要相信我。」這段時間內他還是一直注視著電話機，讓人覺得如果他夠專注的話，好像就要把電話機給盯燒起來似的。他開始冒出冷汗，我看到了他頸動脈賁張凸起，他的頭很快地低了下來。

　　我抓住了這個剎那，說道：「看看你，你這個可憐蟲！」我勝利地咧嘴笑了：「你還能說自己是個偵訊員嗎？」那時他正在為《犯罪分類手冊》（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準備某一章的偵訊資料，「你是否做了讓你覺得有罪惡感的事？」「沒有，約翰，我發誓！」「好！那是我抹黑你囉！你是清白無辜的！你是前任警察局長，一個老練的偵訊員，而我卻把你玩弄於股掌之間，看你要如何為自己辯護？」

　　在那非常時刻裡，豆大的汗珠從他光禿的前額滾落時，他亦不發一語，不過這就對了。我穩操勝券地知道我可以這般地擺平他，若是同樣的情況再度發生，也是如此。

　　人人都有弱點，這無關你是否學識淵博，是否閱歷豐富，是否能成功地從嫌疑犯口中套出口供，也無關乎你是否知道如何訊問。每個人都會被套牢──只要你知道對方的致命傷在何處。

　　這是我當剖繪員時從某個最早的案件中學習到的，從此不斷地學以致用──不只是在對組員組訓的時候才用到。那是第一次我真正「登上」偵訊員的位子。

　　一九七九年的十二月，探員羅勃．賴瑞（Robert Leary）從喬治亞州羅馬市（Rome）的調查站打電話來報告一件慘絕人寰的案件，請我優先處理這件案子。一個星期之前，瑪莉．法蘭西絲．史多納（Mary Frances Stoner）──一個住在離羅馬市一個半小時車程亞達斯維爾（Adairsville）的可愛優秀的十二歲小女孩──在回家時於下了校車後便失蹤了，她家離站牌處的路口大約是一百碼的距離。不久後，在十公里外一處情人幽會的森林小徑裡發現她的屍體，是一對情侶先發現了她的黃夾克蓋著頭，而報警處理的。現場保留原狀，是一個尚需研判的現場。死因初步判定是因頭部遭受鈍物重擊致死，驗屍報告也指出她顱部的碎裂係由大石塊造成（現場照片中她的頭部附近有一塊沾有血跡的石塊），脖子處亦顯示有被從後面強勒的痕跡。

　　在我查閱這個案子的資料之前，我希望能盡可能多了解被害人的背景。沒有人對瑪莉．法蘭西絲有任何不好的評語，據說她對每個人都很和善，既合群又討人喜歡，她長相甜美、一派天真，在學校樂團裡擔任鼓手，常常穿著樂隊的制服上學，是個可愛的十二歲女孩，看起來就是十二歲而不是裝成十八歲的樣子，她不會亂搞性關係，也從未涉及毒品或酒類。驗屍的結果也顯見她在遭強暴棄屍前還是完璧之身。這一切的一切，都表示她會是那種被我們歸類為低風險性類中不太可能遇害的被害人。

　　在聽完賴瑞的案情簡報與研讀完命案現場的照片與相關檔案之後，我摘要記下下面半頁的筆記：

　　剖繪：

　　性別──男性

　　種族──白人

　　年齡──二十五歲左右，近三十歲

　　婚姻狀況──已婚：問題婚姻或離婚

　　兵役──逃兵或軍醫

　　職業──藍領階級：電工，水電工

　　智商──中等至中上

　　教育程度──最多中學或輟學

　　犯罪記錄──縱火，強暴

　　性格──自信，自大狂，能通過測謊器

　　交通工具顏色──黑或藍

　　問話形態──直接，投射

　　這是見機起意的強暴案，兇手並無預謀或事先的意圖。從身上衣服的凌亂可以想見瑪莉．法蘭西絲是被迫褪去衣服的，而在被強暴後又匆匆穿上；我從某張照片上看出其中的一隻鞋子還未綁鞋帶，報告中也指出她的內褲上染了血跡。她的後背、臀部、雙腳皆沒有任何碎屑，表示她是在車內遭到強暴，而不是在陳屍的林地上。仔細而非例行地觀察命案現場的照片，我開始了解到這是怎麼回事了，我可以想見案發當時的情景。可能是因為她的稚齡與隨和容易相信別人的個性，瑪莉．法蘭西絲在校車站牌下車後，容易在沒有任何威脅的情況下就與之接觸。可能是不明行兇者將她誘騙上車，隨後以槍或刀子脅迫就範。從陳屍地點的偏僻上判斷，兇手應當有相當熟悉的地緣關係，且能完全掌握當地的路線。

　　從誘拐的場景判斷，我可以推斷這絕非是預謀的兇案，而應該是兇嫌開車經過時突然下手的。就像歐登與羅森一案，如果沒有某人剛好在那個時刻不幸遇上，就不會發生這樁慘案。因為這個小女孩的可愛與好性情，讓這個有性幻想的侵犯者，有機可乘地糟蹋了她天真的友善，並藉機一逞獸慾。

　　當然，實際上，事實抵過一切。當他強暴了她之後，這個被嚇壞了的小女孩，在極度的痛苦中，哭喊著求救，想要逃命。他多年的幻想雖然得到了滿足，但事實卻頗不堪，他不知如何面對這個小女孩的反應，猶如處在一團混亂的恐怖地獄中。

　　就在這個時候，他覺得唯一能脫身的辦法就只有殺人滅口。但既然小女孩已經害怕地只想要逃命，遠比他想像中的更難以控制，那麼對他來說比較容易的做法，就是要她更合作、順從，他告訴她要她趕緊穿上衣服，就放她走路──不是讓她自己跑走就是將她綁在樹上然後再離開現場。

　　但就在她轉身的當時，他欺進而勒住她的脖子，極有可能將她勒昏，但倒勒時上半身需要使上很強的氣力，他一時之間控制不住她，沒辦法將她勒昏，於是把她拖近一棵樹，撿起離他最近之處所能拿到的大石塊，在她的頭部重擊了三至四次，殺了她。

　　我認為兇手和瑪莉．法蘭西絲並不熟，但兩人一定在鎮上碰過面，因此她一看到兇手便認出來，也才足以讓兇手對瑪莉有所幻想。他很可能看過瑪莉．法蘭西絲穿著短短的樂隊服裝去上學。

　　我知道從夾克蓋住她頭部的現場看來，這個不明行兇者對這件案子也不怎麼好受。我也知道破案的時間對警方是個大考驗，從這個案子的犯罪形態與這種智慧型、有組織的嫌犯類型判斷，只要兇手思考的時間夠久、讓他對自我的罪行合理化、把一切過錯歸罪到被害人的身上，那麼要他俯首認罪的機會就更渺茫。就算他接受測謊器的測試，結果也頂多是得不出結論。一旦他開始覺得警方懷疑的箭頭指向他，就會遁跡到國內某個不會被查出行蹤的角落，那麼那裡的下一個小女孩就會有危險了。

　　我認為，兇嫌顯然是住在這一帶，而且極有可能已經被警方約談過了。他很合作也相當狡猾，即使警方起訴他，也不會俯首認罪的。我告訴他們，這不是頭一回碰到這麼棘手的案件，雖然很有可能這是他第一次犯下的謀殺案。他所駕駛的黑或藍色小客車可能是中古車，因為他不可能買得起新車，但這輛中古車可能性能還不錯且保養得很好，車子中的每件東西都恰如其分地擺好。就我的經驗判斷，一般而言，帶有強迫性格的人通常比較喜歡深顏色的車子。

　　在聽完我這番推斷後，電話那頭的某一位警員說道：「就你剛才所敘述的嫌犯我們才放走了一個。」這個人符合嫌犯的剖繪描述，同時也是另一件案子的嫌犯。他的名字是達瑞爾．基恩．戴維爾（Darrell Gene Devier），白人男性，二十四歲，有兩次結婚又離婚的記錄，目前和他的第一任前妻住在一起，是喬治亞州羅馬市的樹籬剪修員，是強暴某位十三歲女孩的重大嫌疑犯，但尚未被起訴。他在第一次婚姻失敗後曾加入陸軍，但在七個月後因開小差而被除役。他開著一輛三年的黑色福特Pinto小轎車，保養得很好。曾經因持有汽油手榴彈而被當成不良少年拘提到案，在八年級的時候便輟學，但智商測驗的成續在一百到一百一之間。

　　他曾被約談，被詢問是否有見到任何可疑人物或聽到任何風聲，因為在瑪莉．法蘭西絲被誘拐的前兩個星期，他正在幫史多納家附近的電力公司修剪樹籬。警方告訴我他被傳訊的當天，正打算安排他做測謊。

　　這並非良策，我告訴他們，他們從測謊裡根本得不到什麼，只會加強嫌犯在被問話過程中自我防衛的能力。當時我們並沒有太多實際問案的經驗，但從與監獄囚犯的訪談及持續對連續殺人犯的研究，我想我很清楚自己說出來的東西是什麼。可想見地，當他們翌日再打電話給我時，便告訴我這個測謊器無法確定嫌犯的犯案嫌疑。

　　既然嫌犯知道他可以打敗機器，只有一個方法能讓他就範，我說道，那就是在當晚於警局安排一場審訊。一開始嫌犯會覺得有些輕鬆，但攻其不防地詰問他：要讓他感受到你的嚴肅與盡忠職守。要他知道這不像午餐或晚餐，可以有任何緩衝的機會，也要他了解如果他讓步的話，並不會像電視上的戰俘一樣被吊起來拷打。由當地警方與聯邦調查局亞特蘭大分局的幹員一起負責偵訊，以顯示團隊的力量及暗示全美政府的公權力正與之對抗。在他面前的桌上堆著成堆與他名字有關的卷宗，即使裡面都是些空白的紙張。

　　更重要的是：不做任何說明，逕把沾有血跡的石頭，擺在與他視線相對四十五度角的一張矮桌上，讓他不得不轉頭注視的位置上。仔細注意他每個不言而喻的線索──他的動作、呼吸、流汗程度、頸動脈的跳動，等等。如果他真是兇手，他無法對那塊石頭視而不見，即使你不曾提及或解釋它的特別之處。

　　我們所需要製造的這些，即是我所謂的「戰戰兢兢因素」。我的確是把這樁史多納案當成是測試我理論的試驗品，許多我們後來修正過的辦案技巧都是從這裡發源的。

　　他並沒有招供，我鍥而不捨。喬治亞是個從重量刑的州，即使他被關進監獄，被當成騷擾兒童犯的刑責只會讓他覺得這第一次強暴案不過是牛刀小試，監獄裡的其他囚犯會讓他變得更惡形惡狀。

　　用微弱帶著神祕的燈光，及一次不超過兩個以上警員或調查員的問話場面，最好是一個調查員與一個當地的警員搭檔。你所需要做的，只是暗示你已經知道了重點，知道他心裡正在想的東西，也明白他所承受的壓力：不管你覺得多麼令人作嘔，但你必須要投射出你對這個被害人的指責，暗示著是她引誘他的，問他是否是她主導的，是否是她投懷送抱，是否是她用黑函威脅他，給他一個保住面子的情境，給他一個解釋自己行為的機會。

　　從頭到尾我從這件案子裡學習到的另一件事，就是在鈍物致命或持刀殺人的案子裡，兇手很難不去留意他身上所留下的被害人血跡。這是一項可茲利用的通則。當他開始有反應，哪怕只是一點點輕微的動作，你就要直視他的眼睛，告訴他這整個案子中最令人起疑的部分，就是他的身上已經沾有瑪莉的血跡。

　　「我們知道你身上有血跡，基恩；在你的手上，你的衣服上，我們想問的只是『是不是你做的？』我們知道是你幹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當然知道為什麼，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告訴我們是不是。」

　　我們真的這麼做了，他們把戴維爾帶進來，他馬上注視著那塊石頭，開始冒汗且呼吸急促，他的身體語言和先前問訊時的情形迥然不同：瑟縮而帶著防衛性。偵訊員開始指責小女孩，把責任推到她頭上，見他隨聲附和時，他們便把血衣現出來，這項舉動很顯然地激怒了他。當你發現對方開始閉嘴而且專心諦聽你說話時，你可以說已經找對人了；相對地，無辜者通常的反應不是大笑就是大叫。即使某個嫌犯假裝大笑或大叫來讓你以為他是無辜的，你也可以分辨出來。

　　他承認強暴，並且同意偵訊員所說的是她威脅他。羅勃．賴瑞告訴他，他們知道他並非預謀要殺害她，如果是蓄意謀殺的話，他會用比石頭更有效的兇器。最後，他終於俯首認罪，承認犯下這樁殺人案及前一年在羅馬市的另一件強暴案。達瑞爾．基恩．戴維爾因強暴與殺害瑪莉．法蘭西絲．史多納，被判死刑定讞，已於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於喬治亞州以電椅行刑處決；幾乎是在他案發被捕的十六年後才執行判決，比瑪莉．法蘭西絲在世的時間還長了近四年。

　　我發現，這場偵訊的關鍵在於其創意，在於運用你的想像力，我必須自問：「如果我是兇手，我會怎麼做？」我們都是不堪一擊的，只差在每個人的弱點不同罷了；拿我來說吧，以我隨便記帳的習慣，我的主管探員隨時都可以把我叫去，給我看他桌上放著的我的帳單，讓我汗流浹背。還好他叫我去總是為了別的事。

　　每個人都有弱點。

　　從戴維爾案學到的東西，遠比一個病態性謀殺的辦案技巧要多上許多。不管它是你必須調查的侵佔公款、貪瀆、強盜案、銷贓或索賄集團，都無妨，重點都是一樣的。在任何類型的案件中，我的建議都是你必須找到那個你認為是「最弱關連」的目標，用一個方法讓嫌犯進入，讓他看到他所反抗的東西，然後用其它的輔助贏得他的合作。

　　在任何形態的犯案中，這都是頗具爭議的論題。你所要做的，只是計誘某個傢伙成為法定的證人，然後扮豬吃老虎地把所有的底牌都掀起來而已。但是選擇哪個人卻很重要，因為一旦選錯了人，你就不可能把他扳倒，那他就會搞得天翻地覆，而你也會被弄得人仰馬翻。

　　就拿我們調查一樁大城市裡的貪瀆案來說吧，我們懷疑在某個特別機構裡有八到十個人左右涉案；假設這個機構裡的頭號或二號人物就是最佳的「線索」（catch）。但是當我們剖繪這個嫌犯時，發現除了這件貪污案外，他本人做事負責又有效率。他既不是酒鬼也不是好色之徒；事實上，他是一個居家型的男人──沒有病痛，沒有財務問題，沒有不良嗜好。如果被聯邦調查局約談，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否認一切，要我們滾蛋，把問題推到別人頭上去。

　　逮到這種人的方法，就是透過另一條小魚去引他上鉤，就像有組織的犯罪一樣。當我們瀏覽過所有的資料後，也許可以從其他人中找出這麼一號人物來達成我們的目的。這個人不需是高層主管，但卻是必須處理所有文件的辦事員，他已經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二十年，所以一切都投注在這裡，他有財務與健康上的問題，這兩項都是他致命的難題。

　　接下來，就是誰是主持這個偵訊最佳人選的問題了，我傾向於用有點年紀又帶著權威性的人，比起衣著光鮮、有點命令外表的主腦人物，這個人可能是友善隨和而能令主腦放鬆的人，但在必要情況下，會變得相當嚴肅並主導場面。

　　如果在接下來的幾星期裡有個國定假日，或是這個主腦的生日、特殊紀念日的話，我就會建議把這個偵訊延後，以善加利用這個假日或特殊日子。你正好在房間內逮住他且讓他了解到，如果他不願合作，那麼這可能就是最後一個他和家人共度的節慶了，這會助長你的聲勢。

　　「佈局」（staging）只能用來對付沒有暴力傾向的涉案人，就像史多納案中所應用的一般。對於任何大型或正在進行中的調查，我的建議是把你手中所有資料的焦點集中於一處，不管這一點是否在案件中出現。舉例來說，假設你正接管一間會議室以作為你的「專案小組」辦公室，你把麾下所有的幹員、部屬與檔案全都集中起來，以顯示你是很嚴肅地在辦這件事。如果你能在牆壁上「裝飾」一下，比方說是放大的跟監照片及其它能顯示擴大偵辦或官方調查的證物，就會讓整個房間的氣氛顯得十分正式有力，若有兩台錄影機播放偵測對象的影帶，則更相得益彰。

　　在我個人辦案的過程中，我喜歡用顯示定讞的刑責掛圖表。這張表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但卻會讓犯案人有壓力，提醒他自己正在鋌而走險。我想用這個「戰戰兢兢因素」恰如其分地逼供。

　　我也發現深夜或清晨通常是最好的偵訊時間，人們在這個時候會比較放鬆而且較為無助。同時，如果你和你的夥伴們一起徹夜工作，你會很快傳遞出這個案件是個大案子的訊息，並且很快就進入狀況了。漏夜偵訊還有另一個實際的考慮，就是你的當事人不用擔心會被其他人看到，假如他覺得自己已經「曝光」了，就沒有任何談判的籌碼了。

　　事實、站在當事人立場提出的訴求及常理判斷，是談判成功的基礎。所有實際操演所做的皆是在喚起對關鍵要素的注意，假如我在這件貪瀆案中是負責偵訊涉案的主事者，我可能會在深夜打電話到對方家裡，如是說道：「先生，今晚我跟你的談話非常重要，正當我們在講話的時候，聯邦調查局的幹員已經快走到你家門口了。」我會強調他不會被逮捕，也不須跟著調查員離家；但我會強力暗示他最好配合著到調查局走一趟，因為他可能沒有下一次的機會了。這時候並不須告知他的權利，因為他尚不會遭到任何起訴。

　　一旦他抵達了辦公室，我會先讓他放鬆一下，在爭奪冠軍的足球賽鏖戰終場之前，我會叫暫停，讓選手們有射球入門前的準備。就像每個等著和醫生約診的病人，也都要選擇最好的時間一樣。

　　當他被帶進我的辦公室時，我會關起門，努力讓自己看起來溫和而友善、善體人意，是那種哥兒們的感覺。我會親切地只叫這個人的名字：「我希望讓你明白，你不會被逮捕。」我一再重申：「你可以在任何時間內自由地離去，我的手下會開車帶你回去。不過我想你應該仔細地聽聽我所說的話，這可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約會。」

　　我會讓他決定約談的時間，以確定我們是可以達成共識的。

　　「我還要你知道我們已經注意到你的健康病史，也準備好護士隨時待命中。」這是真的，因為我們之所以選中這個當事人的理由，就是因為他有這個特別的弱點。

　　現在我們開始談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我會強調聯邦調查局知道他只不過是個小角色，他所做的根本微不足道，況且他也不是我們最想抓的人。「現在，就像你所知道的，我們已經約談了許多涉案的人士，這艘船已經開始漏水了，毫無疑問，你可以跟著大夥兒沉船，或是在溺斃之前趁機抓住能僥倖存活的救生圈。我們知道你是被那些比你有權有勢的人所利用、被操縱的，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們有律師可以為你辯護。」

　　稍待片刻之後，我會緊接著強調：「記住，這是唯一我們可以提供你這項援助的時刻。我有二十個調查員在辦這個案子，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馬上出動去逮捕任何一個人。就算你不划這艘船，你以為別人也不划嗎？到時候你就會和別人一起完蛋，如果你要和主腦人物一起完蛋，那是你的選擇，不過今晚是最後一次我們能談一談的機會了，你願意合作嗎？」

　　如果他願意──這真的是他所能做的最好選擇了──那麼我們就會告知他的權利並讓他和律師聯絡。但為了確保起見，我可能會要求打個電話。安排和某個同夥見面的事宜；一旦你掌握了你的第一個當事人，其它部分就會像骨牌效應一樣順勢攤倒。

　　即使你事先知悉了我們的全盤計畫，這件工作仍會如此順利進行的原因，是因為它對偵訊者與當事者而言，都是個雙贏的對策。它是立基在對當事者生活、情境、情感需求等方面的事實與細節考量上。即使知道它的推演會造成極重大的影響，如果我是當事人，我仍然會接受這項交易，因為它的確是我能做的最好選擇。潛藏在這種偵訊類型背後的策略，就和我在史多納案中發展出來的辦案技巧是如出一轍，我不斷地想：「什麼會逮住我？」

　　因為每個人都有被一擊中的的弱點。

　　蓋利．特普奈爾（Gary Trapnell），是我在伊利諾州瑪瑞安（Marion）聯邦監獄訪談的武裝劫機犯，就像我研究過的任何聰明絕頂的罪犯一樣，他是那種對自己能力極為自負的人，我也相信他能夠騙過任何監獄的精神科醫生，讓他們以為他患有某種先天性精神病。他也相當自信地認為只要他能出獄，必能鑽法律漏洞而逍遙法外。

　　「你抓不到我的。」他聲稱。「好吧，蓋瑞。」我假設地說道：「你出獄了，而且你也夠聰明地知道，你必須斷絕和所有家人的聯繫，免得他們救濟你。」

　　「我知道你父親是個得過勳章的陸軍高階將官，你非常敬愛他，你希望能和他一樣，而且你是從他死後才開始犯案的。」

　　我可以從他臉上的表情反應得知，我已經切中了某種東西，某種纖細的質素。

　　「你父親安葬在艾靈頓國家公墓，假設我的調查員會去掃墓的話，是在耶誕節、他的生日或是他逝世紀念日去比較好？」

　　不由自主地，特普奈爾爆出了冷笑：「你逮住我了！」他如是說。

　　其次，我想到這個策略可行的理由，是因為我試著站在對方的立場去考慮；我試著去想什麼會打動我的心。而我的經驗告訴我，有一個可以打動任何人的方法，如果你真的了解那是什麼的話。

　　就我的案例而言，我覺得那是某種類似我運用在特普奈爾身上的東西；對他來說，某個特殊的日子會扣動情感的扳機。

　　我姊姊愛蓮有個漂亮的金髮女兒叫做金（Kim），她的生日和我同是六月十八日，我總覺得跟她有某種特殊的關連。金在十六歲的時候於睡眠中驟逝。我們一直無法知道她確切的死因。令我悲喜交加的是，我的大女兒愛麗卡──現在已經上大學了──長得很像金。我確定當愛蓮看到愛麗卡的時候，一定也無法不聯想起金，一定會想像金長大的模樣。我母親也是這麼覺得。

　　假設我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獵物（target）的話，我會選在我生日之前發動計畫，那時我會很情緒化，希望我的家人為我安排慶生活動；同時卻又會想著我的外甥女，金──我們共同的生日，而她和愛麗卡又是多麼酷似──我會覺得自己不堪一擊。如果我碰巧又看到牆上兩個女孩的照片，我更會益發不可收拾地戚戚然。

　　我知不知道要對付我的全盤策略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那個要被對付的人。如果扣扳機的動因是出自正當、有效的考量，一舉中的就會大有機會。這一點是我的弱點，你的弱點或許會是其它的因素，我們必須試著先去了解那會是什麼樣的東西。但終究是會有一樣東西的。

　　因為人皆有弱點。

第十一章　亞特蘭大

　　一九八一年冬季，亞特蘭大這個城市飽受摧殘。事情悄悄開始於一年半以前，幾乎無人注意到。在事情結束之前──如果終有結束的一天的話──它已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也或許最廣為人知的搜捕行動之一，不但使一個城市政治化，也使一個國家兩極化，每一步的調查工作都備受爭議。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警方處理民眾申訴尼斯基湖路旁樹林裡有惡臭時發現十三歲的艾福列．伊文思（Alfred Evans）的屍體。他已失蹤三天。警方在該地勘驗時又在五十呎外發現另一具部分遭肢解的屍體。死者是比艾福列早失蹤四天的十四歲的艾得華．史密斯（Edward Smith）。兩名男童都是黑人。法醫認為艾福列可能是被勒死，而艾得華則確定是被一個點二二口徑的武器所槍殺。

　　十一月八日，九歲的尤塞夫．貝爾（Yusef Bell）的屍體被人在一所廢棄的學校裡發現。他是在十月底失蹤的，也是被勒致死。八天後，十四歲的米爾頓．哈維（Milton Harvey）的屍體被人在亞特蘭大的東點區紅酒路和沙漠道附近發現。他在九月初就因失蹤而被家人報案，也和艾福列一樣，死因無法確定。這兩個孩子也都是黑人。但是警方並沒有足夠的類似證據，將這些案子賦與任何特殊的意義。說來不幸的是，在亞特蘭大這樣大的城市，經常有兒童失蹤，而有些兒童被找到時已經死亡。

　　一九八○年三月五日，十二歲的安琪兒．拉尼爾（Angel Lanier）出門上學，但是她永遠也到不了學校。五天後她的屍體被人在路邊發現，手腳被綑縛著，嘴巴被一條電線綁住。她衣著整齊，內衣也在，但是她嘴裡另外塞了一條內褲。她的死因確定是綑縛勒斃。法醫未發現性侵害的證據。

　　十一歲的傑佛瑞．馬席斯（Jeffrey Mathis）在三月十二日失蹤。到這時候，亞特蘭大警局仍然沒有從這六件或失蹤或死亡的黑人兒童案件中找出什麼意義，因為這些案件中的相異處和相同處同樣多，警方並沒有很嚴肅的考慮這其中或許會有關連的可能性。

　　但是別人卻想到了。四月十五日，尤塞夫．貝爾的母親卡密兒聯合其他失蹤或被害的黑人孩童的家長，宣佈成立「制止兒童遇害委員會」。他們請求官方協助並正視發生在他們四周的事。這種事不應該發生在亞特蘭大，這裡是新南方的都會首府，是個腳步不停歇的城市，當地人自負地誇稱這城市是「忙碌得無暇去仇恨」；這個城市也以有個黑人市長梅納．賈克森（Maynard Jackson）及黑人公共安全首長李．布朗（Lee Brown）而自豪。

　　恐怖並未止息。五月十九日，十四歲的艾力克．密德布魯克（Eric Middlebrook）被發現遭人殺害在距家四分之一哩的地方。死因是鈍物造成的頭部外傷。六月九日，十二歲的克里斯多夫．李察森（Christopher Richardson）失蹤。六月九日，第二個女孩，八歲的拉東妮亞．威爾森（LaTonya Wilson）被人在星期天清晨從她臥室裡綁架。兩天後，十歲的亞隆．威契（Aaron Wyche）的屍體被人在德卡柏郡一座橋下發現，死因是窒息和頸部斷裂。安東尼．卡特，九歲，七月六日被人在威爾斯街上一座倉庫後面發現，俯面在草地上，因多處刀傷致死。現場沒有血跡，明顯可知屍體是被人從另一個地點移過來的。

　　這種模式再也不容忽視了。於是公共安全局長布朗組織了「失蹤與被害特別小組」，小組成員最後已達五十人以上。然而情況依然持續。十歲的厄爾．特瑞爾（Earl Terrell）被家人報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失蹤，地點在紅酒路附近，也就是米爾頓．哈維屍體被發現的地點附近。而當十二歲的克立佛．瓊斯（Clifford Johns）被人發現被綑縛勒死在好萊塢路附近的巷子裡時，警方終於接受這些案件之間有關連的說法，宣佈從現在起調查工作將根據這些黑人兒童被害案件是有關連的假設進行。直到目前的階段，對於一個雖然重大但是仍屬地方性質的連續兇案，聯邦調查局並無權過問。厄爾．特瑞爾的失蹤帶來一點轉機。他的家人接到數通電話要求贖金，以交換他們兒子的安全歸來。對方表示厄爾已經被帶往阿拉巴馬州。既然這件案子已過了州界，便使聯邦綁架處理法規生效，准許聯邦調查局展開調查。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要求贖金的電話是惡作劇。厄爾生還的希望消失，聯邦調查局也只好撤出。

　　另一個男孩，十七歲的達倫．葛拉斯（Darron Glass）被家人報案在九月十六日失蹤。市長梅納．賈克森請求白宮協助，更明確地說，是要聯邦調查局對亞特蘭大的兒童被殺和失蹤案件進行調查。由於管轄權仍然是個很大的問題，司法部長葛里芬．貝爾便下令聯邦調查局先調查那些未被找到的兒童是不是正被人以違反聯邦綁架處理法規的方式拘禁著，換句話說，這些犯罪當中，有沒有跨州的性質在內？亞特蘭大調查站還多了一項責任，就是確定這些案件是不是果真有關連？局裡得到簡簡單單的一個訊息：盡快破案，找出兇手。

　　媒體當然不放過這陣狂亂。定期出現在報紙上、數目愈來愈多的年輕黑面孔，已成為一種集體都會罪惡的聲明。這是針對最脆弱的成員而進行的屠殺黑人密謀嗎？這是在重要的人權法案後十五年被三Ｋ黨、納粹黨或其他仇恨團體用來表明立場的舉動嗎？或者這只是一個瘋狂的個人為了個人使命而殺害兒童？最後這一項似乎最不可能。這些孩童正以驚人的快速受害。而雖然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的連續殺人犯都是白人，但是他們幾乎從不會加害自己種族以外的人。連續殺人是一種個人犯罪，不是政治犯罪。

　　不過這倒給聯邦調查局另一個插手此案的合法根據。如果從跨州綁架的角度說不過去，我們仍然負有一個責任，就是決定此案是否合乎四十四號分類：違反聯邦人權。

　　到我和洛伊．哈茲伍德前往亞特蘭大之時，已經有十六件這樣的兇案，而且似乎沒有終止之日。這時局裡對這件案子已經有了正式的名稱：ATKID，也被稱作「重案三十」，雖然聯邦調查局介入時案子並不轟動。亞特蘭大警方不希望任何人搶了他們的戲，聯邦調查局亞特蘭大調查站也不希望別人對他們產生過度的期望。

　　洛伊．哈茲伍德是和我一起前往亞特蘭大的合理人選。在「行為科學組」的所有講師中，作最多剖繪工作的是洛伊，同時他也在國家學院教授人際暴力課程，接手許多送到局裡的強暴案件。我們主要的目標是確定這些案子有沒有關聯？如果有的話，這其中有沒有陰謀？

　　我們檢驗了大批案件檔案──犯罪現場照片、每個孩子被發現時身著衣物的描述、各地區證人的陳述聲明、驗屍報告。我們也訪談了受害兒童的家人們，看看這當中有沒有共同的被害者特性。警方人員還駕車載我們到兒童失蹤處附近繞，並且帶我們去每一個棄屍地點。

　　我和洛伊沒有討論自己的觀感，兩人都做了精神檢測（psychometrc test），這是由一位法庭心理學家給我們做的，我們把自己當成兇手一樣，進行這項測試。測試內容有動機、背景和家庭生活──也就是我們放進剖繪裡面的東西。主持測試的醫師十分訝異，因為我們的測試結果幾乎是一模一樣。

　　而我們不得不說的話，也不是為了要博得任何人的好感。

　　第一，我們不認為這是三Ｋ黨之類的仇恨型犯罪；第二點，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兇手是黑人；第三，雖然有許多死亡和失蹤案是有關連的，但不是全部的案子都有關連。

　　喬治亞調查局曾接獲一些消息，提到三Ｋ黨和這些案子有關，不過我們並不採信。如果你研究仇恨犯罪（hate crimes），一路上溯到我們建國初期之時，你會發現仇很犯罪通常是些高度公開、具高度象徵性的舉動。對某人行私刑，為的是要做一種公開的聲明，和公開的展示。處以私刑或是其他種族謀殺，是一種恐怖行動，而恐怖行動若要產生效果，就必須高度曝光。三Ｋ黨員全身披上白布，可不是因為所做之事不欲人知。如果一個仇恨團體選定亞特蘭大地區所有的黑人兒童為目標，它不可能空等上幾個月，等到警方明白事出有因。我們會看到一具具屍體出現，而這些兇殺所要表達的訊息也不會有多麼隱諱。然而我們在這些案件中並沒有看到任何這類的行為。

　　棄屍地點不是以黑人為主就是完全是黑人的地區。一個白人若是在這些地區閒蕩，不可能不被發現，白人團體就更不用說了。警方曾經詳細調查過這些地方，並沒有聽說有白人接近這些兒童或是棄屍地點的情事。而這些地區街上的活動也是二十四小時不斷的，所以就算是在夜晚的掩護下，一個白人也不可能在附近出現而不被別人注意到。這個推論也符合我們的經驗，亦即性犯罪的兇手多半是以自己同種族的人為目標。雖然這些犯罪中沒有明顯的性騷擾證據，但是它們卻符合性犯罪的模式。

　　被害人當中，許多人有相當的共同性。他們都很年輕、外向，熟悉街坊事務，但是對於住家附近以外的世界卻缺乏經驗，而且頗為天真。我們認為這類的孩子容易被人誘惑或詐騙；而那個騙子必須有輛車，因為這些兒童都是被從綁架地點帶走的。我們也認為此人必須具有某種成人權威的味道。這些孩子當中有許多人生活條件十分貧困，有些人家裡根本沒有電或是自來水。

　　由於這些原因，再加上孩子們不諳世故，我認為要騙他們並不需要費多大氣力。為了測試這一點，我們要亞特蘭大的便衣警員打扮成工人模樣，前去這些地區，拿五塊錢給一個孩子，要他跟著他去做一件事。不管是用黑人警員或是白人警員喬裝，似乎都沒有差異。由於這些孩子不顧一切想要活命，他們幾乎可以為五塊錢做任何事。要抓到他們根本用不著多麼聰明。這個實驗所顯示的另一件事是，在這些地區，白人十分顯眼。

　　但如我所說，雖然有這麼樣的關聯性，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案子都是如此。在仔細評估受害者和情況後，我不認為那兩個女孩是被主要的那名兇手所殺害，而且甚至她們還是被不同的人殺害的。拉東妮亞在臥室被人綁架的方式，實在是太特殊了。至於男孩子們，我認為大多數的「軟性殺害」──勒死──是有關連的，但那些不明死因的案件卻不一定。證據的其他方面使我們相信，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兇手。在兩件案子中有強烈的證據顯示兇手是受害者家人，但是當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公開宣佈此點時，卻被新聞界群起圍攻。除開這類聲明所將引起的明顯的政治問題之外，若是「失蹤與被殺害」名單中有任何案件獨立出來，都會使得該家庭沒有資格獲得全國個人及團體捐獻成立的基金。

　　雖然我們認為犯下這些案子的人不只一個，但是我們要對付的是某一個人物，他目前正處於緊繃狀態，而且他會繼續殺人，直到被找到為止。我和洛伊剖繪一個黑人男性，單身，年齡在二十五到二十九歲之間。他應該是個警察迷，駕著一輛警車式樣的車，或多或少他會想辦法加入警方的調查工作。他可能會養一隻警犬類的狗，不是德國牧羊犬就是杜賓狗。他沒有女友，在性方面受小男孩吸引，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強暴或是明顯性虐待的跡象。不過我認為，這正足以說明他在性方面的不適。他可能用某些欺騙手段對那些受害兒童，我猜是跟音樂或是表演有關。他會有一番好說詞，但是他說不出口。在他和一名孩童的關係中初期，孩童可能會拒斥他，或是至少他這麼覺得，於是他會覺得不殺對方不行。

　　亞特蘭大警局查對所有已知的孌童癖和性方面最有可能性的人，最後得出約一千五百名可能的嫌疑犯。警員與聯邦調查局探員拜訪了學校，訪談學童，要知道他們有沒有被成年男人接近而他們沒有告訴父母或警方的。他們也搭乘公車，把失蹤兒童的照片拿給乘客看，問有沒有人見過他們，特別是和成年男人在一起。他們還要喬裝警員到男同性戀酒吧，想辦法探聽別人的談話，找出一些線索。

　　不是每個人都同意我們的做法；也不是每個人都很高興我們去。在一間廢棄的公寓房屋的犯罪現場，一個黑人警察走過來對我說：「你是道格拉斯吧？」

　　「是啊，沒錯。」

　　「我看了你的剖繪，簡直是狗屁！」我不確定他是真的評估了我的工作，或是在強調報上經常出現的看法，也就是說根本沒有所謂的黑人連續殺人犯。這個看法不對。我們辦過連續殺害妓女和自己家人的黑人連續殺人案，不過殺害陌生人的並不多，而使用我們現在所見的犯罪手法的，則是一個也沒有。「聽著，我沒有必要非到這裡不可，」我說。「我可沒有開口說要來。」不管怎麼說，挫折程度都很高。每個參加這個案子的人都希望案子能破，但是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破案。我和洛伊知道我們去到那裡是會挨罵的，而如果我們辦對了，還是要受到指責的，情形通常是如此。

　　除了三Ｋ黨陰謀外，各種理論都有，有些更是荒誕怪異。我們發現不同的受害兒童會少掉不同的衣物，但是沒有人少掉相同部分的衣物。是不是這個兇手用這些衣物裝扮在他家裡的假人，就像愛德華．蓋因收集婦女不同部位的皮膚那樣？到了後期的殺人事件中，不明行兇者是不是也有了改進，而將屍體棄置在更公開的地點？或者可不可能最初的已經自殺了，另有一個仿冒者取代了他？

　　對我來說，第一個真正的突破是我回到匡提科的時候來到的。有一通電話打到康業斯的警察局，康業斯是距亞特蘭大約二十哩的小鎮。該地警方認為他們或許終於有了一條線索。我和帕克．狄亞茲博士（Dr. Park Dietz）一起在賴瑞．門羅（Larry Monroe）的辦公室裡聽電話錄音。門羅在擔任「行為科學組」組長之前，是匡提科一位非常傑出的講師。帕克．狄亞茲和安．布吉斯一樣，都是由洛伊．哈茲伍德帶進這一組的。當時他正在哈佛攻讀，才正要在執法界嶄露頭角。如今帕克以加州為工作地，可能已經是全國最重要的法醫心理學家，而且也經常成為我們小組諮詢的對象。

　　在錄音帶中，打電話的那人聲稱是亞特蘭大殺害兒童的兇手，並且提到最近被發現的被害人名字。此人顯然是個白人，聽起來像個典型的未受教育的工人。他還保證「還要再去殺這些黑鬼小孩」。他也說了洛克德爾郡西蒙路上某地地名，說警方可以在這裡找到另一具屍體。

　　我還記得房裡一陣興奮，而我卻不以為然。「這人不是兇手，」我宣稱，「不過你們必須抓到他，因為你不抓他，他就會不停的打來，讓人煩得要死，又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雖然警方很興奮，我卻深信我對這個痞子的看法沒錯。因為就在不久前，我才碰過類似的情形。那是我和羅伯．芮斯勒到英國布蘭希爾（Bramshill）警察學校（相當於我們的匡提科）教授一個課程的時候。英國當時正因「約克郡開膛手」案舉國震撼。那名兇手顯然是在仿效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白教堂」兇手，用棒擊和刺殺的方式殺害北部一帶的女性，其中以妓女為主。當時已經有八名死者。另有三名女性設法逃出，但是卻無法提供兇嫌的描述。兇手年齡的估計範圍從十幾歲到五十幾近六十。和亞特蘭大一樣，全英國都處於驚恐之中。那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搜捕行動，警方在全國進行了近二十五萬人次的訪談。

　　英國警方和報社都接獲「開膛手傑克」的信，承認犯罪。接著有一捲兩分鐘的錄音帶寄給喬治．歐非爾（George Oldfield）局長，對警方大肆嘲弄，並保證還要出擊。就像在亞特蘭大案中一樣，這似乎是很大的突破。於是這捲錄音帶被拷貝，並在全國各地播放──電視上、收音機裡、免費電話線路、足球賽中的廣播中──希望能有人認出這個聲音。

　　我們在布蘭希爾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們說約翰．杜梅伊（John Domaille）也在那裡。他是警界大人物，也是「約克郡開膛手」案的主要調查警官。有人告訴他說有兩個聯邦調查局來的剖繪人員來到這裡，也許大家可以聚一聚。於是下課後我就和羅伯坐在警校小酒館裡，然後有個人走進來，被酒館裡一個人認出來，過去和他說話。我們從他的態度表情看出他正在取笑那兩個從美國來的傢伙。我對羅伯說：「我打賭那是他。」

　　當然，別人也把我們指給他看，於是他和其他人就來到我們桌前，他也做了自我介紹。我說：「我注意到你什麼檔案都沒有帶。」

　　他就開始找藉口，說這是個何其複雜的案子，在這麼短的時間要讓我們很快有概念，是一件困難的事等等。

　　「很好，」我說。「我們自己的案子也已經夠多了。我不如就坐在這裡喝點東西吧。」

　　這種「要不要隨便你」的態度讓英國人有了興趣。其中一個人問我們要剖繪一件案子需要什麼。我說你可以先描述案件現場。他告訴我說不明行兇者似乎是先讓那些受害女性處於一種容易下手的處境，然後用刀子或鐵鎚突然擊向她們。在她們死後，他還肢解她們屍體。就一個殺害妓女的人而言，錄音帶上的聲音有相常的口才，也頗為老練。於是我說：「根據你們所描述的犯罪現場和我在美國聽到的錄音帶判斷，這個人不是開膛手。你們那樣是在浪費時間。」

　　我解釋說，他要找的兇手並不願意和警方連繫。他應該是個幾乎隱形的獨來獨往者，不是二十八九歲就是三十一二歲，對女性有一種病態的仇恨，被學校退過學，也許是個貨車司機，因為他似乎時常四處走動。他之所以殺害妓女，為的是懲罰一般女性。

　　弄到這捲錄音帶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資源，不過杜梅伊說：「你知道，我也擔心這一點。」於是後來他便改變了偵察方向。當三十五歲的貨車司機彼得．蘇克里夫（Peter Sutcliffe）在偶然間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二日被捕，而被證明就是開膛手時，他和錄製那捲錄音帶的人一點也不像。錄音帶上那個騙子結果是個退休警察，和歐非爾局長有過節，藉此報復。

　　聽完喬治亞州那捲錄音帶之後，我和康業斯及亞特蘭大警方談過，並得出一個我認為可以找出這個騙子的計劃。就像開膛手案那個人一樣，這個傢伙的語氣也是嘲諷和自以為高人一等。「從他的口氣和所說的內容看來，他認為你們全是傻瓜，」我說，「所以我們就來利用這一點。」

　　我勸他們索性就笨到底。去西蒙路，但卻搜索路的另一面，完全沒有找到他。他會在一旁觀看，而運氣好的話，你們可以當場逮到他。否則他至少也會打電話來，說你們有多麼白癡，根本找錯地方。帕克．狄亞茲很喜歡這一招，於是將這種即席式的實地心得融入他的學院知識當中。

　　警方將搜索這具屍體的行動大加張揚，又把搜索方向弄錯，果不其然，那傢伙打電話過來說他們有多麼笨。警方早就準備好電話追蹤的工作，於是當場在這個沒受過什麼教育的白人工人家裡逮到他。為了確定此人沒有說實話，他們還是搜索了西蒙路的正確區域，但是當然沒找到一具屍體。

　　康業斯事件並不是這個案子當中唯一的一件插曲。大型的偵察工作常會有許多這類插曲，亞特蘭大案當然也不例外。在最早那些已化為骷髏的遺骸被發現的地方附近馬路旁邊的樹林裡，警方找到一本裸女雜誌，書頁上還有精液。聯邦調查局實驗室取下上頭看不見的指紋，並從而獲得此人的身分。指紋屬於一個白人男性，駕著一輛貨車，工作是驅殺害蟲。當然，這種心理學上的象徵意味簡直太完美了。對這種「反社會者」，從消滅害蟲到消滅黑人小孩，只是一步之遙。我們也知道很多連續殺人犯會重返犯罪現場和棄屍地點，於是警方猜測他會把車停在路邊，坐在車裡望著車外看著他的勝利成果，一邊回想他獵殺行動的刺激一邊自慰。

　　這個發展一路報到局長、司法部長，甚至到了白宮。他們全都焦急地等著宣佈逮到了亞特蘭大殺童兇手。記者招待會也準備好了。但是有兩件事令我困惑：一是他是白人；一是他的婚姻很幸福。我猜這人會在那裡，一定還有別的原因。

　　他們對他進行偵訊，他否認一切。他們給他看沾有精液的雜誌，又告訴他說上面有他的指紋。好吧，他承認，我那時正在開車，後來把書丟出車外。但是這也說不通。他正開著車，一隻手放在方向盤上，一隻手放在自己身上，而他還能夠把這本書丟進樹林子裡？

　　這人明白自己深陷嚴重的困境當中，於是才承認他的妻子正懷著身孕，隨時要生產了，而他已經有好幾個月都沒有性生活了。他不願背著將要生下他的孩子、也是他所愛的女人胡攪，所以就到便利商店買了一本雜誌，利用午餐時間到偏遠的樹林裡獲得一些慰解。

　　我真同情這傢伙。原來根本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他認為他到一個不會打攪別人的地方，自己解決自己的事就行了，誰想現在連美國總統都知道他在樹林子裡面自慰了！

　　警方抓到康業斯的騙子以後，我認為事情就到此為止，至少我們可以揪出那個種族主義者，不讓他妨礙我們，警方就可以專心於偵察工作。但是我沒有估對一項因素，就是新聞界的積極主動角色。從那時起，我再也不會犯下同樣的疏失了。

　　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殺童案件獲得的廣大媒體注意力，已經變成兇手的一種滿足。但是我沒料到的是，他竟然會針對媒體報導做出反應。

　　事情是這樣的，新聞界由於渴望案子有所突破，因此對於警方搜索西蒙路大加報導，搜尋結果卻是毫無所獲。但是不久之後，另一具屍體又被人在洛克達爾郡的西蒙路上發現，而且陳屍處讓人一眼就望見。死者是十五歲的泰瑞．普（Terry Pue）。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具有相當意義的發展，也是一個緝兇策略的開始。這件事意謂著他密切注意新聞報導，並且對報導內容有所反應。他知道警方不會在西蒙路找到屍體，因為他沒有把屍體棄置在那裡。但是現在他在吹炫自己有多麼了不起，竟可以把新聞界和警方玩弄在股掌間。這顯示了他的自大和鄙夷。只要他願意，他就可以把屍體棄置在西蒙路上！他打破自己的慣例，情願開車二三十哩，只為了要玩這個遊戲。既然知道他始終在注意我們，所以我們倒要看看可不可以利用這一點來操縱他的行為。

　　如果我事先知道這一點，或是考慮過可能性，我就會想到沿西蒙路一帶進行埋伏監視，但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我們必須往前看，想出對策。

　　我有幾個點子。法蘭克辛那屈和小山姆戴維斯將在亞特蘭大的「歐姆奈廳」舉行慈善演唱會，為受害者家庭籌募基金。這件事受到廣泛的報導，而我絕對肯定兇手也會去。問題是：如何從兩萬多人中挑出兇手來？

　　我和洛伊哈茲伍德已經剖繪出一個警察迷。這或許是個關鍵。「我們送他一張免費票吧！」我提議。

　　和往常一樣，警方人員和亞特蘭大調查站的探員全瞪著我，好像我是個瘋子。於是我就向他們解釋：我們會刊登廣告說，由於會有很多人參加，因此我們會需要額外的警衛人員。我們願意提供最低工資招收警衛，但是申請人必須有自備車輛（因為我們知道兇手有車），而且具有執法經驗或背景的人會優先考盧。我們可以將審查面談的地點設在「歐姆奈廳」，並且使用隱藏式閉路電視。我們可以先排除無關的人，例如婦女、老人，而專注在年輕的男性黑人身上。每人都要填寫申請表，列出有否駕駛救護車之類的經驗、有否申請過警察或是安全方面的工作，也就是有助於我們找出嫌犯資格的所有事項。用這種方法，我們或許可以得出十或十二個人，再從這些人當中核對其他證據。

　　這個構想一直報到副司法部長的層級。問題是，只要你想要一個大的組織做出不按牌理出牌的事，就會出現「分析癱瘓」的現象。等到我的策略終獲上級首肯，已經是演唱會的前一天，到那時徵募警衛的行動既無力，也太不足、太遲了。我另有一計。我想要做些約一呎高的木十字架，一些送給受害者家屬，一些放在兇案現場做紀念。還可以在一座教堂立一個較大的十字架，以紀念所有受害兒童。只要這件事被媒體公開，我知道兇手一定會去那些地點，尤其是較遠的現場。他甚至還可能去拿一個十字架。如果我們派人在重要地點監視，我想我們可能有機會逮捕到他。

　　但是局裡過了好幾個星期才同意這個計劃。接著為了誰要去做十字架而爭執不休──該由聯邦調查局在華盛頓的展覽部門負責？由匡提科的木工組負責？或是由亞特蘭大調查站發包出去？這些十字架終於還是做了，但是當它們終能派上用場的時候，案情又有新的發展了。

　　到二月的時候，整個城市已近失控，到處都是靈媒，各人提出自己的剖繪內容，有許多更是嚴重衝突。新聞界不放過任何一種可能性，只要任何一個和案子稍有關聯的人肯說話，他們就會引述他的話。西蒙路的泰瑞．普之後，被發現的第二具屍體是十二歲的派崔克．巴塔薩（Patrick Baltazar），發現地點在得卡柏郡布福公路旁。和泰瑞一樣，派崔克也是被勒死的。這時，法醫辦公室有人宣佈說，在派崔克屍體上找到的毛髮和纖維符合前五個受害人身上找到的毛髮和纖維。這五個受害人也在我歸為兇手相同的受害人之中。這項法醫發現的宣佈受到廣泛的報導。這時我靈機一動。他要開始把屍體丟進河裡了。現在他知道警方已經找到毛髮和纖維。之前一個受害人派崔克．羅傑斯，是十二月間在柯柏郡境內的恰塔胡奇河邊被人發現的，死因是鈍物造成的頭部創傷。不過派崔克有十五歲，身高五呎九吋，體重一百四十五磅，是個退學生，犯過法。警方並不認為他的案子有關。不過不管他有沒有關聯，我都認為兇手現在會到河邊，因為河水可以沖走任何痕跡的證據。

　　我們必須開始在河邊監視，我說，尤其是恰塔胡奇河，它是這個城市西北面隔開鄰近的柯柏郡的主要水道。不過這牽涉到好幾個警方轄區，每郡各一，再加上聯邦調查局，而沒有一個單位可以總攬權責。到一個由聯邦調查局及兇殺特別小組人員組成的聯合監視計劃成立並獲准運作時，時序已經到了四月。

　　但在同時，又一具屍體出現在南河中，死者是十三歲的寇帝斯．華克（Curtis Walker）。其後兩具屍體──一是十三歲的提米．希爾（Timmie Hill），一是二十一歲的艾迪．鄧肯（Eddie Duncan），他是到目前為止年齡最大的被害人──在相隔不到一天的時間分別被人在恰塔胡奇河中發現。以前的被害人被發現時大多數是衣著整齊的，但這三名死者卻不同，他們的外衣都已被脫掉，身上只穿內衣褲，這是除去毛髮和纖維的另一種方法。

　　監視小組一一就位，監看橋樑和沿河一帶的可能棄屍地點，幾個星期過去，什麼事都沒發生。很顯然當局已經失去信心，並且認為沒有什麼進展。由於沒有明顯進展，這個行動預訂在五月二十二日清晨六點的換班時間結束。

　　就在當天清晨大約兩點半鐘，一個名叫包柏．坎柏爾（Bob Campbell）的警校新生在傑克森大道橋下的恰塔胡奇河河岸上當班監視。他看到一輛車駛過橋上，並且顯然在橋中間停下片刻。

　　「我剛聽到很大的濺水聲！」他緊張地對著無線電話機報告。他把手電筒往水面上照去，只見到一圈圈的波紋。車子過橋後掉過頭來往回駛，一輛跟監車尾隨在後，然後命令這輛車靠邊停下。那是一輛一九七○年的雪佛蘭旅行車，駕駛是個二十三歲、鬈髮、膚色很淡的矮個子黑人男性，名叫韋恩．柏特蘭．威廉（Wayne Bertram Williams）。他的態度誠懇，也很合作。他自稱是個音樂宣傳人員，並說與父母同住。警方詢問了他，並檢查了他的車內，然後讓他離去。不過他們並沒有放鬆對他的注意。

　　兩天後。二十七歲的納森尼爾．凱特（Nathaniel Cater）赤裸的屍體在下游浮出水面，該處距離一個月前發現的二十一歲的吉米．雷．佩恩（Jimmy Ray Payne）屍體的地方不遠。目前並沒有足夠的證據逮捕威廉和取得搜索狀，但是警方已經對他進行鎖定監視。他很快就知道警方在跟蹤他，於是故意帶著他們在城裡亂繞，甚至還開到安全局長李．布朗的家門外猛按喇叭。他在自己家裡有一間暗房，而在警方拿到搜索票之前，有人看到他在後院焚燒相片。他也把車子清洗過了。韋恩．威廉符合我們罪犯剖繪中每一項重要的特徵，包括他也有一隻德國牧羊犬。他是個警察迷，幾年前還因為冒充執法人員被逮捕過。之後，他曾駕駛一輛警方多餘的警用車，並且使用警用掃瞄器，好讓他到犯罪現場去拍照。有幾名證人回想起，在警方針對電話通知而在西蒙路搜尋那個不存在的屍體時，看到他就在那條路上。他當時在那裡拍照，還拿給警方看。我們也發現他確實參加了那場在「歐姆奈廳」舉行的慈善演唱會。

　　聯邦調查局沒有逮捕他，而是請他到辦公室來一趙。他來到後很合作，也沒有要求要律師陪同。從我接到的報告看來，這次的偵訊並沒有經過妥當計劃或組織，而是十分拙劣且直接了當。我也認為當時的他是可以問出來的。訪談後我聽說他還在辦公室晃蕩，像是還想談起警方和聯邦調查局的事情一樣。但是當他那天離開之後，我知道他絕對不會向他們認罪的。他同意接受測謊，測謊結果是沒有結論。後來警方和聯邦調查局探員拿到搜索票，進到他和退休教師的父母一起住的房裡搜索時，他們發現一些教人如何瞞過測謊器的書籍。

　　搜索票是在六月三日拿到的。威廉雖然清洗過車子，警方依然找到毛髮和纖維，使他和約十二件兇殺案脫不了關係。我在剖繪中推斷由同一兇手犯下的案件，正是這個數字。

　　這些證據強而有力。警方不但取得纖維，將屍體和威廉房間、家裡及汽車產生關聯，喬治亞州犯罪實驗室的賴瑞．彼得森還比對出一些被害人失蹤前所穿衣物的纖維。換句話說，威廉和前面的一些兇殺案子有關係。

　　六月二十一日，韋恩．威廉因謀殺納森尼爾．凱特被捕。其他兇案的調查仍然繼續。

　　當此逮捕的消息宣佈時，我和羅伯．芮斯勒正在維吉尼亞州新港新聞社附近的漢普敦酒店，向正在舉行會議的「南部各州懲戒協會¬」演說。當時我才從英國參與完「約克郡開膛手」案的調查工作回國，我演說的內容是關於我在連續殺人案方面的工作。《時人》雜誌在三月問曾經刊登一篇對我和芮斯勒的專訪，提到我們正在搜尋亞特蘭大這名兇手。總部曾指示我們要在專訪中盡量合作，我也說出剖繪的各項條件，尤其是我們認為不明行兇者是黑人的這一點。這篇文章引起全國的注意。因此當我接受這群五百人以上的聽眾發問時，有人就問我對於威廉被捕有什麼意見。

　　我說明這個案子的一些背景和我們介入的情形，以及我們是如何得出剖繪的過程。我說他符合我們的剖繪，並且我又謹慎的加上一句，說如果這件案子果真是他犯的，那麼，我認為他「在這些兇案中犯下相當高比例的部分。」

　　當時我並不知道發問者是個記者，不過我相信就算我知道，我的答案還是同樣的。第二天，《新港新聞─漢普敦每日新聞報》引用我的話，寫道：「他在這些兇案中犯下相當高比例的部分，」卻把我在之前所說的非常重要的有限定條件的陳述略去。

　　這件事轟動新聞界，第二天，全國各大新聞網的新聞節目、所有大報上全都引用了我的話，連《亞特蘭大憲法報》上都刊出一篇報導，標題是〈聯邦調查局人士說：威廉可能殺害許多人〉。

　　我接到各地打來的電話。旅館大廳和我房間外的走廊上都有電視攝影機。我和芮斯勒只能從防火梯溜出旅館。

　　總部那裡，情況是一團糟。一名和案子有密切關係的聯邦調查局探員竟然在尚未經過審判的情形下宣佈韋恩．威廉有罪。我在駕車返回匡提科的路上用行動電話向我們組長賴瑞．門羅解釋發生的事。他和副局長吉姆．麥肯基（Jim McKenzie）設法為我解圍，並介入局裡「專業責任室」的作業中。

　　我記得當時我坐在匡提科圖書館二樓，那裡是我通常安安靜靜寫我的剖繪報告的地方；而那裡還有個好處，就是有窗子，不像我們那些地下辦公室。門羅和麥肯基上來跟我說話。他們倆人對我都非常支持。我是唯一全職在做剖繪的人；我整個人因為四處奔波而耗盡氣力；亞特蘭大讓人消耗巨量的情緒，而我付出這一切所得到的感謝，卻是因為媒體斷章取義引用的一句陳述，使我有被申誡之虞。我們運用剖繪和犯罪調查分析的技術在這件案子上，已經有相當重大的勝利。

　　我們對不明行兇者及其下一步的評估也絲毫不差。自白宮以下的每個人都在注視著我們。我既已惹了這個麻煩，如果我弄砸了或是搞錯了，這個計劃就是死路一條了。別人一向告訴我們說，我們的工作是「高風險，高收穫。」我噙著淚水對門羅和麥肯基說，我看這工作是「高風險，屁收穫也沒有。」我說根本不值得，並把檔案夾丟到桌上。麥肯基說我的話也許沒錯，不過他們只是想幫助我。

　　當我到總部的「專業責任室」，我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簽字放棄我的權利。

　　維護外面世界的正義和在裡面行使正義並不一定是相同的。他們首先就抽出那本《時人》雜誌，封面是賈桂琳．歐納西斯。

　　「他們沒有警告你，要你不要接受這樣的訪問嗎？」

　　沒有，我說。這次訪問是經過許可的。而在那次大會上，我所說的是一般情況下的連續殺人犯研究工作，那時候剛好有人提起韋恩．威廉的案子。我回答時用字相當謹慎，但是那樣被報導，我也沒辦法。

　　他們反反覆覆的問了四個鐘頭。我必須寫一份聲明，一項一項列出報上的報導和實際發生的事情。等我弄完了，他們卻什麼也不告訴我，也不對我說我會有什麼事。我覺得我奉獻了大部分的生命給局裡，沒有任何增援、犧牲了那麼多其他的東西、與家人聚少離多，如今卻要面對被申誡、停薪或是丟了差事的可能。以後幾個星期，我真的是每天早晨都不想起床。

　　這時我父親寫了一封信給我，信裡提到他被「布魯克林老鷹隊」裁員的那段時間，當時他也是意志消沉。他一直很努力，表現得也很好，但是他也覺得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他說明自己是如何學會去面對生命丟給你的一切，並且重新集結內心資源，去打另一場仗。這封信我放在公事包裡隨身帶了很久，這個事件過去之後都還帶著。

　　五個月後，「專業責任室」斷定我在《時人》雜誌的文章後已經接受警告，不准對新聞界談論正在進行的調查工作，因此決定對我處以申誡。申誡信直接由局長韋伯斯特本人發出。

　　雖然我很火大，但是並沒有多少時間憂慮，除非準備辭職不幹；況且不論當時我對這個組織的感覺如何，工作本身對我而言還是太重要了。我在全美各地仍然有很多正在辦的案子，韋恩．威廉的審判也將展開。這是打另一場仗的時候了。

　　在花了六天時間選擇陪審員之後，韋恩．威廉案審判於一九八二年一月開始。最後選定的陪審團團員以黑人為主，九女三男。雖然我們認為威廉至少犯下十二件殺害兒童的案子，但是他只因為兩件謀殺案受審──即納森尼爾．凱特和吉米．雷．佩恩──諷刺的是，這兩個年輕人都是二十幾歲。

　　代表威廉的是來自密西西比州傑克森市的一支高姿態的辯護小組──吉姆．凱欽斯（Jim Kitchens）和艾爾．白德（Al Binder）──及亞特蘭大市一位女性瑪麗．衛爾康（Mary Welcome）。檢方的一些主要成員則是富敦郡助理檢察官戈頓．米勒（Gordon Miller）及傑克．馬拉得（Jack Mallard）。由於我在此案調查階段的工作，檢察官辦公室請我前去，在審理進行時給予建議。訴訟進行的大多數時間中，我就坐在檢方位置的正後面。

　　如果審判是在今天舉行，我就可以在犯案手法、「簽名式」及案件關聯方面作證，如同我對許多其他案件一樣。如果當時有判罪，那麼在求刑階段我就可以對被告在未來的危險性提出專業意見。但是在一九八二年的時候，我們的工作並未被法庭承認，因此我只能提供策略上的建議。

　　檢方所依賴的，主要是約七百件的毛髮和纖維證物，這些證物都經過賴瑞．彼得森和特別探員郝爾．戴門（Hal Deadman）詳細分析過，郝爾是來自華盛頓市聯邦調查局實驗室的專家。雖然威廉只被控兩項殺人罪，喬治亞州的刑事訴訟程序卻容許檢方提出其他相關案件，這是密西西比州不容許的事，而被告方面似乎也沒有準備。但是檢方的問題是，威廉態度溫和、頗知自制、口齒清晰，而且十分友善。他戴著厚厚的眼鏡，五官柔和，雙手秀氣，看起來不像是連續殺害孩童的兇手。他也發出新聞稿，說明自己沒有罪，他之被捕純是因為種族的關係。檢方沒有人對威廉會上證人席有任何希望，但是我認為他可能會上。從他在案件中的行為和這類公開聲明看來，我認為他自大、自信得會以為他能夠操縱審判，就像他操縱大眾、新聞界、警方一樣。

　　在雙方於克拉倫斯．庫柏法官（Judge Clarence Cooper）的辦公室進行的一次非公開會談中，艾爾．白德說他們要請鳳凰城一位著名法醫心理學家邁可．布萊德．貝雷斯（Michael Brad Bayless）前來，作證說威廉並不符合剖繪，而且也沒有能力犯下這些兇案。貝雷斯博士曾與威廉進行三次個別面談測驗。

　　「好，」戈頓．米勒說。「你們找他來，我們也要找來一個聯邦調查局探員作為反方證人，他對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的發展全都預測正確。」

　　「我們想要見見他。」白德說。米勒告訴他說審判的大多數時間中我都會坐在檢方桌後面。

　　不過我和雙方都見了面。地點是陪審團室。我向辯方解釋我的背景，並且對他們說，如果他們在意我的聯邦調查局探員身分或者我不是個醫生，我可以找一位我們一起工作的心理醫師來研究這個案子，例如帕克．狄亞茲，而我有信心他也會作證相同的事。

　　白德和他的同僚似乎對我說的內容感到著迷。他們都很客氣，也頗有敬意，白德甚至還告訴我說他的兒子也想作聯邦調查局探員。

　　貝雷斯結果沒有去作證。審判結束後一個禮拜，他告訴《亞特蘭大記事報》和《亞特蘭大憲法報》的記者說，他相信威廉在情緒上有能力犯下殺人案，說他有一種「不適型人格」，而以他之見，這些兇殺案的動機是「權力以及一心一意求掌控的需要。」他說威廉「要我在兩件事中選擇其一，就是變更我的報告，將某些事隱而不說，或者是不要作證。」他聲明辯護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威廉堅持每件事都要由他本人主控。

　　我發現這一切都極為有趣，極大部分的原因是它相當吻合我和洛伊．哈茲伍德所研究出來的剖繪。但是在審判期間，我也發現另一件同樣有趣的事。

　　和大多數外地來的本案參與者一樣，我住在市區法院附近的梅麗歐飯店。一天晚上我正獨自在餐廳吃飯，有一個四十多歲、看起來很高尚的男性黑人來到我桌前，自我介紹說他是布萊德．貝雷斯醫師。我說我知道他是誰，也知道他為什麼來。他問我可不可以坐下。

　　我跟他說，如果他明天要為被告作證，我們被人看到在一起恐怕不妙。但是貝雷斯說他倒不在意這一點，而後他坐下來，問我對他的人和他的背景所知為何，結果是我對他所知相當多。我對他發表一篇關於犯罪心理學的迷你演說，並且說如果他依照被告要他作證的方式去作證，他會讓他自己和他的專業難堪。當他離開我的桌子時，握著我的手，並且說很希望哪天到匡提科來上上我們的課。我眨眨眼說，我們且看看你明天的表現吧。

　　第二天在法庭上，我發現貝雷斯醫師已經回去亞歷桑納州，不作證了。白德在席上抱怨「檢方力量」，說這種力量把他的專家證人都嚇跑了。果真如此，我也沒有故意去做，不過機會到我手上的時候，我可不會錯失掉。但我認為真正發生的事是貝雷斯醫師相當正直，不願被各有居心的雙方所利用。

　　檢方起訴時，赫爾．戴門和賴瑞．彼得森提出毛髮和纖維等精確的證物，但是由於這些東西極為複雜，再加上那些敘述都是關於這片地毯纖維往這邊扭曲，那邊的地毯纖維往那邊扭曲，實在不怎麼富於戲劇性。他們最後歸結出全部十二名受害者的衣物纖維都符合威廉的紫綠色床罩纖維，發現其中大部分纖維和威廉臥室的地毯有關連，約一半和客廳地毯有關，差不多相同數目的纖維則和他那輛一九七○年的雪佛蘭有關，而在只有一個例外的情況下，所有毛髮都和被告的德國牧羊犬「喜巴」有關連。輪到被告提出辯解時，對方從堪薩斯找來一個傢伙反駁戴門的證詞，此人英俊迷人，長得像甘迺迪，又對著陪審團猛笑。審理告一段落後，檢方小組檢討一天的表現時，每個人都在嘲笑這位俊男表現得多麼沒有說服力。

　　他們問我：「你的看法呢，約翰？」

　　我一直在注意陪審團，所以我說：「我告訴各位一件事，你們要輸掉這個案子了。」他們非常驚異，這是他們最不願意聽到的話。

　　「你們也許覺得他沒有說服力，」我解釋道。「可是陪審員相信他。」我知道赫爾說的是什麼，但是我都覺得他的內容很難懂。被告的證詞或許過分簡化，但是別人容易聽懂。

　　他們很客氣，沒有當面說我是在胡說八道，但是我知道這裡並不需要我。我有一大堆積壓的案子等著我，我自己也正在等候瑪莉．法蘭西絲．史多納（Mary Frances Stoner）的案子開審。而我一向這樣在外奔波，這時也開始要付出代價了：和家人聚少離多，我的婚姻出了問題；運動量不足；精神上始終有壓力。於是我打電話給匡提科的賴瑞．門羅，告訴他我要回去了。

　　我才到機場並且開車要回家，就接到通知，說檢方三思後有了另外的想法。他們開始認為我說的話有些或許是真的，所以希望我能回到亞特蘭大，幫助他們檢驗被告的證詞。

　　因此兩天後我又飛回去了。這時他們心胸就開放多了，會請求我給予建議。而讓他們驚訝的是韋恩．威廉竟然決定要站上證人席，而這是我已經預料到的。他是由他聲音低沉的律師艾爾．白德訊問。這位律師在發問時會弓起背，像鯊魚一樣，因此他的綽號叫「大白鯊」。

　　他不斷對陪審團提出相同的論點。「各位看看他！他看起來像個連續殺人犯嗎？看看他！站起來，韋恩。」他要他伸出兩隻手。「看看他的手有多軟。你們想他有力量去殺人、用這兩隻手把人勒死嗎？」

　　白德要威廉站上證人席半天，加上次日的一整天。而威廉也夠厲害，相信他自己也知道。他表現出自己是個差勁而有種族偏見的體系下的受害者，這個體系需要迅速抓到一個嫌犯，也正好有這麼一個人，而他的表現真是讓人深信不疑。

　　於是檢方的下一個問題就是，該怎麼樣去詰問他？助理檢察官傑克．馬拉得負責詰問的工作。他的聲音低沉緩慢，帶有甜美的南方口音。

　　我沒有接受過法庭程序或證人訊問的正式訓練，不過對於這方面需要些什麼，我卻有直覺。我的直覺是根據「設身處地」的原則而來。我問我自己，如果兇嫌是我，什麼事會讓我不舒服？我的答案是，被一個不論我怎麼想說服他他都知道我有罪的人訊問。

　　我對馬拉得說：「你還記得以前那個電視節目《這是你的生活》嗎？你必須跟他一起做，你必須讓他站上證人席，而且越久越好。你必須把他打倒，因為他具有過度克制且嚴肅的個性。你要打倒他那種嚴肅，就必須一直對他施壓，並且維持這種緊張：反反覆覆的提到他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即使是一些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比方他在哪裡唸書等等。一直這樣保持，然後當你弄得他疲憊不堪，你必須在身體上和他接觸，就像艾爾．白德那樣。對被告有用的，對檢方也有用。你去逼近他，侵犯他的空間，趁他疏於提防的時候逮到他。在辯方還沒機會抗議你的問話的時候，用很低的聲音問他，韋恩，當你殺害那些孩子的時候，你驚恐嗎？」

　　真正在審問的時候，馬拉得正是這麼做。在詰問的頭幾個小時，他無法激威廉。他逮到他許多明顯的矛盾處，但是威廉仍然是平心靜氣，只說怎麼可能是我。灰髮灰西裝的馬拉得條理分明地詳述他的生平，然後在適當的時機走近，把一隻手搭著威廉的手臂，用低沉且思路清晰的南喬治亞拖長的語氣說，「那是什麼樣的感覺，韋恩？當你用手指掐住被害人的喉嚨時，那是什麼樣的感覺？你驚慌了嗎？你驚慌了嗎？」

　　威廉以微弱的聲音說，「沒有。」

　　然後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於是大發雷霆。他用手指指著我大叫：「你盡一切力量要我符合那個聯邦調查局剖繪，我才不會去幫你！」

　　辯方變得失去了理智，威廉則是瘋了一樣狂怒咆哮，罵這些「聯邦調查局笨蛋」，又說檢方的人員是「呆子」。但這正是整件審判的轉捩點。陪審團成員們事後都這麼說。他們全都目瞪口呆，這是他們頭一次看到韋恩．威廉的另一面。他們親眼看到眼前發生的變化，於是他們也了解他能夠做出的暴力。馬拉得朝我霎霎眼，然後回去繼續砲轟證人席上的威廉。

　　像這樣的在公開的法庭中爆發之後，我知道他自知唯一的機會就是重獲他在整件審判中累積的同情。我拍了拍馬拉得的肩，並說，「你看著好了，傑克，從今天起一個禮拜之內，韋恩會生病。」我並不知道為什麼要挑一個禮拜來說，不過恰好一個星期以後，審判中途被打斷，威廉因為腹痛，被急忙送往醫院。他們發現他沒有什麼毛病，於是便放了他。

　　威廉的律師瑪麗．衛爾康在對陪審團陳述時拿出一枚頂針，並問他們：「你們要讓頂針般的證物將這個人定罪嗎？」她又拿出一小片她辦公室裡的綠色地毯，說這種地毯有多麼的平常。你們怎麼能夠因為一個人家有綠色地毯就判定一個人有罪呢？

　　於是那一天我就和其他探員到她的律師事務所去。我們進到她辦公室，她正好不在，我們取走一些地毯纖維帶回去，讓專家放在顯微鏡下面檢驗，並把這個證物送交檢方，證明她地毯上的纖維和韋恩．威廉家的地毯纖維完全不同。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陪審團在十一小時的思考後，判決兩樁謀殺案都是有罪。韋恩．威廉被判兩次連續的終身監禁，目前他正在南喬治亞州的「瓦度斯塔懲戒所」服刑。他仍然堅持自己的無事，而環繞著他的爭議也從沒有減輕或消失過。即使他想辦法弄到新的審訊，我深信結果還是相同的。

　　儘管他的支持者如何堅持，我仍然相信法醫學和行為學上的證據都指向韋恩．威廉殺害了亞特蘭大十一名年輕男性。儘管指責他的人如何堅持，我也相信並沒有強烈的證據可以說他和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一年間亞特蘭大市全部或大部分失蹤和死亡的兒童有關。也儘管有些人想要相信什麼，亞特蘭大和其他城市裡仍然繼續有黑人及白人兒童神祕失蹤。我們只知道有誰犯下這些案件中的某些案子，犯罪者不是單一的，而實情也不怎麼教人愉快，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證據。一般民意也不要求提起公訴。

　　因為在韋恩．威廉案的工作，我收到許多祝賀信件和獎狀，其中還包括富敦郡地檢處寄來的信。感謝我提出有效率的詰問策略；還有亞特蘭大調查站的主管約翰．葛羅弗的來函，摘要敘述了整個案件的偵察過程。最讓我感念的信之一，是被告的首席律師艾爾．白得的來信，他在信上說，對於我們對這件案子的工作留下深刻印象。

　　這些信件和申誡書差不多同時寄到。吉姆．麥肯基對事情的這種轉變十分不快，但他替我申請了一份獎，不單是針對威廉的案子，也因為另外五件我曾貢獻過心力的案子。

　　五月間這個獎獲得批准，於是我為了同一件案子既獲得局長的獎勵也遭到申誡。獎狀上寫道：「以君之才幹、盡忠職守及專業素養，確已提升本局在國內之良譽，本局真誠感念君之珍貴服務。」隨狀並附有一筆實質的獎金二百五十元，我算了一下，相當於每小時五分錢。我很快把這筆錢捐給「海軍救難基金」，供那些為國奉獻而喪生的男女的遺族謀福利。

　　如果我們是在今天碰到像亞特蘭大這種案子，我想我們會更早抓到兇手，以免死傷痛苦拖延得如此驚人之久。我們會更有效率地協調我們的努力。如今我們的防制技巧已更為成熟，所根據的也是更為貼近現實世界的經驗，我們會知道如何策劃偵訊，以收最大效果；我們對於搜索狀的取得會有更周延的計劃，不致使重要證據被湮滅。

　　但是不論我們犯了什麼錯誤，「亞特蘭大殺童案」卻是我們單位的一個轉捩點：我們讓人家知道，我們所做之事的價值，也證明了這事的價值，在這過程中，也立即獲得全球執法機構的信賴，齊力將另一個兇手繩之以法。

　　的確是高風險高收穫。

第十二章　我們的伙伴

　　傑德森．雷（Judson Ray）是匡提科的一位傳奇人物，不過他差一點就成不了這號傳奇人物。因為一九八二年二月當他在亞特蘭大調查站擔任特別探員處理殺童案時，他的妻子曾試圖要謀殺他。

　　我倆是在一九七八年處理「邪惡勢力」（Forces of Evil）案子時知曉對方，雖然當時並沒有見面。那時有一名綽號「絲襪勒人者」（Stocking Strangler）的連續殺人犯在喬治亞州的哥倫比亞區連續攻擊六名年長婦女。他在闖進她們家後，以她們的尼龍絲襪將她們勒斃致死。所有這些受害者都是白人，法醫的驗屍結果顯示兇手可能是黑人。

　　接著警政長官接到一封恐嚇信，寫在美國陸軍的信紙上，聲稱自己是由七人組成的「邪惡勢力」。這封信聲稱勒人者是黑人，並威脅要是他沒有在六月一日前被逮到（原文寫成1June），就要殺死一名黑人婦女以為報復。他們宣稱已經綁架一名叫蓋兒．傑克森（Gail Jackson）的女人。如果「絲襪勒人者」沒有在九月一日（1Sept）被逮到，受害者就會加倍。這封信顯示軍方文具被人盜取，而且這個團體源自芝加哥。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使每個人最壞的夢魘成真。一位橫行於哥倫比亞區的兇手已經夠糟了，一個組織性的謀殺報復行動則無疑是雪上加霜，會使整個社區分崩離析。

　　警方接著又收到一些信件，要求美金一萬元的贖金。警方費盡心力尋找這七名白人，卻一無所獲。蓋兒．傑克森是一名妓女，在班寧堡（Fort Bening）一帶的酒吧間頗為有名，而她確實失蹤了。

　　傑德．雷是哥倫比亞警察局的輪值指揮官。他身為越戰的退役軍人，以及靠自己力爭上游的黑人警官，深刻覺察到如果「絲襪勒人者」和「邪惡勢力」這兩宗威脅不破，整個社區就不得安寧。但儘管警方費時耗力，調查結果卻一無進展，他的警察本能告訴自己他們可能找錯犯人，用錯方法。他試圖在全國嚴加執行法律，也聽說過匡提科的罪犯剖繪計畫，於是建議警察部門與我們的行為科學組聯繫，看看我們如何處理這個案件。

　　在三月十一日我們接獲喬治亞調查局分析這個案件的命令。不管原來的信上怎麼說，我們都一致相信這其中與陸軍及班寧堡的關連非同小可，不能等閒視之。這次調查由加入調查局前曾擔任過軍警的鮑伯．芮斯勒領頭。

　　三天之內我們就交出報告。我們認為這所謂的「邪惡勢力」不可能是由七名白人組成，事實上我們不相信其中有任何白人。這應該是一名黑人企圖轉移警方的注意力，而事實上他已經殺了蓋兒．傑克森。從他使用軍方的日期寫法（1June）以及他使用公尺單位而非呎或碼，可以確認他曾在軍中待過。這些信件是由幾近文盲的人所寫，所以排除由教育較好的軍官所寫的可能性。鮑伯．芮斯勒從他自身的經驗認為這人要不是砲兵就是軍警，年約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他應該已經殺了兩名女人，也許都是妓女，這就是「受害者會加倍」所指。我們也認為他有可能就是「絲襪勒人者」本人。

　　當我們的人物剖繪在受害者時常流連的班寧堡及酒吧間流傳時，陸軍及哥倫比亞警方迅速找出一個名叫威廉．漢斯（William H. Hance）的黑人，二十六歲，是該單位的砲兵。他坦承在去年秋天於班寧堡殺了蓋兒．傑克森、艾靈．舍可德（Irene Thirkield），以及另一名女人──陸軍女兵凱倫．西克門（Karen Hickman）。他也承認捏造「邪惡勢力」故佈疑陣，以轉移警察的注意力。

　　真正的「絲襪勒人者」則是被一名證人由一張照片指認出來，他名叫卡頓．葛雷（Carlton Gary），是一名二十七歲的黑人，在哥倫比亞區出生長大。他在一連串的餐廳劫盜中被捕，卻又逃脫，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五月才又被捕歸案。漢斯與葛雷都被判處死刑。

　　當整個社區恢復平靜後，傑德．雷請假去喬治亞大學主持一項計畫，招收少數民族及婦女加入執法的行列。當這項計畫結束後，他準備回歸警察的崗位。但是以他的軍事及調查背景，更不用提他是黑人，而此時調察局正亟欲建立員工平權的新形象，所以他接受聯邦調查局的邀約成為其中一員。我第一次見到他是他在匡提科接受新幹員訓練時。他當時被派到亞特蘭大調查站，他在當地的地緣關係被視為絕佳利器。

　　我們下次再度碰頭是一九八一年我為了殺童案南下到亞特蘭大。就像調查站的每一位成員一樣，傑德也忙於調查案件。每一位幹員都是小組的一分子，共同處理五件殺童案，而傑德的工作行程異常忙碌。

　　他也承受另一項極大的壓力。他的婚姻早已搖搖欲墜，現在則瀕臨破裂邊緣。他的妻子嗜酒如命，常在口頭詆毀他，行為怪異無常。「我甚至已經不認識這個女人，」他說。終於在一個星期天晚上，他下了最後通牒：要不是她必須改變並尋求援助，要不然他就會帶著兩個女兒──大的八歲，小的一歲半──離開她。

　　大出傑德意料之外，他開始看到正面的徵兆。她對他及女兒們都開始比較關注。「我看到她的個性突然改變，不再喝得酩酊大醉，」他事後回想，「她開始對我呵護備至。這是我們十三年婚姻的頭一遭，她會在早上起床為我做早餐。突然間，她完全變成我所期待的樣子。」

　　但是他補充，「我早該知道這改變太美好，不可能是真的。這是我以後會向其他警察告誡的，如果你的配偶一夕之間幡然改變，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你都得立刻提高警覺。」

　　當時的真相是，傑德的妻子已經準備要置他於死地，只是在磨時間以便做好準備。如果一切順利，她不但可以避開不名譽離婚的創傷和羞辱，更可以把兩個孩子歸由她管，並領取一筆為數二十五萬美金的保險費。當個哀傷又富有的警官遺孀，比孤苦伶仃的離婚女人好多了。

　　傑德不知道有兩名男子已經暗中觀察他的行為舉止好幾天了。他們每天早上在他的公寓門外等他，然後尾隨他一路到亞特蘭大。他們一直在尋找他沒有抵抗力的時機，以便可以一擊命中，然後逃之夭夭，不留下任何證據。

　　但是很快他們就發現事情很棘手。因為傑德是個經驗老道的執法警官，警察的第一守則對他幾乎已是第二天性：保持拿槍的手自由運轉。不管這兩位槍手如何跟蹤，總發現他的右手隨時可以掏出槍來。

　　他們回去找傑德太太，告訴她這個問題。他們想要在公寓外的停車場幹掉他，但是在他們能制服他之前，傑德總有辦法先撂倒他們其中一個。她必須對那隻右手想想辦法。

　　為了不讓任何小細節阻撓計畫，她弄來一個旅行用的咖啡杯，慫恿傑德每天早上帶它去上班。「十三年來她從未對我及女兒們做過一頓早餐，而現在她企圖要我帶那該死的咖啡杯。」

　　但是他拒絕了。這麼多年來他就是無法接受開車時左手握著駕駛盤，右手拿著一個咖啡杯。而這是在汽車上的咖啡杯架還不普及的時候。如果那時早已普及，那麼這個故事可能就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結局。

　　槍手們回去找傑德太太：「我們無法在停車場裡幹掉他。」其中一個報告說，「我們得在屋內下手。」

　　所以他們排定在二月初下手。那天傍晚傑德太太帶著兩個女兒出門，傑德一人在家。槍手們進入公寓，上樓直到門外，按了門鈴。問題是他們按錯電鈴，當一個白人應門時，他們問他那個黑人住在那裡。他很天真地告訴他們找錯公寓了，傑德先生住在那裡。

　　但這回傑德的鄰居已經看到槍手了。如果那晚發生槍擊事件，當警察詢問他時，他沒有理由不想起那晚有兩個黑人詢問傑德的住處，所以他們只好離開。

　　稍晚，傑德太太回來，假設一切大功告成。她遲疑地左看右看，然後悄悄地爬進臥室，腦子已經準備好要撥九一一緊急電話，說她先生遇到了可怕的事。

　　她走進臥室，看到傑德躺在床上，她仍然在地上匍伏。傑德翻過身來說，「你到底在幹什麼？」她嚇得大叫一聲衝出臥室。

　　但是在往後幾天她仍然舉止如常，傑德以為她真的改邪歸正了。他事後回想這實在太天真，但是在經歷那麼多年的婚姻摩擦後，他實在非常渴望事情真的好轉。

　　兩星期後──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傑德正在處理派崔克．巴塔薩（Patrick Baltazar）的謀殺案，這很可能是殺童調查的一大突破，因為在十二歲屍體上發現的毛髮和纖維很可能吻合先前被謀殺孩童屍體上的採樣。那夜傑德的妻子為他做了一頓義大利晚餐，他不知道她在義大利麵上狠狠灑了許多安眠劑。如所計畫的，她帶著兩個女兒去拜訪她的姨媽。

　　不久後，傑德獨自在臥房中，他覺得聽見屋子前方傳出一些聲響，在玄關中的燈光變暗，有人把他大女兒房中的燈泡轉下來。然後他聽到大廳傳來沙沙聲響，這是因為其中一名槍手突然沒了膽，他們兩人正在討論要怎麼辦。他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進來的，但是在那一刻這也不怎麼重要了，重點是他們已經在此。

　　「是誰？」傑德大聲問道。

　　突然一聲槍響，沒打中他。傑德撲向地板，但是第二發子彈射中他的左臂。屋內仍然漆黑一片。他試圖藏在大床背後。

　　「你是誰？」他又大喊，「你要怎樣？」

　　第三發子彈射中床，離他很近。在他的腦中正閃過直覺的求生本能，飛快盤算那是何種手槍。如果是史密斯．威森槍，他們還剩下三發子彈，如果是柯特槍，那麼就只剩下兩發。

　　「嘿，好傢伙，」他大吼，「怎麼回事？為什麼你想要殺我？拿走你想要的，然後離開。我沒看到你，只是不要殺我。」

　　沒有回答，但是現在傑德可以透過月光看到他的側影。你今晚會死，傑德對自己說，你無法活著離開這裡，但是你知道那像什麼。你不希望明天警察走進這裡說，「這個可憐的傢伙，還沒打一架就死了，他就讓他們進屋來把他殺了。」傑德決定要警察看到現場時，知道他曾與這傢伙幹了一架。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他的槍，它在床另一邊的地板上。但是當有人想要置你於死地時，一張大床代表著一大段距離。

　　然後他聽到，「不要動！操你娘的！」

　　在黑暗中他往上爬，開始一點點朝向床邊以及他的槍移動。

　　他越來越接近手槍，非常緩慢。但是他需要更多的支撐，以便能做最後有效的一擊。

　　當他終於有四隻手指頭摸到邊緣，他快速滾向地板，但在著地時把右手壓在胸下。既然他的左臂已被射中，他的左手沒有足夠力量去伸手拿槍。

　　說時遲，那時快，槍手跳到床上，在咫尺距離射向傑德。

　　傑德感覺好像被騾子踢了一下，他的五臟六腑似乎全部崩潰瓦解。他不知道那時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事實上一粒子彈射中他的後背，撞擊他的右肺，穿透肋骨的第三節，然後從他胸膛穿出，擊中他的右手，那隻手仍被壓在身下。

　　槍手跳下床來，站在他跟前，觸摸他的脈搏。「操！」他說，然後走出門外。

　　傑德處於極度震驚中，他躺在地板上，大口喘氣。他不知道身處何方，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他發覺他一定是回到了越戰現場。他能聞到硝煙味，看到槍口迸出的火藥，但是他無法呼吸。他想，也許我不是在越南，也許我只是作夢罷了。但如果我是在作夢，為什麼會這麼難以呼吸？

　　他掙扎著要站起身來，他跌跌撞撞地走向電視機，把它打開，也許它會告訴他他在作夢。他伸手觸摸螢光幕，想要辨識它是否真實，而在玻璃上留下一道血痕。

　　他需要喝點水。他好不容易走進浴室，打開水龍頭，試著用手盛一點水。就在那時他看到子彈嵌在他的右手上，血從胸前汩汩流出。現在他終於知道發生什麼事了，他走進臥房，躺在床腳邊，等死。

　　但是他幹警察太久了，不能就讓自己這樣悄悄離去。明天當偵查員走進屋內，他們得看到他曾努力掙扎過。他又站起身，好不容易走到電話邊，撥了零。當接線生接起時，他掙扎要呼吸。他告訴她自己是聯邦調查局幹員，被人槍殺。她立刻把他接到德卡（Dekalb）郡的警察局。

　　一位年輕女警官接起電話。他告訴她他是聯邦調查局人員，現遭到槍殺。但是他的聲音已經含混不清，聽起來很模糊。

　　「你說什麼？你是聯邦調查局幹員？」她的語氣有挑釁的意味。

　　傑德聽到她問警官說有個酒鬼在線上自稱是聯邦調查局幹員，警官要她怎麼做？警官說她可以掛斷電話。

　　這時接線生插進線來，告訴他們他說的是真的，他們必須立刻作急救處理，如果他們不答應，她就不罷休。

　　「那位接線生救了我一命，」事後傑德告訴我。

　　在她插進線時他已經昏厥，不省人事，一直到急救醫護小組把氧氣罩蓋在他臉上，他才甦醒過來。「不要為他準備震擊，」他聽到急救隊長說，「他撐不過去的。」

　　但他們還是把他送到德卡綜合醫院，當時正有一名胸腔外科醫師值勤。當他躺在急診室的急診床上，當醫師們慌亂地搶救他的生命時，他知道了。

　　當他與死神在如此近處擦身而過，他的神智異常清晰。他告訴自己，「這不是報復。我曾經使許多人下獄，但是他們無法這麼靠近我。如此靠近我的一定是我很信賴的人。」

　　他從手術室出來被送進加護病房，亞特蘭大的主管探員約翰．葛羅弗（John Glover）正在那裡。葛羅弗在過去幾個月來一直承受殺童案的極大壓力，現在又是這起意外。就像被謀殺的孩子們以及傑德自己，葛羅弗也是黑人，他是調查局裡位階最高的黑人之一，他極喜歡傑德。

　　「去找我太太，」傑德對他低語，「想辦法讓她告訴你是怎麼回事。」

　　葛羅弗以為傑德仍然神智不清，但是醫生說不──他的意識非常清楚而警覺。

　　傑德在醫院待了二十一天，他的病房外有荷槍的警衛站崗，因為沒有人知道槍手是誰，而他們會不會潛回來把他幹掉。在此同時他的案情沒有進展，他的妻子表現出驚惶失措的樣子，一直謝天謝地他沒有死，還說如果那天晚上她在家就好了。

　　在辦公室內一組幹員正在明察暗訪，企圖找出蛛絲馬跡。傑德幹警察這行很久了，可能樹敵甚多。當他確定會康復，問題就以比較輕鬆的方式浮現，就像電視流行影集《朱門恩怨》（Dalls）的戲詞一樣：誰射殺了小傑？

　　過了幾個月他才使生活起居回復正常。他最後終於處理這起意外後的一疊電話帳單，當他看到電信局三百美金的帳單，不禁呻吟起來。但是當他逐條細查時，他在腦中開始把事情拼湊起來。

　　隔天他走進辦公室，說他認為電話帳單是個線索。因為身為被害者，他不能處理自己的案件，但是他的同事聆聽他說話。電話帳單上列著一串打到哥倫比亞區的電話，從電話公司他們得知電話主人的姓名及地址，傑德甚至不認得這人是誰，所以他和其他幾名幹員驅車一百哩來到哥倫比亞區。他們的目的地是一位牧師的家，傑德判定他其實只是個蛇油的推銷員。

　　聯邦調查局探員俯身向他，但是他堅稱自己與這起預謀殺人案無關。幹員們不會這麼輕易放過他，他們告訴他，這是我們自己人，我們要找出兇手是誰，或是哪些人幹了這案子。

　　然後故事逐漸浮現。這位牧師在哥倫比亞區被視為「有辦法把事情辦妥的人」，傑德太太在去年十月就問他可否辦這件事，但他告訴她不能。她回答他會另外找人，並要求使用這支電話號碼，說事發過後她會付他長途電話費。牧師告訴幹員們她後來打電話給亞特蘭大的一位老鄰居，他曾與傑德在同一時期在越南打仗，知道他的槍法，她告訴他，「我們要把這事辦了。」

　　而牧師最後加上一句，「傑德太太沒有付我電話費。」

　　探員們上了車，開回亞特蘭大，找到那位老鄰居對質。在嚴格詢問之下，他承認傑德太太要求他辦一件契約謀殺案，但他發誓他不知道她要幹掉的人正是傑德。

　　不論如何，他說他告訴她他不知道有誰能幹那件事，所以要她與他的妹婿聯絡，他可能可以。他的妹婿又介紹她另一個人，那人同意接這件案子，並找了兩個人作槍手。

　　傑德太太、前任鄰居的妹婿、接下合約的人，以及兩位槍手都被起訴，前任鄰居則成為未起訴的共犯。這五人被判蓄意謀殺罪、共謀，以及竊盜罪，每個人都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是法官所能判給他們的極限。

　　因為殺童的關係我不時會見到傑德，不久之後他開始找我，因為我不是他辦公室的同事，卻知道他工作的壓力，而且能瞭解他經歷過以及還不斷在經歷的心路歷程，我猜他大概覺得可以對我訴說心事。他告訴我大眾對這件家務事的議論紛紛使他痛苦難堪。

　　以傑德所受的苦，局裡想要為他做最好的安排。他們認為把他調到遠離亞特蘭大的另一個辦公室有助於他的復原。但是我在與傑德談過，分享他的感覺之後，卻不認為如此，我認為他應該在原地待一段時間。

　　我去找主管約翰．葛羅弗，我說，「如果你把他調職，你就減少了他在此地辦公室能得到的支援。他需要待在這裡，讓他花一年時間把孩子安頓好，並且接近曾經幫助撫養他成人的姨媽。」我建議如果他要調職，最好去哥倫比亞駐地辦事處，因為他曾在那裡擔任過警察，而且仍然熟知那兒大多數的警察。

　　他們真的讓他留在亞特蘭大──哥倫比亞區，他的生活逐漸回復常軌。然後他搬到紐約調查站，在那裡主要負責外國反間諜案件。他也成為辦公室中人物剖繪計畫的協調者，居間聯繫當地警方及我在匡提科的小組。

　　當小組中有出缺時，我們把傑德調來，並連同也來自紐約的蘿桑．魯梭，以及來自華盛頓調查站的吉姆．瑞特（Jim Wright），他曾經花了一年多處理約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的案件及審判。蘿桑最後離開我們小組到華盛頓調查站並處理外國反間諜案件。傑德和吉姆雙雙成為工作隊裡國際知名的傑出成員，也都成為我的好友。我成為單位主管後，瑞特接掌我以前的職位，成為罪犯剖繪計畫的負責人。

　　傑德承認當初我們選上他時，他非常驚訝。但他是紐約傑出的協調者，而且以他豐富的執法背景，從一開始就能勝任愉快。作為一名警官，他能從過去的「老經驗」來處理案件，把那份觀點引入所辦的案件。

　　在教學時，傑德並不避談那樁欲置他於死地的謀殺案以及它的影響。他甚至保有一捲當時緊急電話的錄音帶，有時會在課堂上播放。但是他無法待在教室內，他必須走出室外，直到結束後再進來。

　　我告訴他，「傑德，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解釋說在現場的許多因素，如腳印、螢光幕上的血跡，都可能使人誤判，或看起來沒有道理。現在我們正開始瞭解看起來非理性的因素如何可以具有理性的解釋。「如果你能好好研究這案例，」我告訴他，「它會是非常珍貴的教材。」

　　傑德果真辦到了，而這成為我們所教過最引人入勝、最有教育性的案例之一。這也成為他的「心靈洗滌」：「我發現它是相當個人的啟示。在準備教學的過程中，我得經過以前從未走過的巷弄。每一次你跟能信賴的人討論它，你就又探索了一條巷道。契約式的配偶謀殺案在這國家發生的機率遠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高。而出事家庭通常因為怕難堪都不願意多談。」看著傑德教授這個案件是我在學院教學生涯中最感人的經驗之一。我也知道我不是唯一作如是想的人。最後他終於能留在教室聆聽那捲電話錄音。

　　在傑德成為我小組的成員之前，我已經做了不少犯罪後行為的研究（postoffense behavior）。我開始明白不管犯罪者多麼努力，犯罪後的行為常超過他有意的控制。傑德則以自身的案例開始對犯罪前行為（preoffense behavior）感到興趣。過去我們了解「壓力來源」是導致犯罪的顯著事件。但是傑德使小組的眼界大寬，並示範把焦點放在案發前的行為及人際行動。當另一半的行為大變或甚至只是細微卻不尋常的改變，都可能顯示他或她已經決定對現況做個改變。如果丈夫或妻子突然變得不尋常的鎮定或是比以前更為友善或包容，有可能意味著他或她已經視那改變為不可避免，或改變已迫近。

　　契約式的配偶謀殺很難調查。存活者通常都有很強的心防不易攻破。要在其中敲開一絲裂縫，唯有找個人談談，而你必須了解情況的動力以及真正發生了什麼才具有權威。重新安排犯罪現場，有可能把警察帶往錯誤的偵察方向，但是配偶在案發前的行為舉止，卻可以視為一種佈局。

　　最重要的是，傑德的案例對我們上了一課，那就是你對犯罪現場的詮釋很可能錯得離譜。如果傑德已死，我們極可能導致一些錯誤的結論。

　　一位警察新兵被教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破壞犯罪現場。但是當傑德處於意識模糊的狀態，即使身為經驗老道的警察及特別探員，仍然免不了在無心中破壞了他自己的犯罪現場。我們很可能把地上的腳印及他行動的路線解釋成一起竊案，闖入者挾持他在房內走動，逼迫他告訴他們貴重的物品藏在哪裡。電視螢光幕上的血跡則顯示傑德先前正在看電視，直到他被闖匪驚嚇並立刻被射殺。

　　最重要的顧慮是，如傑德告訴我的，「如果我已經死了，我可以斷定她一定可以逃得乾乾淨淨。她已經做了萬全準備，她的行動已經使鄰居們深信不疑。沒有人會懷疑她是個哀慟的寡婦。」

　　就如我說的，傑德和我變成摯友，幾乎像我自己的兄弟一樣親密。我曾喜歡跟他開玩笑說在評估組員表現成績時他要為我放那捲錄音帶，以確保得到我所有的同情。還好這並不需要，傑德的記錄說明了一切。他現在是國際訓練小組的負責人，他的技術及經驗可以造福下一代的探員、警察及女警。但是不論他到哪裡去，他都會是我們的一員以及最傑出的一員，是少數全憑個性及一股求生的意志逃過自己的劫數，然後把犯罪者繩之以法的警官。

第十三章　最危險的遊戲

　　一九二四年時，作家理查．康乃爾（Richard Connell）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標題是〈最危險的遊戲〉。這是關於一位專射殺大獵物的獵人查若福將軍（General Zaroff）的故事，他厭倦了追蹤動物，轉而獵殺一種更聰明、更有挑戰性的獵物：人類。這故事至今仍廣為人知，我的女兒羅蘭最近才在學校讀過。

　　就我們所知，直到一九八○年以前，康乃爾的故事都只是虛構的小說而已。但是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一位舉止良善的麵包師羅伯特．漢森（Robert Hansen）卻改變了它的虛構地位。

　　我們並不是以既定程序來剖繪漢森或以一套策略來指認他並加以逮捕。一九八三年九月當我的小組被請去時，阿拉斯加州警已經指認漢森是個謀殺嫌疑犯。但是他們不確定他涉案的範圍有多廣，也懷疑這一位向來受人敬重的好家長及社區的中流砥柱，怎會犯下如此殘酷的罪行。

　　事情是這樣的：

　　在六月十三日，一位少女驚慌失措地跑向安克拉治一位警官。她一隻手腕上還掛著一付手銬，然後她說出一個極不尋常的故事。她是一名十七歲的妓女，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一名五短身材、臉上滿是痘痕的男子，他付她二百美金要她在他車上進行口交。她說當她正在進行口交時，他把手銬銬上她的手腕，拔出一隻槍，然後驅車載她到他位於城中時髦的社區摩杜（Muldoon）的家中。當時沒有別人在家，他告訴她如果她乖乖合作，就不會傷害她。但是他卻強迫她脫光衣服加以強暴，還凌虐她，咬她的乳頭，並把一把鐵鎚插進她的陰道。然後他用手銬把她銬在地下室的柱子上，趁她無法動彈時睡了幾小時。當他醒來後，他告訴她實在太愛她，所以要以私人飛機把她載到林中的小屋，他們在那裡會再度做愛，然後他會把她載回安克拉治，她就自由了。

　　但是她知道生還的機率微乎其微。他已經強暴她、攻擊她，都沒有掩飾他的身分。如果他把她弄上飛機，她就難以脫身了。在機場當他把一些裝備放進飛機時。她就想法逃脫。她死命奔跑尋求救援，直到遇到那名警察。

　　從她的描述中，綁架她的人似乎正是羅勃．漢森。他年約四十五歲左右，在愛荷華出生長大，已經在安克拉治住了十七年，糕餅生意興隆，被視為社區的重要人物。他已婚，育有一子一女。警察把她載往漢森在摩杜的家，她說這就是她被虐待的地方。他們再把她載往機場，她認出屬於漢森的飛機。

　　警方接著去找漢森，以那名年輕女子的指控與他對質。他矢口否認，顯得非常生氣，說他從未見過她，又咬定一定是因為他的地位顯赫，所以她顯然要趁機勒索金錢。他提出的觀念非常荒謬：「你不可能強暴妓女吧？」他對警方說。

　　他對那天晚上也有不在場證明。他的妻子兒女那年夏天都在歐洲，他在家與兩位商業夥伴共進晚餐。他說出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口徑也都一致。警方除了年輕女孩的話之外找不到證據，所以他沒有被逮捕或起訴。

　　雖然他們缺乏證據，但是安克拉治警方及阿拉斯加州警都一致嗅到一股煙味，知道火就在附近。早在一九八○年間，建築工人在艾克魯納（Eklutna）路上挖掘，結果發現一具女性殘屍，屍體已被熊群吃去一部分，身上顯示是被刺身亡，然後被埋進淺淺的墓穴。她尚未被指認出身分，只被冠以「艾克魯納．安妮」（Eklutna Annie）之名，兇手仍然逍遙法外。

　　那年稍後，喬安．摩西娜（Joanne Messina）的屍體在靠近西華德的碎石坑被發現。然後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尼克河附近的獵人在一處淺穴中發現二十三歲的雪莉．摩拉（Sherry Morrow）的屍體。她是一名上空舞女郎，去年十一月即告失蹤。她被射了三次。從現場發現的彈殼顯示這是發射自威力十足的來福獵槍：點二三三口徑的魯格迷你十四型槍。不幸的是，這在阿拉斯加是很常見的武器，因此很難偵訊每名持有這種槍的獵人以追查它的來源。但是這個案例有一個特別之處：死者的衣服上沒有彈痕，顯示她是裸體時被槍殺。

　　幾乎一年之後，警方又在尼克河岸邊一個淺淺的墓穴中發現另一具屍體。死者是寶拉．高汀（Paula Gaolding），是一名失業的祕書，因為走投無路而在一間上空酒吧賺取生活費。她也是被迷你十四型槍射殺。她在四月即告失蹤，接著是這名十七歲的妓女被誘拐而後逃跑。現在高汀為待解的案子又添一筆，阿拉斯加州警方的犯罪調查局決定他們應該深入追蹤漢森先生。

　　雖然在我知曉以前警方早有一名嫌疑犯，我還是希望他們已展開的調查工作不至於左右我的判斷。所以在我們第一次電話晤談時，在他們要對我描述此名嫌疑犯的特徵時，我說，「先告訴我他的罪行，然後讓我告訴你們犯人是何許人。」

　　於是他們描述這些尚未破解的謀殺案，以及此名年輕妓女的遭遇。然後我提出案發概要以及兇手的模樣，他們說聽起來很像他們鎖定的嫌疑犯，甚至連口吃的細節都吻合。然後他們告訴我漢森的種種，關於他的工作、家庭、在社區中的地位，以及他素以好獵手聞名。他聽起來像是會犯下這些謀殺案的人嗎？

　　我告訴他們，當然可能。問題在於，雖然他們掌握了許多二手資訊，但就是缺乏任何物證可以控告他。唯一能使他罪行曝光──他們巴不得趕快這麼做──的方法就是使他招供。他們請我協助一起辦案。

　　就某種意義來說，這與我們一般辦案的程序相反，一般我們都是先知道一名嫌疑犯，然後試圖確定他的背景、個性與行為是否與一串罪行相符。

　　我找來吉姆．霍恩（Jim Horn），他最近從科羅拉多玻爾德的駐地辦事處加入我的小組。我們過去曾經一起參加新探員的訓練，當我終於得到授權可以選擇四名探員與我一起工作，我請求吉姆回到匡提科。連同吉姆．瑞斯（Jim Reese），吉姆．霍恩現在是調查局內兩名頂尖的壓力處理（stress─management）專家，這是我們工作線上極重要的一環。但是在一九八三年時，這只是他初涉入行為方面案件的開端。

　　到安克拉治是我辦案生涯中最刺激，卻也最不舒服的旅行之一。最後我們是紅著雙眼，關節發白地在水面低飛。當我們抵達時，當地警察來接我們並送我們到旅館，在途中我們經過一些受害者工作過的酒吧。因為當地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天寒地凍，阻街女郎無法在街上勾引顧客。所以她們都在酒吧裡接洽生意，酒吧幾乎二十四小時開放，中途只關門一小時打掃，把醉酒者攆出去。在那時候，因為大批流動人口湧進阿拉斯加建造輸油管，當地的自殺率、酗酒率及性病幾乎都高居全國首位，它幾乎像是現代版的西部拓荒地。

　　我覺得整個環境氣氛很詭異。當地居民似乎與那些來自「下面四十八州」的外來客有種持續的衝突。你看到街上都是孔武有力，身上滿是刺青的傢伙，每個看來都像是從馬孛羅香煙廣告走出來一樣。因為人們動輒要作長途旅行，幾乎人人都有一架飛機，所以漢森在這方面並不是特例。

　　在這案例中我們覺得不尋常的是，這是人物剖繪計畫首次被用以爭取得到搜索狀。我們開始分析所知道的有關罪行及漢森的一切。

　　就受害者的資料來說，已知的受害者不是妓女就是上空舞者。她們是南北來回西海岸的人群中極有可能的受害群。因為妓女的行蹤飄忽不定，也因為她們並沒有習慣把行蹤告訴警方，所以很難知道其中一人出了什麼事，除非等到屍體被找出。這與華盛頓州的警方與聯邦調查局面對「綠河殺手」（Green River Killer）的難題如出一轍。因此對受害者的選擇就非同小可：兇手只對那些無人惦念失蹤的人下手。

　　我們並不知道漢森背景的來龍去脈，但是我們所知的大致與案情吻合。他短小輕瘦，滿臉痘痕，有很嚴重的口吃。我臆測他在青春期就有很嚴重的皮膚問題，再加上他的口吃，可能常被同儕嘲笑或排斥，尤其是女孩子。因此他的自尊可能極低。這也極可能是他搬到阿拉斯加的原因：在一個新環境展開新生活。而且就心理學來說，迫害妓女是對一般女人扳回一城的典型方式。

　　我也極為看重漢森是個絕佳獵人的事實。他在當地有一件英勇事蹟，就是在庫斯科渾山區狩獵時以十字鍬擺平一隻野羊。我不是說大部分的獵人都是心理或生理上低人一等，但是在我的經驗裡，如果你生來就低人一等，要扳回劣勢的方式之一就是玩槍動刀去狩獵。他嚴重的口吃使我想起舊金山的「林徑殺手」大衛．卡本特。就像卡本特的案例一樣，我打賭當漢森覺得自己主宰或控制環境時，他的語言問題就消失了。

　　把這一切都兜攏起來，雖然這是我們從未碰過的案情描述，我還是開始知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妓女及「異國情調的舞女」陳屍荒野林中，身上的彈痕顯示是被來福獵槍射殺。至少在一個案子裡子彈是射向一具裸體。這名自稱逃跑的十七歲妓女說漢森想要載她一起飛到他的林間小屋。在夏天時漢森已先把他的妻子兒女送往歐洲，獨自一個人在家。

　　我相信就像查若福將軍在〈最危險的遊戲〉所為一樣，羅勃．漢森已經對糜鹿、黑熊以及達爾羊感到厭煩，而把他的注意力轉向更有趣的獵物。查若福解釋說他利用那些在通往他小島的航道上，因為撞上特意沒有標示的石頭而發生船難的水手的心態：「我獵殺的是地球上的人渣──破船上的水手，一匹純種的馬或獵犬也比他們二十個人還來得值錢。」

　　我臆測漢森也以同樣的方式看待妓女，他可以把她們看成比他低等或不如。而且他不需要口才使她們跟他走，他大可以挑選其中一人，把她視為禁臠，把她載到荒郊野外，把她的衣服剝光，放她逃走，然後再以手槍或刀子置她於死地。

　　他的犯罪手法一開始不會如此。他一開始可能只是把她們殺了，然後利用飛機把她們的屍體運到荒郊野外，這些是憤怒的罪行。接著他可能會要受害者向他懇求饒命。做為一名獵人，他在某個時候靈光一閃發現可以把這多種活動結合起來：他可以先以飛機把她們載到荒郊野外，然後把她們當成獵物射殺，再接著滿足他的性慾，這是最終極的控制。而這會上癮，他會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嘗試。

　　這使我構思搜索狀的細節。他們希望我和吉姆能立具結書，好讓他們帶去法庭解釋人格剖繪其怎麼回事，我們想要在搜索中發現什麼，以及我們能夠這麼說的基本理由何在。

　　不同於普通的罪犯或某人的槍可以換來換去，漢森的來福獵槍對他一定非比尋常。因此我推測這把獵槍應該會在他的屋內，雖然不是一般視線所能及。它可能會在某個偏僻的角落，在天花板或假牆後面，或閣樓中等類似的地方。

　　我也預測我們面對的傢伙是個「儉省者」，雖然這不全是字面上的正常意思。許多性殺手都會從受害者身上取出紀念物，然後轉贈給他們的女人，做為宰制的象徵，並且得以重溫經驗。但是漢森不太可能把一個女人頭像他某個巨大的獵物一樣掛在牆上，所以我認為他可能會取得某種戰利品。既然這些屍體上沒有明顯的斷手殘足，我猜想他極可能拿走她們的珠寶，轉送給他的妻子或女兒，並謊報它們的來歷。他顯然並沒有保存受害者的內衣褲或是其他我們能證明的東西，但是他可能會保存小照片或皮包中的小玩意。從我過去的經驗得知，我認為我們可能也會發現一本詳載他獵獲的日記或名單。

　　下一步的計畫是找出他不在場證明的漏洞。要那兩位商場伙伴宣稱那天晚上他們跟他在一起沒什麼大不了，除非他們覺得情勢對他們不利。如果我們能發明某些危險情勢，也許事情會有轉機。安克拉治警方使當地的地方檢察官授權一個大陪審團來調查關於這位指認遭漢森綁架及攻擊的妓女。只是這一次他們被告知，如果被發現他們對大陪審團說謊，兩人就有好受了。

　　就如我們預期的，這足以使事情明朗化。兩人都承認那天晚上並沒有和漢森在一起，是他要他們幫他脫離據稱是有點尷尬的情境。

　　所以漢森以綁架及強暴罪被起訴，法院立刻發出對他房子的搜索狀。警方在搜索時發現一把迷你的十四型來福槍，彈道測試顯示它符合在多具屍體旁發現的彈殼。就如我們預期的，漢森有一間裝備齊全的戰利品室，牆上掛滿動物的頭、海象牙、角、鹿角、填充鳥，地上則鋪滿毛皮，他常在那裡看電視。在閣樓的一塊地板下他們發現更多的武器，以及受害者所有的廉價珠寶，其中有一只天美時手錶，他把其他手飾送給他的妻子女兒。他們也發現一些死者的駕照或身分證等。沒有發現日記，但是倒也發現同等的證物：一張標示棄屍地點的鳥瞰圖。

　　所有這些證物當然足以把他逮捕歸案。但是當初若是沒有搜索授權狀，這些就辦不到。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唯一可以得到授權狀的方式就是要對法官示範說明，使他確信是有足夠的行為證據可以展開搜索。自此以後我們多次成功地以具結書得到搜索狀而逮捕犯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莫過於史蒂芬．潘諾（Steven Pennell），所謂的「I─40殺手」，他因為挑選女人坐上他特製的行李車，然後加以凌虐再殺害，而在一九九二年被處決。

　　當一九八四年二月安克拉治警方及阿拉斯加州警開始審問漢森時，我正因西雅圖的重病事件而在家裡休養。洛伊．哈茲伍德（Roy Hazelwood）在自己份內的事情外還很英勇地扛起我的工作，指導警方審問的技巧。

　　當警方第一次以綁架罪起訴漢森，與他對質時，他矢口否認，而以他的幸福家庭及成功的事業為證。一開始他宣稱他的來福槍射出的彈匣在多處被發現，是因為他在那些地區練習射擊。而顯然的，在這些地方發現屍體橫陳只是純屬巧合。但是最後面對鐵證如山，以及生氣的檢察官，宣稱若他再不招認就以死刑相待，他終於承認犯下這些罪刑。

　　為了試圖替自己辯解，使事情合理化，他宣稱只是想與選上的妓女做口交，這是他覺得不該向他正常、可敬的妻子要求的。如果阻街女郎滿足他，他說事情就到此為止。那些不肯順從的──那些想要控制情勢的──才是他要處罰的。

　　以這種方式，漢森的行為與我們先前從蒙特．李瑟爾在獄中審問到的若合符節。漢森及李瑟爾兩人都是出身卑微，比常人略低一等。最惹李瑟爾憤怒的是那些為了安撫他而假意與他作朋友的女人，她們不知道對這類型的人來說，對情勢的權力及宰制就是一切。

　　漢森還堅稱有三、四十名妓女自願與他一同搭承飛機，而她們也生還返回。我認為這種說詞難以置信。漢森所挑選的妓女在辦事時都希望快快了事，然後轉移到下一個顧客。如果他們入行有一段時間，通常都很會看人。他們不會願意與一個剛剛認識的恩客搭飛機到鄉下去。如果她們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讓他說服她們到他家裡。只要她們進去，事情就太遲了。

　　就像與他相仿的小說虛構人物查若福將軍一樣，漢森也宣稱他只獵殺某種階層的人。他永遠不會去傷害一個「正當」的女人，但他認為妓女、上空女郎或裸體舞女都是正當的獵物。「我不是說我恨女人，我不是…但我想我把妓女看的比我還低一等…就像一場比賽一樣，她們要先投球，然後我才能揮棒。」

　　一旦他開始打獵，殺戮本身就變成反高潮。「刺激之處是在潛伏跟蹤的過程。」漢森告訴偵訊警官。

　　他的背景證實了我們的猜測。他在愛荷華州的波卡宏塔斯長大，父親是一名麵包師。羅伯特從小就習慣在商店行竊，即使長大成人，能夠買得起想要的東西後，他仍然會為了偷竊的刺激而偷。他說他與女孩的問題始於中學時代。他很憎恨自己因為口吃及滿臉青春痘使同學避之唯恐不及。「因為我的長相和說話方式都像個怪人，每次我看一個女孩，她就轉頭而去。」他在軍中度過一段無事的時間，然後在二十二歲時結婚。接著他以一連串縱火罪及竊盜罪被起訴；與妻子分居、離婚，而又再婚。他在第二任妻子大學畢業後搬到阿拉斯加，在那裡他渴望有個新的開始。但是法律問題卻糾纏他好多年，其中包括多起對拒絕他進犯的女人加以攻擊。有趣的是，就像其他許多人一樣，他在那時也開一輛福斯金龜車。

　　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漢森被判四起謀殺罪、一起強暴罪、一起綁架罪及多起竊盜及武器罪，他總共被判四百九十九年監禁。

　　在漢森的案例中，在警方知道要如何辦案前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是否在安克拉治所有被發現的妓女及上空舞女的死亡都是、或可能是由同一個人幹的。這通常是犯罪審問分析中極關鍵的一環。就在漢森第一個受害者的屍體在阿拉斯加被發現時，紐約州的水牛城警察局打電話給我，要我評估一連串極可能是基於種族憎恨的狠毒謀殺案。

　　在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一位名叫葛倫．唐（Glenn Dunn）的十四歲少年在一家超市的停車場被射殺，目擊者指出槍手是一名年輕白人。隔天三十二歲的海洛．葛林（Harold Green）在奇托瓦加郊區的一家速食店被射殺。同一天晚上三十歲的艾曼紐．湯瑪斯（Emmanuel Thomas）在他家門口被射殺，就在前一晚謀殺案的附近。而再隔一天，約瑟夫．麥考依（Joseph McCoy）在尼加拉瀑布旁被殺。

　　任何人都能分辨的是，在這一連串毫無理性的謀殺中只有兩個相同的因素。一是所有的受害者都是黑人；二是所有受害者都被點二二口徑的子彈射殺，這使得媒體很快就冠之以「點二二口徑殺手」。

　　水牛城的種族緊張一下子昇高。許多黑人社區的居民覺得很無助，並控告警方沒有任何保護他們的措施。在某些方面這似乎反映了先前亞特蘭大居民的恐懼。而就如同類似的情況，事情不會立刻轉好，反之只有變得更糟。

　　十月八日，一位七十一歲的黑人計程車司機帕勒．愛德華（Parler Edwards）被人在阿默斯特郊區發現死於他的計程車廂內，心臟被剖出胸膛。隔天另一位四十歲的黑人計程車司機厄尼思特．約翰（Ernest John）在尼加拉河被人發現，他的心臘也被剖出胸膛。他那滿是血跡的計程車則在幾哩路外的水牛城邊界被發現。再隔一天是周五，一位大致符合「點二二口徑殺手」的白人走進三十七歲考林．科爾（Collin Cole）的病房內，宣稱「我恨黑鬼」，接著要把病人勒死，但當時一位護士走進病房，他立刻逃跑，使科爾逃過一劫。

　　社區內群情嘩然，政府官員很擔心黑人激進分子會發動大規模的反應行動。應水牛城主管探員理查．布瑞清（Richard Bretzing）之邀，我在那周末前往水牛城。布瑞清是個非常高尚而堅實的人，一個真正的顧家者，也是聯邦調查局所謂摩門黑手黨（Mormon Mafia）的重要成員。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辦公室有一張告示，大意是說「如果一個人的家庭失敗，他的生活也必然失敗。」

　　就像我一貫試圖做的，我先調查受害者的資料。就如警方提出的這六個受害者除了都是黑人外，並沒有任何顯著的共同點，我想他們也都是不幸在錯誤的時刻置身於錯誤的地方。很明顯的，點二二口徑射擊都是由同一個人幹的。這是屬於任務導向、暗殺式的殺戮。這些罪行中唯一明顯的精神病微就是對黑人幾近病態的仇恨。其餘關於他們的一切都是漠然而遙遠的。

　　我可以想見這名槍手加入仇恨組織，或甚至是帶有積極正面目標的組織，譬如教會，而他說服自己是為他們有所貢獻。職此之故，我可以看到他加入軍隊，但可能因心理問題或適應不良而提前被解職。他可能是一名理性而有組織的人，而他帶有偏見的妄想思想體系也可能自成「邏輯」而有條理。

　　另外兩件罪行，亦即對計程車司機殘酷的施暴，也是基於種族仇恨，但是我不認為這是由同一個兇手幹的。這兩件罪行是出自缺乏組織力、心理有偏差的人，有可能吸食迷幻藥，而且極有可能是患有偏執狂的精神分裂症者。犯罪現場反映了憤怒、失控及過度殺戮。如果說那四件射殺案和這兩件挖除內臟案是由同一人所做，那只能說此人的個性極度不統合，能在兩周內連續犯下約瑟夫．麥考依和帕勒．愛德華這兩件南轅北轍的案子。這還不加上醫院的事件──如果那人真是「點二二口徑殺手」──再加上我的直覺及經驗告訴我那挖心者變態的幻想已經醞釀多時，至少有幾年之久。在這兩種殺戮中搶劫都不是主要動機，但是前四起案子顯示兇手一擊必中然後逃之夭夭，後兩起案子則明顯指出兇手在現場逗留很長一段時間。如果要說這六起案子互相關連，我覺得應該是挖心的變態者受到那名種族主義者在黑人社區大屠殺的刺激影響。

　　接著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曼哈頓中城有四名黑人及一名西班牙裔在十三個小時內接二連三被「中城砍殺者」（Midtown Slasher）手刃致死，另兩名黑人受害者僥倖逃過一劫。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砍殺者顯然又在上州犯案，他在水牛城砍殺三十一歲的羅傑．亞當斯（Roger Adams），並在羅徹斯特砍刺二十六歲的溫特．巴恩斯（Wendell Barnes）致死。在接下來的三天內，水牛城另外三名黑人在類似的攻擊後倖存下來。

　　我無法向警方擔保「點二二口徑殺手」或挖心的兇手也是「中城砍殺者」，但我可以確定他們是同一類型的人。他們兩者都有種族主義的因子，而且作案方式都近於閃電式的屠殺。

　　在未來幾個月內，「點二二口徑殺手」之案透過兩階段逐漸水落石出。一月間約瑟夫．克里斯多夫（Joseph Christopher）在喬治亞州的班寧堡被捕（三年前威廉．漢斯曾在「邪惡勢力」的謀殺案中假扮種族主義者），以砍殺一位黑人袍澤被起訴。警方搜索他位於水牛城的老家，發現大量的點二二口徑彈藥，以及一把鋸斷的來福槍。克里斯多夫在去年十一月才入伍，在水牛城及曼哈頓屠殺期間他正在休假。

　　在班寧堡的禁閉中心，他告訴主管的奧卓克．強森（Aldrich Johnson）上尉，說他「幹了水牛城的事」，所以他以水牛城殺人案及一些砍殺案件被起訴，接著定罪。有關方面對其心智能力經過一番你來我往的爭辯，之後他被判六十年徒刑。精神醫師馬修．李梵上尉（Matthew Levine）在馬丁軍醫院為克里斯多夫檢驗後非常驚異他與「點二二口徑殺手」的剖繪有諸多吻合之處。就像剖繪所預見的，兇手對軍中生活適應不良。

　　克里斯多夫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是否犯下另兩起計程車司機案，他沒有因此被起訴，而且從犯罪手法或簽名式的觀點來看，它們也與其他案例不合。這兩者都是犯罪調查分析中極重要的觀念，我在國內各法庭的證人席上花了許多時間希望法官及陪審團明白這兩者的差異。

　　犯罪手法是學習而來的行為，這是行兇者犯罪時的所做所為，它是流動不居的，亦即它可以改變。簽名──是我為了與犯罪手法區隔而創的語詞──則是行兇者為了滿足自己而必須做的事。它是固定的，亦即它不會改變。

　　例如你不會預期一名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每一次都以同樣手法犯案，除非他第一次犯案就臻於十全十美。但是如果他有一次成功，他會從中學習，然後逐步精益求精，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犯罪手法是流動不居的原因。反之，如果這傢伙犯罪是為了宰制受害者，對他施暴或使他苦苦求饒，那就是簽名。它會顯示兇手的個性，這是他必須做的事。

　　在許多州中，檢察官唯一用來將不同罪行連接的方式就是犯罪手法，我相信我們已經顯示它是個老舊的方法。在克里斯多夫的案例中，被告的辯護律師大可以辯說，點二二口徑射殺與曼哈頓中城砍殺的犯罪手法大不相同，而他可能是對的。但是其中的簽名卻很類似──都是基於種族仇恨而傾向隨意屠殺黑人。

　　然而，射殺及挖心案例卻顯示極為不同的簽名。那名挖心者，雖然仍抱持類似的潛在動機，其行為卻具有一種儀式性、著魔式／強迫性的簽名。每一型的人都需要從犯罪中獲得一些東西，但是每個人要的東西都不同。

　　犯罪手法與簽名之間的差異可能很微妙。例如德州那名銀行搶匪要他所有的俘虜者都脫光衣服，擺出性感的姿勢，然後加以拍照，這是他的簽名。它其實不一定有助於銀行搶案的完成，事實上卻反而使他在現場駐留更久，而增加被捕的危險性，但他就是覺得非做不可。

　　在密西根的巨流市也有一名銀行搶匪，我曾搭機飛去那裡協助提供現場的諮詢。這傢伙也命令銀行的每一個人脫光衣服，但是他沒有拍照。他這麼做是要使在場者因為羞愧而自顧不暇，無法正眼看他，因此在事後無法清楚指出他的特徵為何，這是要使銀行搶劫順利進行的方式，這就是犯罪手法。

　　簽名分析在一九八九年對德拉瓦州的史蒂芬．潘諾的審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當時我們準備了具結書而拿到搜索狀。我小組的史蒂夫．馬迪俊（Steve Mardigian）已與新堡郡及德拉瓦州警方同心協力做出一份剖繪內容，使警方能把焦點縮小，然後研擬出一套防制策略而逮捕兇手歸案。

　　當時在四十號及十三號州際公路發現被勒斃致死的妓女，頭骨都已碎裂，屍體上明顯有遭受性侵害及性虐待的痕跡。史蒂夫的剖繪非常精準，他說犯罪者應該是白人，在二十好幾及三十出頭之間，在建築業工作。他駕駛的廂型車哩數極高，因為他到處漫遊尋找受害者，他的外表頗有男子氣概。他有妻子或長期交往的女友，但是很喜愛宰制女人。他會隨身攜帶挑選的武器，事後湮滅證據。他對附近地區很熟，所以會挑選棄屍地點。他在犯罪當時情緒平穩，會一再犯案直到被抓為止。

　　史蒂芬．潘諾是一名三十一歲的男子，為電工技師，他駕駛的廂型車哩數極高，因為他到處漫遊尋找受害者，他的外表頗有男子氣概。他已婚，但是很喜愛宰制女人。他有一套精心準備的「強暴用具」。當他知道警方在注意他以後，就開始想湮滅證據。他對附近地區很熟，所以會挑選棄屍地點。他在犯罪當時情緒平穩，會一再犯案直到被抓為止。

　　當馬迪俊提議請一名女警裝扮成阻街女郎當做誘餌，他果然上鉤。女警官雷娜．來諾（Renne C. Lano）在公路旁走動有兩個月之久，總是尋找一名駕著廂型車、符合剖繪描述的男子停下車來。警方尤其對行李車的地毯感興趣，因為某一位受害者身上發現與汽車地毯吻合的藍色纖維。如果一輛廂型車真的停下來，來諾被嚴格要求不可以上車──即使她身上裝了竊聽器，因為那可能意味著會遭兇手殺害──但是要盡她之力發現越多線索越好。當一位符合特徵的傢伙終於在她面前停下來時，她引他談話，在敞開的後座車門不斷為她的服務收費討價還價。當她注意到車內的藍地毯，她開始稱讚這部廂型車，然後在談話時假裝漫不經心地用指甲摳起地毯的纖維。聯邦調查局的實驗室可以證實它們是否吻合先前的採樣。

　　在潘諾的審判上，我應訊對案情的簽名部分作證。被告試圖顯示這些罪行不可能是由同一個人幹的，因為其中的手法有諸多不同。我則明白表示，不管犯罪手法如何不同，這其中每一件謀殺同樣都是肉體上、性慾上及情緒上的折磨。在某些案件中，兇手用鉗子擠壓受害者的胸部並切掉她們的乳頭。他把其他一些人的手腕和腳踝綁住，切割她們的雙腳，鞭打她們的臀部，或是以鐵鎚敲打她們。因此，雖然折磨的方式不一──如果你喜歡，就說是犯罪手法好了──但是其簽名都是凌虐受害者，然後從她們痛苦的尖叫當中獲得快感。這並不會幫助謀殺的完成，但是他卻需要從犯罪中得到他要的東西。

　　即使史蒂芬．潘諾還活著，而且讀到這篇文章，他在未來的犯罪還是無法改變其行為。他也許能夠發明更多更聰明的方式來折磨女人，但卻無法避開折磨本身不做。

　　如我先前所述，我們很幸運德拉瓦州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四日判處潘諾接受致死的注射。

　　我們運用簽名分析的一個里程碑是一九九一年對喬治．盧梭（George Russell Jr.）的審判。他被起訴的罪名是在前一年棒打及勒斃西雅圖的三名白人女子：瑪麗．安．波雷克（Mary Anne Pohlreich）、安卓雅．李梵（Andrea Levine）及凱羅．瑪麗．貝斯（Carol Marie Beethe）。我小組的史蒂夫．伊特（Steve Etter）作了剖繪分析，然後我前往作證。在這些案例中，檢察單位知道它無法只以單一謀殺案定罪。警方在波雷克被殺案中掌握非常驚人的證據，認為它可以支撐另外兩件謀殺案。所以關鍵就是要發現這三件案子的共同之處。

盧梭不是那種你認為會犯下這些令人髮指罪行的人。雖然他有慣竊的歷史，但是他看來是個彬彬有禮、三十多歲的黑人男子，談吐不俗又迷人，交際圈非常廣闊。甚至在梅瑟島當地曾多次和他打交道的警察都不能相信他竟然會殺人。

　　在一九九○年時，種族間基於性的謀殺還不多見，但是當社會越來越開放、越寬容，我們也開始不把種族因素太當一回事看。這對於如盧梭那種較冷靜、較複雜的類型尤其正確。他經常與黑白兩種女人約會，也有黑白兩種朋友。

　　當公設辯護律師瑪麗安．史懷哲（Miriam Schwartz）在國王郡（King County）的最高法官派翠西亞．艾肯（Patricia Aitken）面前提出審判前提議，基於三件案子不是由同一人所幹的前提使這三件案子分別審判，這時事件走向策略的焦點。檢察官芮貝卡．盧（Rebecca Roe）及傑夫．貝爾德（Jeff Baird）要求我解釋這三件案子有什麼關連。

　　我描述每一件案子中那種閃電式攻擊手法。因為這三件殺人案是在七周的時間內發生，我不認為兇手會改變他的犯罪手法，除非某一個案子出了差錯，使他覺得必須要有所改進。但是更撼人的是簽名部分。

　　這三名女人都是裸牌橫陳，而且被擺出淫蕩挑逗的姿態，而且性的成分一個比一個高。第一個是雙手緊握，雙腳在腳踝處交叉，陳屍在下水道柵欄及垃圾堆附近。第二個則躺在床上，頭後有一個枕頭。她的雙腿往外分開，一支來福槍插進她的陰道，腳上穿著紅色高跟鞋。最後一個四肢大開躺在床上，嘴裡有一個人工陰莖，而《性的愉悅》一書夾在她的左臂。

　　閃電式的攻擊足以殺害這些女人，但是墮落的姿態則否。

　　我解釋擺姿勢與佈局的不同。我說佈局是犯罪者試圖使警察以為發生的是另外一些事，從而混淆調查的方向。例如強暴犯會試圖使他的闖入看起來像一樁尋常的竊盜案，那會是犯罪手法的一環。但是擺姿勢卻是屬於簽名的。

　　「我們沒有看過那麼多擺姿勢的案例，」我在聽證會上作證時說，「把受害者當成道具擺弄以留下特定的訊息，這是憤怒的罪行、權力的罪行。它是打獵的刺激、殺戮的刺激，也是兇手在事後如何擺弄受害人，以及他如何打擊體制的刺激。」

　　我信心滿滿地說，「這些案子出於同一個嫌疑犯的比例非常高。」首席刑事檢察官鮑伯．凱波（Bob Keppel），他也是此州的首席檢察官，曾參與「綠河小組」，他跟我一起作證，說在他檢查過的上千謀殺案中，只有十件有擺姿勢，而且沒有一件具有這三起案件的全部因素。

　　在這個關頭，我們不是說盧梭就是兇手，而是說不論是誰幹的，這三起案子都是同一人幹的。

　　被告準備請出一位專家來駁斥我的說法，來作證我對於簽名的看法有誤，這三件案子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幹的。諷刺的是，那位專家竟然是我在聯邦調查局的老同事以及研究連續殺人犯的搭檔鮑伯．芮斯勒，他已經從局裡退休，但仍擔任諮詢工作。

　　我認為這整件事情對於任何熟知人格剖繪及犯罪場景分析如鮑伯和我者，是如此緊密而有說服力，因此我非常驚訝他竟然願意站在反方，為案件之間的不相干作證。坦白地說，我覺得他是大錯特錯。但就如我們多次承認過的，我們所做的遠非一般精確的科學，所以他當然有權持有不同的看法。鮑伯和我自此以後在多起事件中都站在相反立場，最明顯的一次可能是關於傑弗瑞．達摩（Jeffrey Dahmer）是否精神失常。鮑伯站在被告那邊認為他有失常，我則同意為檢方作證的帕克．狄亞茲（Park Dietz），認為他沒有精神失常。

　　其後更令我驚訝地是，鮑伯說他另有要事在身，而從未出席盧梭的預審聽證會，他請來另一位退休的幹員羅斯．佛佩克（Russ Vorpagel）代打。羅斯是個絕頂聰明的傢伙，他是西洋棋冠軍，可以同時和十名對手下棋，但是人格剖繪並非他的專長，我認為事實對他不利。當他駁斥我的看法而遭芮貝卡．盧詰問時，他覺得非常難耐。在聽證會結束前，法官艾肯基於凱波及我對簽名提出證據，證明三起案件可能是由同一人所犯，裁決它們可以一起審判。

　　我在審判時再度為簽名作證，駁斥被告所提出的多位兇手之說。在凱羅．貝斯謀殺案中，被告辯護律師史懷哲提示說她的男友也有殺她的機會及動機。我們在因性而起的殺人案中總會研究其配偶或情人，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表示這是一件因性而起的殺人案，但卻是由陌生人所幹的。

　　最後，六名男士及六名女士組成的陪審團經過四天的深思熟慮，認為喬治．盧梭犯了一起一級謀殺及兩起更嚴重的一級謀殺。他被判終身監禁，被送到瓦拉瓦拉（Walla Walla）門禁最森嚴的感化院，沒有假釋的可能。

　　這是我自從大病昏迷後第一次回到西雅圖。在綠河極度的挫折後還能回來，並協助解決案件的感覺真好。我回到瑞典醫院，很高興看到他們仍然保存我送給他們的感謝匾額。我回到希爾頓飯店，想看看自己是否記得任何事，但是什麼也記不起來。我想大概是當時的驚嚇超過我的心智所能承擔。而且無論如何，這麼多年來我時常在外奔波，每個旅館的房間印象早就混在一起了。

　　我們對簽名分析的發展已經可以例行在連續犯案的審判上作證。不只是我，還包括其他對此有興趣的剖繪員，其中又以勞瑞．安克隆（Larry Ankrom）以及葛雷格．庫波（Greg Cooper）最為著名。

　　一九九三年葛雷格雷．摩斯利（Gregory Mosely）以兩項一級謀殺罪被定罪，葛雷格．庫波正是關鍵人物。摩斯利在北卡羅來納州兩個管轄區域強暴、毒打並刺死兩名女人。就像在盧梭審判中相關的罪行一樣，兩個管轄區很難各自成功地定罪。兩者都需要作證把案件關連起來，葛雷格在研究過犯罪現場的照片及檔案後，認為他可以辦得到。

　　葛雷格認為，在摩斯利案中對簽名分析的關鍵在於過度殺害。兩位受害者都是孤單、單身，有輕微殘障的女子，年約二十出頭，曾參加過同一個鄉村／西部夜總會，在相隔數個月的時間內她們先後在那裡被綁架。兩人都曾遭嚴重毒打，你可以說她們幾乎是被打死的，只是她們也被用手及繩索勒斃。其中一人被刺十二次，而且陰道及肛門都有被姦痕跡。其中一起謀殺案法醫驗屍發現精液中的DNA指向摩斯利。兩起殺人凌遲案都是在隱密的地方進行，屍禮都被丟棄在偏遠隔絕的地方。

　　葛雷格在第一審作證時指出，簽名行為的證據顯示兇手的個性低人一等，是個性虐待狂。他的低人一等可以從他選擇的受害者看出來，他的虐待狂則更可以從他對她們的施暴看出來。不像許多低人一等、沒有組織力的兇手類型，此人不是在殺她們之後才凌虐其身體。他想要得到身體上及情感上全然的控制。他希望成為她們痛苦的創作者，並享受由他的殘酷所激起的反應。

　　透過他對第一個案件的作證，葛雷格使檢方能提出第二件謀殺案。摩斯利被定罪，並判處死刑。在九個月後的第二審，葛雷格再度使摩斯利被定罪，並被判處死刑。

　　葛雷格第一次作證時，在爆滿的法庭描述摩斯利的個性，他們兩人大眼瞪小眼。葛雷格可以從摩斯利冷笑的表情讀出他正在想，「見鬼的，你怎麼會知道？」當時壓力非常之大。如果葛雷格不成功，這案子就會被封殺，第二件案子就可能大打折扣了。

　　當摩斯利在第二審看到葛雷格時，他對隨身押解的警察咕噥說，「那個狗娘養的傢伙又想再找我麻煩！」

　　傳統上，要將謀殺案成功起訴及定罪，必須要有決定性的法醫證據、目擊證人的供詞或認罪，或是良好有力的情況證據。現在，透過我們從犯罪場景及簽名分析得到的行為剖繪，警方及檢方又多了一項致勝武器。就它本身而言還並不足以定罪，但是把一個或多個其他因素都收集起來，常能將許多看似不同的罪行關連起來，恰是使一個案件翻案之所需。

　　連續殺人犯玩的是異常危險的遊戲。我們越瞭解他們的玩法，就越能破解他們的罪行。

第十四章　誰殺了美國甜姐兒？

　　誰殺了美國甜姐兒？

　　這是伊利諾州木河鎮的居民四年來揮之不去的一大疑問。這問題盤旋在州警官艾華．布許（Alva Busch）的心頭，也盤旋在麥迪遜郡檢察官唐．威伯（Don Weber）的心頭。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二晚上，卡拉．布朗（Karla Brown）和未婚夫馬克．費爾（Mark Fair），開了一個派對來宴請幫他們搬進新家的朋友，大家暢飲啤酒、樂聲悠揚。新家地址是木河鎮林蔭蓊鬱的艾克登大道九七九號，這是幢白色的木頭鑲板平房，前門兩側有細長圓柱圍繞，是典型的適合首次購屋者的窩。小倆口花了兩個星期時間來整理新居，這對二十三歲的卡拉及二十七歲的馬克來說，是個美好生活的開始。他們已經交往了五年，最後馬克終於克服了男性對婚姻的遲疑，準備要締結終身大事。卡拉已經快要從當地一所學院畢業。馬克則是電工學徒，兩人的前途甚為光明。

　　馬克．費爾雖然拖了好些年才去面對這個嚴肅的人生課題，但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個幸運兒，能有卡拉這樣女孩為伴。卡拉．布朗是個活脫脫的美國甜姐兒，身高約一百五十公分，一頭金髮奔瀉如浪，身材嬌小，有著選美皇后般的燦爛微笑。她就讀羅沙納高中時，一直是男孩子夢寐以求的理想、女孩子又羨又妒的對象，大家都記得她是個活蹦亂跳、熱力十足的啦啦隊長。她的幾個密友知道在她甜蜜可人、賣弄風情的形象背後，有著纖細而內省的一面，她們還知道她對馬克相當鍾情，他體格健壯有如運動員，比她足足高出三十公分有餘。卡拉和馬克可謂人人稱羨的一對。

　　在星期二晚的派對後，他們回到位於東艾頓的寓所，打包剩下的幾箱東西，希望第二天晚上就能真正搬進新居，在那裡過夜。

　　星期三早上，馬克去坎普電力及暖氣公司上班，卡拉則回到艾克登大道，準備在那裡繼續整理新居，直到馬克四點半下班過去。他們都很期待要在新居過夜。

　　馬克下班後，先到朋友湯姆．費根包姆（Tom Fiegenbaum）家去，湯姆和馬克的父母親是同一條街的鄰居，他答應要幫馬克把一座相當大的狗屋，從馬克父母家後院搬到他新家去。

　　他們約在五點半抵達艾克登大道，湯姆把他的卡車倒車進門前車道，馬克則去叫卡拉。他找不到她，以為她有可能是出去買什麼需要的東西，但他注意到後門沒有上鎖。這讓他覺得不應該，她以後得要小心門戶才是。

　　馬克帶湯姆參觀房子，先是主要房間，再來廚房，接著走下樓梯到地下室。他到地下室時，覺得不太對勁。幾個小桌子被打翻，到處似乎亂糟糟的，而他和卡拉前一晚才把一切整理過。沙發上和地上都濕漉漉的。

　　馬克衝口而出：「這是怎麼回事？」當他轉過身想上樓去找卡拉，隔著開啟的門看到了洗衣間裡的景象。

　　卡拉人在裡面，跪著彎腰向前，穿著一件毛衣，但腰部以下赤裸，雙手被用電線反綁，頭部浸在一個裝滿水的十加侖容量鼓狀桶子中。這是他和卡拉搬家時拿來裝衣物用的幾個桶子之一，而她身上的毛衣，本來是收好放在其中一個桶子裡，她只有在冬天才穿這件毛衣。

　　馬克驚叫出聲：「天哪！卡拉！」和湯姆兩人跑了過去。馬克把她的頭從桶裡拉出，讓她躺在地板上。她的臉腫脹發藍，前額有一道深長的傷口，下額也有一道傷口。她的雙眼圓睜，但人顯然已經斷氣。

　　馬克頹然坐倒在地。他要求湯姆拿件東西來蓋住她，湯姆找了條紅色毯子回來，接著他們報了警。

　　木河警察局的警官大衛．喬治（David George）趕到時，馬克和湯姆在前門外等著。他們帶領警官到地下室，給他看兇案現場。這整個過程中，馬克悲不可抑，一直喃喃唸著：「噢上帝，卡拉。」

　　木河鎮是聖路易外約十五分鐘車程的寧靜社區，沒有人想到會發生這樣聳人聽聞的兇案。沒多久地方上的所有高階警官都到現場來察看案情，其中包括三十九歲的警察局長拉夫．史金納（Ralph Skinner）在內。

　　卡拉的頭部受到重創，兇器可能是房間裡的電視架。她脖子上綁著兩隻襪子，後來驗屍報告說，她的死因是遭到勒斃，而且在她的頭被按到水裡前就已斷氣。

　　兇案現場是辦案重點，但警方從一開始就諸事不順。伊利諾州州警督察艾華．布許是經驗老到的兇案現場搜證員，但他照相機的閃光燈臨時故障。接獲湯姆．費根包姆報案電話的警察比爾．雷德凡（Bill Redfern），剛好帶來一部相機，因此就用這拍下兇案現場照片，但他的相機不巧只裝有黑白底片。另一個辦案問題是，一大堆人都才到過這房子，幫助他們搬家，因此他們都可能會留下指紋，要從這許多指紋篩選出別人留下的指紋，簡直難如登天。

　　有些東西似乎是可能的線索，但卻令人摸不著頭緒。這其中最顯眼的，是一個放在地下室斜樑上的玻璃咖啡壺。警方先是注意到廚房裡的咖啡爐上少了咖啡壺，然後才找到它。包括馬克在內的人，都無法合理解釋咖啡壺怎麼會跑到那裡去，它和兇案是否有所關連，也無法判知。艾華．布許從玻璃壺上採到些許指紋，但不夠完整而無法作為證物。

　　兇案後幾天，警察在附近查訪民宅，盤問所有可能見到可疑人物的人。隔壁鄰居是保羅．緬恩（Paul Main），他說在兇案當天，他大半個下午都在前門走廊上，和友人約翰．普朗特（John Prante）消磨時間。普朗特說他當天上午去當地一家煉油公司求職，之後到過緬恩家一下，但沒多久就離開，去應徵別的工作。兇案前一天晚上，緬恩、普朗特及另一名友人，看著卡拉和馬克在一群朋友幫助下忙著搬家。三人都說他們本來希望能受邀加入這場遷居派對，因為緬恩是他們的鄰居，而另一名友人在高中和卡拉是點頭之交，但他們並沒有受到邀請。緬恩這名友人隔著前門車道和卡拉打招呼，但也就僅此而已。

　　對街鄰居是一名叫作艾德娜．范西爾（Edna Vancil）的老婦人，她想起在兇案當天，看到有一輛白色車頂的紅色車輛，停在九七九號門前。鮑伯．路易斯（Bob Lewis）是參加派對的人之一，他說他看到卡拉在門前車道，和一個「相貌粗野」的留長髮男子交談，這名男子從隔壁房子用手指著卡拉，叫她的名字。那應該就是保羅．緬恩的友人。

　　路易斯聽到卡拉回話說：「你的記性不錯，都已經這麼久了。」他說他向馬克．費爾轉述了這件事，還說他們隔壁若住的是這樣的鄰居，他最好是小心一點，先打聽清楚他們是怎樣的人。馬克似乎並不怎麼在意，說卡拉是在高中時認識這長髮的男子，還說他只是來找保羅．緬恩而已。

　　另一名婦人開車經過這條路，帶她孫子去看牙醫。她和孫兒都看到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前門車道上交談，但她的描述很浮泛，就連經過催眠後也是一樣。

　　警方和卡拉的許多女性朋友談過，想知道是否有任何人對她心懷不滿，像是被拋棄的男友之類。但她們都說卡拉人緣很好，沒有什麼對頭仇人。

　　不過卡拉過去的一名室友，倒是有個想法。卡拉小時候父親就過世，她母親嬌．艾倫（Jo Ellen）改嫁了喬．謝帕（Joe Sheppard），但兩人後來離了婚。這名室友說，卡拉和謝帕處不來，他曾經打過她，而且總是對她朋友態度惡劣。他相當有嫌疑。他在兇案當天晚上前來，向警方問了一堆問題。我已經說過，兇手去和警方接近，或是想辦法自己涉入調查工作中，並不是少見的事。只是並沒有證據可以將謝帕和兇案連在一起。

　　另一個得要仔細調查的人是馬克．費爾。他和湯姆．費根包姆一起發現屍體，他可以自由進出房子，也是和死者最親近的一個人。如同我在喬治．羅素案中指出的，配偶或情人總是必須列入考盧。不過馬克在兇案發生當時，是在電力包商公司上班，不少人都看到他，和他講過話。而且包括警方、卡拉的朋友、她的家人在內的所有人，都看得出來他的深切悲痛之情是由衷而發。

　　調查工作展開後，警方對許多對象作了測謊，這些人在卡拉遇害前不久和她有過接觸。馬克、湯姆及喬．謝帕都順利過關，其他人也都還可以。差點沒過關的是保羅．緬恩，這個人沒有多少大腦，兇案當天下午他在隔壁家中。雖然他聲稱約翰．普朗特和他一起在前門走廊上，可以證明他一直沒離開家，但普朗特本人（他通過了測謊）承認，他當天上午離開去找工作，因此不知道緬恩這段時間的行蹤。緬恩的測謊結果雖然可疑，他也一直被列為嫌犯，但和其他人一樣，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可證明他涉案。

　　卡拉．布朗遭到謀殺，讓木河鎮民久久無法釋懷，成了一道難以癒合的傷口。地方警局及州警訪查了所有的可能涉案人，追查了每一條可能的線索，但令人沮喪的是，他們似乎離破案遙遙無期。幾個月過去了，然後是一年，然後是兩年。這對卡拉的姊姊唐娜．佳得森（Donna Judson）來說尤其是煎熬，她和丈夫泰瑞幾乎每天關心案情。卡拉的媽媽及卡拉另一個姊姊康妮．戴克斯卓（Connie Dykstra），無法面對這樣的壓力，因此和調查單位沒有這麼常接觸。

　　這對唐．威伯來說也是個煎熬，他是木河鎮所在的麥迪遜郡的州檢察官。案發之時他擔任助理檢察官，辦起案來鐵面無私，但又有著一顆細膩敏感的心。他一心一意想要向民眾證明，對卡拉犯下這種滔天罪行的兇徒，不容在他轄區內逍遙法外。他幾乎可說想盡辦法要將這名兇手逮捕歸案。威伯一九八○年十一月獲選為伊利諾州檢察長後，馬上就下令重新調查此案。

　　不論這個案子拖得多久，另一個不能坐視兇手逍遙法外的人，是伊利諾州犯罪現場調查員艾華．布許。一個警察的辦案生涯中，總有幾個案子是他所耿耿於心、不能釋懷的。最後也是經由布許，才讓案情出現突破性發展。

　　一九八○年六月，也就是卡拉遇害後整整兩年，布許來到新墨西哥州的艾布奎克，在一樁謀殺案審判中作證，提出他在伊利諾州一輛贓車上的蒐證結果。在等待開庭期間，他參加了在警長辦公室舉行的一場研討說明會，會議主講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霍瑪．坎貝爾博士（Dr. Homer Campbell），講題為照片的電腦強化影像。

　　布許在會後上前和他打招呼，說：「博士，我有件案子要給你」。坎貝爾博士同意檢視這些兇案現場及驗屍的照片，看能不能幫上忙，查出卡拉身上的傷痕到底是什麼兇器所造成。布許把所有的相關照片拷貝一份，寄給坎貝爾。

　　這些照片只是黑白的，讓事情更不好辦，不過坎貝爾還是以他的精密器材，作了一番仔細的檢視。他透過電腦強化，可以說把這些照片檢視得明察秋毫，結果有了若干發現。她的幾道深長傷口，是由一把拔釘鎚造成，而下額及前額的傷口，則是翻倒的電視架輪子所造成。他接下來對布許所說的話，讓案情急轉直下，出現突破性的發展。

　　「齒痕如何呢？你們比對她脖子上的齒痕，有什麼嫌犯嗎？」

　　「什麼齒痕？」布許對著電話只能講出這句話。

　　坎貝爾告訴他說，他所強化後的影像雖然有點模糊，但無疑顯示出在卡拉脖子上有相當清楚的齒痕，可以和嫌犯的齒模作出比對。其中特別有一個齒痕，沒有和皮膚上的其它傷口或痕印重疊。

　　齒痕和警方迄今所掌握的其它證據不同，是極其有力的良好證據，其效力幾乎就和指紋一樣。惡名昭彰的泰德．邦帝連續謀殺案中，他的齒模和一名被害人臀部的齒痕相吻合，此一證據令他無可狡賴。坎貝爾在邦帝案審判中，是一名檢方傳訊的證人。（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邦帝在佛羅里達州坐電椅伏法，之前他和我們單位的比爾．哈格瑪伊爾作了許多次訪談。他到底奪走多少年輕人的性命，這一點恐怕永遠難以知曉。）

　　伊利諾州警方拿到坎貝爾博士的齒痕影像後，開始重新集中調查原來的幾名嫌犯，其中主要是卡拉的鄰居保羅．緬恩。但當警方取得緬恩的齒模，坎貝爾發現這無法和兇案現場及驗屍照片所顯示的相吻合。他們想要找到緬恩的朋友約翰．普朗特，看他在這項新證據下是否會指認緬恩，但警方找不到他的人。

　　警方為了破案還試了其它方法，像是找來伊利諾州一個有名的靈媒，他在對案情細節一無所悉的情況下，說出了：「我聽到水滴聲。」對警方來說，這顯然是指卡拉屍體被發現時的情況，但靈媒另外只說兇手是住得靠近鐵路（麥迪遜縣的居民大多如此），其餘則無能為力。

　　雖然有了這些齒痕，但案情還是沒有太大進展。一九八一年七月，唐．威伯及四名下屬參加了紐約一場刑事案件法醫學證據研討會，因為他才升任為伊利諾州檢察長，想要有些作為。坎貝爾博士知道威伯也會到場，因此建議他把布朗案的照片帶來給洛爾．列汶博士（Dr. Lowell Levine）看，他是紐約大學的齒科法醫學家，應邀在研討會發表演說。列汶研究了這些照片，他雖同意坎貝爾所說的若干傷痕確為齒痕無疑，但說他無法作出十拿九穩的比對。他建議要開棺驗屍，因為「棺木是證據的蔭涼儲存所。」我本人並不認識列汶，但久仰其大名。他為紐約的法蘭辛．艾弗森案作了比對化驗。（他的比對定是無話可說，因為當比爾．哈格瑪伊爾及蘿桑．魯梭去柯林頓感化院和卡敏．卡拉勃訪談，他已經把牙齒整個換過，以免在上訴案中被定罪。列汶博士後來成為紐約州法醫部門的主管。）

　　一九八二年三月，威伯和兩名州警調查員，參加了聖路易都會重案組的年度訓練課程。我出席這次課程，向所有學員大致講解人格剖繪及犯罪現場分析。我自己並不記得和威伯的談話，但威伯在他《沉默的證據》（和查爾斯．包斯沃斯合著）一書中，對這樁案件作了生動的描述，他說他和同僚在我講解完上前找我，問說我剛在課堂上講的，能否應用在他們的案件中。我顯然告訴他們說，我回到匡提科後他們可以打電話到我辦公室，我樂意儘可能提供協助。

　　威伯回去以後，得知木河鎮警局的瑞克．懷特（Rick White）也參加了課程，他也想到說這會是布朗案調查的一條可行之路．懷特和我取得聯絡，我們安排他帶著兇案現場照片前來匡提科，讓我當場分析一下。威伯當時手上有案子開庭在忙，因此改派伊利諾州助理檢察官凱斯．簡森前來，同行的還有懷特、艾華．布許及蘭迪．拉辛（Randy Rushing），後者和威伯一起參加過聖路易的課程。這四人駕駛一輛沒有標示的巡邏車，開了八百哩的路來到匡提科。當時的木河鎮警長唐．葛利爾（Don Greer）正在佛羅里達州度假，但也特地飛來華府和我們碰頭。

　　我們在會議室見面。四位警探開車來的一路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整理思緒，準備把他們的一些理論告訴我：他們並不曉得，我喜歡在被別人的想法影響前，先作出自己的論斷。不過我們還是進行得很順利。這幾個人來到這裡，只是因為他們不肯認輸，這和我們以前許多案子不一樣，不是為了政治理由，或是替別人收爛攤子。他們是真的想來這裡，真的希望我能帶領他們走上正確的辦案方向。

　　我和艾華．布許最是相處愉快，他和我一樣都有著反骨，常常因為直言無諱而開罪不少人。事實上呢，要不是唐．威伯放話要動用其政治人脈，布許可能來不了匡提科。

　　我跟他們要了兇案現場照片，花了幾分鐘來檢視。我問了幾個釐清情況的問題，然後說：「你們準備好沒？你們可能需要錄音。」

　　我跟他們說的第一件事是經驗告訴我，如果屍體是在屋裡有水的地方（浴缸、浴室或水槽）發現，目的並不是要用水沖走線索或證據（如我們在亞特蘭大案所見），而是要故佈疑陣，掩飾事情的真正經過。然後我說，兇手無疑是在他們問過話的嫌犯之中。他人就在兇案現場附近，像這樣的罪案，幾乎都是鄰居或家裡認識的人所犯下的。人們不會大老遠跑去犯下這種案子。如果他身上染了血──兇手身上總是會有血跡──那麼他就得到近旁可以清洗的地方，並處理掉他的血衣。我們這名兇手當時很從容，知道不會有人來打擾他，這或許是因為他和卡拉認識，或者是他觀察過她一段時間，知道她和馬克的習慣。由於你們向他問過話，他會順著你們的調查在走，這樣他會覺得情況在他掌握之中。

　　他當天下午到卡拉家去，並不是預謀要殺她，而是臨時起意。他若是預謀，就會帶他的兇器及工具（他的「強姦裝備」），但本案中被害人是遭到勒頸及重擊，這顯示他是遭到拒絕後，惱羞成怒才起意殺人。強姦犯的特點是操縱、支配及控制。他可能是去說要幫忙她搬家，卡拉一向都對人和善，而由於她認識這人，因此大概就讓他進屋子裡。他想要和她上床，發展什麼關係，而當她抗拒，或者是他發現自己做過了頭，他就和南卡羅萊納州殺瑪莉．法蘭西絲．史多納的人一樣，起了殺念來保護自己。而即使到了這步田地，他很可能還是驚惶失措、一時下不了毒手。地板上和沙發上都有水，這很可能是在他勒死她後，潑水在她臉上，想要弄醒她。當她沒能醒來，他就得想辦法處理她臉上的水，因此他把她拖過地板，把她的頭浸在水桶裡，讓這看起來像是什麼怪異詭誕的儀式；換句話說，想要轉移人家的注意力，讓人看不到事情的真正經過。她的頭被浸在水中，還有一個次要的意義，也就是她拒絕了他，現在他可以羞辱她。和其它許多案例中一樣，兇手在現場做的事愈多，即使其目的在誤導警方的調查方向，但仍可以從這些看出越多的線索及行為證據。

　　我又說，這傢伙約莫二十五到三十歲，而這並不是一個殺過人的人所犯的案。他的作案手法拙劣，顯示他並沒有經驗。不過他的個性兇悍而一觸即發，因此他可能犯過一些較輕的罪。他要是結過婚的話，可能最近才分居或離婚，或是婚姻不和諧。這類人通常都一樣，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類型，心裡沒有安全感，雖然表面上看來也許自信自恃，但骨子裡完全不是那回事。

　　他的聰明才智只是平平，學歷只有中學程度，而他用電線來綁她，顯示他可能是學徒或做過水電。警方開始查案時，他會換居所或是換工作，等到風頭過去，他不再落人嫌疑了，可能會離城他往。他也可能開始嗑藥、酗酒或猛抽煙，用以抒解心理壓力。事實上，酒精可能是罪案的一個因素，因為這人是鼓起勇氣才去做這件事，因此事前他可能喝過酒，這讓他壯了膽，不過他並沒有喝醉。否則不會在犯案後還在現場弄出一堆名堂。

　　他可能會難以入眠，可能性生活出現問題，而且變得愈來愈常在晚上活動。如果他有固定工作，在調查期間可能蹺了不少班，他也可能會改變相貌。如果他在兇案當時留鬍子及長髮，他會將之剃掉。如果他本是不蓄鬍，會開始留鬍子。不過這人並不注重自己的儀表，他生性邋遢而不修邊幅，因此要讓自己保持整潔，都會顯得有點突兀，因為他會覺得這在身心上都很累人。

　　至於車輛，在這案子我沿用我的「兇手座車推測」──一輛福斯金龜車，老舊而沒怎麼保養，車身是紅或橘色。

　　這人會從媒體上密切注意警方的調查行動，而且據之來因應。如果警方公開表示，案情沒有新的線索，那麼他會放下心來而應對自如。他可以輕易通過測謊，許多兇手都可以。因此新一波調查的重點，就是要開始動搖他的心防。

　　要做到這點有許多方式。每年六月他可能會變得焦躁，卡拉生日前後也是一樣。他頗有可能去過卡拉位在卡瓦瑞山丘墓園的墳墓，在墓上獻花，或者請求她原諒。

　　因此我說，接下來你們要做的，是宣布找到一條新的重要線索，讓案件顯得重獲重視，並持續將新聞炒熱。要讓兇手儘可能坐立難安。可以提到說你們請來了一名聯邦調查局的人格剖繪員，而他所說的東西，和你們追查中的新證據方向不謀而合。

　　這時候他們跟我提到列汶博士所建議的開棺驗屍，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這是個絕佳點子，而且過程炒得越喧騰一時越好。威伯應該在事前上電視，宣布說如果屍體情況不錯，驗屍結果找到他們所要的證據，那麼案子就到了破案邊緣。換句話說，他們要讓兇手知道他們要讓卡拉「重回人世」，讓她從墓中起來，為自己的遇害提供證據。

　　開棺驗屍對他會是一大心理壓力。我要威伯公開表示，即使再拖上二十年，他也非得破這個案子不可。兇手會開始緊張而好奇，到處問東問西的。他甚至可能直接打電話給警方！記得要錄下或拍下前來墓園的每一個人，兇手可能就在其中。他會十分想知道屍體的腐爛情況如何。而當你們宣布說，你們對驗屍的結果感到滿意，這會使他更是如坐針氈。在此同時，他會變得更加獨來獨往，和他本來的朋友減少往來。這時候就可以開始到酒館等地方去，聽聽市井消息，看是不是有什麼常客的舉止行為變了一個樣。他可能這一陣子以來會上教堂，或是開始信教來紓解。你們在對他施加這些壓力之際，應該由一名警官（由我來也可以）在報紙上說些話，對兇手說些幾近同情之類的話。我們應該說我們知道他並不好受，說他並不是故意殺她，而這些年來他一直背負著這個心理重擔。

　　我接著說明偵訊的策略，這和史多納案中所用的類似。很重要的是一旦鎖定一名嫌犯，不要馬上將之逮捕，而應小火慢燉大約一個星期，讓他在被捕後有招供的機會。你們手上握有愈多事實，越能說出像是「我們知道你把她從這裡拖到那裡」，或是「我們知道水是作什麼的」的話來，就越能套出話來。兇案中有重要地位的物品（像是史多納案中的石頭，參見第十章），可以擺在偵訊室中，會有用處。

　　在聽完我的陳述後，我的五位訪客似乎對我心服口服。他們問，我只是聽聽案件的一些經過及看看照片，怎麼就能說出這麼多東西來。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不過安．伯吉斯曾注意到，我是個圖像能力強的人，喜歡先從我看得到的東西著手去做。她說得對，我傾向以眼見為憑的東西來下論斷。部分原因可能是我很多時候無法親臨現場，因此我必須在腦子裡摹想其情境。好幾次我分析過案件後，警方幾年後又打電話來找我，他們只要再把犯罪現場描述一遍，我都能回想起我對案件及不明行兇者所做過的描繪。

　　伊利諾州的這幾位警探說，以我所描述的來看，他們問過話的人中有兩個仍然嫌疑重大，也就是保羅．緬恩及他的朋友約翰．普朗特。這兩人兇案當天都在隔鄰，其中至少一人（普朗特）喝了啤酒。兩人的供詞一直有所出入，這可能是他們智力不高及喝了酒的關係，但也可能是其中之一或兩人在說謊。普朗特的測謊結果比緬恩好，但兩人都符合人格剖繪的類型。事實上，在某些方面普朗特更加符合，他和警方比較合作，而在風頭過去後，他如我說的一樣離開木河鎮，後來才回來。

　　我說，我擬出的辦案策略可以用在他們兩人身上。事實上，由於我認為兇手會不時感到罪惡及內疚，可以來個特別花招，找個女人裝成是卡拉，半夜打電話給這兩人，哭哭啼啼的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同時報紙上再刊出報導，說卡拉是怎樣的一個美國甜姐兒，卻在花樣年華被人奪走性命，多麼令人扼腕。我一向喜歡戲劇性的手法。

　　在行動展開大約七到十天後，警方可以觀察緬恩或普朗特，看他們是否作出我預測的兇手會有的反應。如果其中之一如此，那麼下一步就是找人通風報信，像是朋友、熟人、同事，用他們去探口風或誘其吐實。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的開棺驗屍，如我所希望的順利進行。洛爾．列汶親來驗屍，電視報紙爭相報導，威伯則作了恰到好處的莊重而樂觀的聲明。我發現在小城鎮中比在大城市中更容易從記者處獲得你所需要的合作，因為大城市的記者很敏感，會覺得你是在利用他們，要他們刊出你想要的東西。我認為這是媒體和執法單位之間的一種合作，應不致破壞到兩者的公正無私立場。我從未要求一家報紙或電視台的記者，作出不實或有所隱瞞的報導，但在許多時候，我會透露一些訊息，讓不明行兇者可以讀到並有所反應。當記者和我合作，我也跟他們合作。在一些案件中，如果他們相當合作，我在案情終於可以對外透露的時候，也會給他們一些獨家消息。

　　幸運的是，卡拉的屍體留存完好得讓人驚訝。新的驗屍是由瑪麗．凱斯博士來做，她是聖路易市的助理法醫。和第一次解剖不同的是，凱斯博士認定死因是溺斃，她也發現顱骨有一處裂痕。最重要的是，他們取得了所需的齒痕證據。

　　計畫中的新聞攻勢如火如荼進行。州警湯姆．奧康納（Tom O'Connor），以及金融弊案及偽鈔組的韋恩．華生（Wayne Watson），到緬恩家去問話，表面上的理由是他有可能不符合所領的公共救助津貼發放資格。他們把話題帶到卡拉．布朗謀殺案上。他雖然口風很緊，否認和案件有任何牽連，但他果不其然對新聞的任何發展極其注意，而且知道一些內幕消息。譬如說，華生提到說緬恩在他列出的幾個舊住址中，漏列了艾克登大道。他回答說，他是試圖要將之淡忘，因為鄰家女孩被殺而警察前來盤查的事，留下了不好的記憶。

　　華生說：「她就是被人槍傷、勒頸，然後被溺死在五十加侖桶中的那個女孩。」

　　「不對，不對！沒有槍傷，沒有槍傷！」緬恩加重語氣回答。

　　在開棺驗屍前後，一個名叫馬丁．希格登的男子，向木河鎮警方報信說，他和卡拉．布朗是中學同學，而最近的媒體熱炒，在他上班的地方引起討論。他覺得警方有必要知道，他一名女同事宣稱，在兇案發生後不久的一場派對中，有名男子說自己在兇案當天到過卡拉家。

　　奧康納和瑞克．懷特查訪了這名女子，她名叫維琪．懷特（兩人並無親屬關係）。她證實了這個說法，說她和夫婿馬克參加了史賓塞和羅珊．龐德家的派對，派對上她和一名在路易斯克拉克社區學院認識的男子交談。這名男子說，他在兇案當天到過卡拉家，他提到她的屍體在什麼地方被發現，還說她肩膀上有被咬的傷痕。他說他大概得離開這裡，因為他覺得自己會被認為是主要嫌犯。當時她以為這是瞎掰，沒怎麼放在心上。

　　他的名字是約翰．普朗特。

　　他如何在兇案後不久就知道齒痕的事？警方一直要到兩年後才發現這件事，奧康納和懷特不禁納悶。他們接著查訪了派對主人史賓塞．龐德，他記得的和維琪及馬克．懷特一樣。龐德也提到，緬恩告訴他一些卡拉被找到時的細節。問題就是緬恩是從普朗特聽來這些事，或是反過來，普朗特從緬恩那聽來？普朗特的測謊結果比較好，但威伯及警方不認為緬恩膽子大到可以犯下這種案子，或是聰明到會栽贓給普朗特。

　　龐德最近才見過普朗特，駕著他的紅色舊福斯迷你巴士。我猜中了車廠及顏色，但車型沒有命中。不過這點也是有其意義。大約在這個時期，我們開始見到兇手喜用的車型，轉變成為廂型車。白特克及諾里斯開廂型車；史蒂芬．潘諾也開廂型車。和房車不一樣，廂型車背後你可以為所欲為，不怕別人看見，事實上可以說是活動的犯罪現場。

　　約翰．普朗特在兇案後留了鬍子，這點我聽了並不驚訝。龐德同意帶著竊聽器，去和普朗特聊聊這案子。普朗特並沒有承認作案，但他說的話證明了他和人格剖繪十分吻合。他在路易斯克拉克學院學過焊工，兇案後離城他往。他離了婚，和女性相處有困難。他對調查工作十分好奇，想盡辦法在打聽。

　　六月三日星期四。威伯的辦公室取得法院命令，強迫普朗特第二天去留下齒模。警長唐．葛利爾跟他說，警方試著要縮小範圍，如果他的齒模不符，他們就不會再把他當成嫌犯。

　　在離開牙科診所後，普朗特如我所料的打電話給威伯，他想要知道調查工作是怎麼回事。威伯很機警，找了助理檢察官凱斯．簡森在副線聽電話。這樣做是怕以後威伯無法以證人身分作證。普朗特在和威伯的電話中，對於他是什麼時候人在保羅．緬恩的房子，說法和以前相矛盾。和我預測的一樣，他表面上好像和警方在充分合作。

　　在警方第二次竊聽龐德和普朗特的談話中，得到更多的情報，而龐德和緬恩被錄下的對話中，更有一些斬獲。普朗特向龐德說，他每天要抽上好幾包菸。緬恩則竟然暗示說，也許是卡拉拒絕普朗特上床的要求，才讓他起意殺人。這使得警方再一次偵訊緬恩，他供出說他認為普朗特是行兇的人，但他後來和普朗特私下交談後，又推翻這項供詞。

　　再下個星期二，威伯、拉辛及葛利爾飛往長島，去找列汶博士。他們給他新的驗屍照片及三副齒模，分別是緬恩、另一名長久以來被列為嫌犯的人，以及普朗特。列汶馬上就排除了前兩個人，而他在科學上雖然無法保證全世界只有普朗特的牙齒可以留下這些齒痕，但兩者確實完全吻合。

　　保羅．緬恩遭到逮捕，被控以妨礙司法罪名。普朗特被控謀殺及入侵民宅強姦未遂罪。他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出庭受審，七月間被認定有罪，判處七十五年徒刑。

　　這案子拖了四年，但在許多鍥而不捨的警探共同努力下，兇手終於難逃法網。我特別高興而欣慰的是，伊利諾州助理檢察官凱斯．簡森上書給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他寄了一份副本給我，其中他寫道：「我們的家園終於重拾安全感，家家戶戶覺得正義得到伸張，而這都要歸功於約翰．道格拉斯。他雖是極其忙碌的人，但我覺得他的努力不應遭到埋沒。我致上誠摯的謝意，並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像約翰．道格拉斯這樣的人，以他這樣的幹才、能力及才智來從旁協助。」

　　這真是受之有愧的溢美之辭。不過可以稱幸的是，去年一月我有機會向警官學校的副校長吉姆．麥肯基提出建言，也就是我們的確需要「更多像約翰．道格拉斯這樣的人。」他設法為我們奔走張羅，不惜從其它的部門計畫遣兵調將。就是這樣我部門才招募到像比爾．哈格瑪伊爾、吉姆．霍恩、布雷．麥韋恩及隆．沃克這樣的好手，後來又有吉姆．瑞特及傑德．雷的加入。時間很快證明，他們都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儘管眾人群策群力，但有些案件如卡拉．布朗案，花了好幾年才得以偵破。也有些相當複雜的案件，只要一切順利的話，卻可以在幾天或幾周之內就偵破。

　　聯邦調查局西南部一個分處的速記員唐娜．琳．維特（Donna Lynn Vetter），一晚在其公寓一樓住處遭人姦殺，之後洛伊．哈茲伍德及吉姆．瑞特就接到局長辦公室所下的明確指示：立即動身前往當地破案。當時我們已經畫分出各地的轄區，這個地方就在吉姆的轄區內。

　　我們要毫不含糊的傳達一個訊息：沒有人能殺害聯邦調查局人員而逍遙法外，我們會不惜一切來全力緝兇。第二天下午兩點，調查局一架人質拯救小組直升機，載著匆促收拾好行囊的兩名探員，從匡提科飛往馬里蘭州的安德魯空軍基地，轉搭上一架局裡的專機。他們一下機就直接前往兇案現場。當地警方為他們保持了現場的完整。

　　維特是二十二歲的白人女性，從小在農場長大，她在局裡做事已經兩年多，但卻是八個月前才搬到城裡來。她不知道城市生活的危險，在一個工廠林立、主要是黑人及西班牙裔居住的區域找了公寓住。公寓管理員深知安全問題不得不防，所以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在每間單身女性住的公寓門上方安裝一個白色燈泡，而不是一般的黃燈泡，可以讓她和警衛特別留意這些門戶。這套系統人盡皆知。但是用意雖善，卻會讓縱使偶然前來的人也一望即知。攻擊者從正面窗口侵入，進入時還撞倒一株大型盆栽。電話線被拔下。餐廳地毯和廚房地板上覆滿大片可怕的血跡，被害人遭受攻擊主要似乎是在廚房。說也奇怪的是，屍體在一處地板留下的血跡，形狀看起來像是一名真人大小的天使，兩翼向外伸開像在飛翔。血跡顯示被害人接著被拖到起居室。從屍體上因自衛留下的傷口來看，她似乎是想拿菜刀自保，但兇手奪下刀子，轉而用來對付她。

　　維特沾滿血跡的衣物，被緊急救護小組人員發現堆在廚房地板邊上靠櫃子的地方。她的內衣褲捲縮著，這意味著她是倒在地板上時，被兇手褪下衣物。當警方抵達現場，房間裡的燈都關著。警方推測說，多半是兇手離開時把燈關掉，好讓命案不那麼快被人發現。

　　警方從她的同事、家人及鄰居得到一致的描述，說她生性內向、待人誠懇而信仰堅定。她生長在一個嚴格而虔誠的宗教環境，對宗教信仰極其看重。她一點也不招搖惹人注目，社交活動少之又少，和男性及同事都少有往來，同事說她認真而盡責，但「跟人家不一樣」。這大概是因為她不懂得世故，從小在嚴格家教下長大。沒人說得出她有任何不規矩的行為，或是和不應該的男人交往。她公寓裡找不到毒品、酒類、香菸或避孕藥。她父母對她的守身純潔堅信不移，說他們相信她為了保住貞操會抵死不從。

　　在研究過兇案現場後，洛伊和吉姆作出的結論印證了她父母的想法。屋子裡的滿地血跡中，有一塊血跡引起他們的特別興趣，就是浴室門外的血跡。在浴室沒有沖水的馬桶中，他們注意到尿液，但沒有衛生紙。

　　這一點讓他們馬上推論出兇手和被害人當時是怎樣的情況。她一定是在浴室時聽到有人闖進來的聲音，於是立即起身，沒空去沖水就出去看是怎麼回事。她一出浴室門口，兇手就重擊她的臉部，想要把她打昏。吉姆和洛伊找到了兇器，藏在起居室一塊座墊下的一把菜刀。

　　兇器告訴他們一件事，就是不明行兇者闖進公寓時，並沒想到要殺人。而從房間裡的貴重物品都還在的事實來判斷，他來並不是想偷東西。這些證據顯示他是要來強暴被害人。如果他是來謀殺她，而不是想要姦淫她，那麼他就沒有理由要把電話線拔掉。他輕易就闖入公寓，被害人姿色平庸，他一句話都沒說就下重手襲擊她，這些都指向脾氣暴躁的好勇鬥狠型男子，智力不高，沒有什麼社會歷練或社交自信，不擅用言語來與人溝通。他自己知道，若不從一開始就把這個手無寸鐵的被害人完全制住，他的意圖就無法得逞。

　　他沒有料到的是，這個內向安靜的女子會這麼激烈反抗。她出身背景的一切都告訴探員，她為了保住貞潔會毫不考慮的抵死反抗。但這名兇徒不會知道這一點，而她愈是反抗，他就愈無法掌握情況，於是就愈是怒火攻心。卡拉．布朗案這件強姦未遂變成殺人的案子中，我覺得兇徒的怒氣還在其次，最主要是他得要收拾他捅出的紕漏，才會一不做二不休。而在這件案子中，感覺上兇徒的怒氣和對付被害人的需要有著同等重要性。這案子中的怒氣是持續性而非一時失控。地板上的拖痕顯示，他在廚房襲擊她後，把她拖到別的房間，在她流血不止而奄奄一息的情況下，強姦了她。

　　洛伊及吉姆到達現場的當天晚上，就開始著手作人格剖繪。他們要找的男子年紀在二十至二十七歲間。一般來說，在出於性衝動的謀殺案中，如果被害人是白人，兇手一般也會是白人。但兩名探員認為，這一開始本是宗強姦案，因此適用強姦案的「通則」。這個地區主要是黑人及西班牙裔的公寓區，白人婦女遭到黑人強姦的比率相當高，因此很有可能兇手是黑人。

　　他們並不認為這名不明行兇者結了婚，但他有可能和人同居，用同居人的錢，兩人關係不諧而老是吵架。會和他有關係的女人都是比較年輕而沒有經驗，或者是耳根比較軟。他不會和他覺得難纏或有威脅感的人打交道。他的智力不高，學校成續和品行也不怎麼樣，但他在街頭混得很熟，打起架來總不會讓自己吃虧。他會對身邊的人擺出陽剛及不好惹的姿態，衣服也盡可能穿得很闊氣。同樣的，他會喜歡運動，努力保持良好體能。

　　他應該住在犯罪現場走路可及的地方，住的是中低收入的出租單位。他做的是勞力的工作，常會和同事或工頭上司起衝突。由於脾氣暴躁，他應該不會是軍人，或者如果他參過軍，也會被勒令退伍。兩名探員不認為他以前殺過人，但可能幹過闖空門及傷害的勾當。洛伊．哈茲伍德是強姦及婦女暴行的頂尖研究專家，他堅信這人有過強姦或性攻擊的不良紀錄。

　　他們預測了他犯案後的行為，這在許多方面和卡拉．布朗的兇手類似，包括不去上工、酗酒、體重減輕，以及儀容外表的改變。最重要的是，他們覺得像他這樣的人，會向家人或親近朋友談到或吐露他的罪行。這可以作為逮捕他歸案的一個策略。

　　他們知道這名不明行兇者會注意新聞發展，因此洛伊及吉姆決定將他們的人格剖繪公諸於世，接受地方媒體的訪問。他們所略而不提的唯一重要細節，是種族因素，這是怕他們的推論有誤，不想因此誤導調查方向，或讓可能的線索無法浮現。

　　不過他們一再向公眾強調的，是他們認為聽過這名不明行兇者吐露其心事的人，自身現在十分危險，因為他或她知道的事可以入兇手於罪。他們大力呼籲說，如果你發現自己陷於這個處境，趕快通知有關當局，以免為時太遲。才過了兩個半星期，這名兇手的持械搶劫同夥就打電話給警方。兇手遭到拘捕，兇案現場留下的幾個掌紋和他吻合，因此他被依法究辦。

　　我們事後對照過人格剖繪，發現吉姆及洛伊可說料事如神。兇手是二十二歲的黑人男性，住處離兇案現場只有四個街口。他單身，和姊姊同住，用姊姊的錢。兇案當時他是在強姦罪假釋期間。他受到審判，被處有罪，刑責是死刑。他的死刑判決最近才執行完畢。

　　我常跟手下的人說，我們應該像是荒野獨行俠，騎著馬進城，讓公理正義得到伸張，然後又悄悄地騎馬離去。

　　這些蒙面俠是何方神聖？他們留下了這顆銀子彈。

　　他們啊？噢，他們是從匡提科來的。

　　在這樁案子裡，吉姆和洛伊悄悄地騎上馬離開。他們是坐局裡的專機趕往當地，在任務完成後，他們搭旅遊客機回家，在客機後方座位和高高興興的度假客及尖聲哭鬧的孩子擠在一起。但我們曉得他們立下的功勞，而那些得到他們所留下的「銀子彈」的人，也都曉得。

第十五章　傷害心愛的人

　　葛雷格．麥奎利有一天在匡提科那間沒有窗子的辦公室裡翻閱案件檔案時，接到他轄區警察局的電話。那是一件你經常會聽聞的令人痛心的案子。

　　一個年輕的單親媽媽帶著兩歲大的兒子離開所住的花園公寓住宅去購物，正要進到車裡，突然腹痛如絞，於是轉身匆忙走過停車場，進到公寓大樓後門裡的一間洗手間。這一帶很安全，居民也很友善，彼此熟識。她也嚴格指示兒子待在大樓裡安靜玩耍等她出來。

　　我相信讀者已經猜到後來如何了。約四十五分鐘以後她才出來，孩子不在大廳。這時候她仍未驚慌，只是到外面找了一下，她猜想他只是在附近晃，雖然天氣冷冽。

　　而後她看到了：停車場人行道上有一隻她兒子的手套，但四處都不見他蹤影。於是她慌了。

　　她衝回家中，立刻撥九一一，慌亂地告訴接線生說她兒子被綁架了。警方立刻趕到，徹底搜索這一區，想要找出線索。這時候這名少婦已呈歇斯底里狀態。

　　新聞媒體得知了這個故事。她也到麥克風前，懇求抓了她孩子的人能夠把他送回來。他們和警方一樣的充滿同情，於是他們靜悄悄地為她進行測謊，她通過了。他們知道在任何兒童綁架案中，時間都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他們打電話給葛雷格。

　　他聽了案情的說明，又聽了九一一的電話錄音。其中有一些東西他覺得不對勁。接著事情有新的發展：這個悲痛的女人收到一個小郵包，上頭沒有回信地址，也沒有附上任何紙條或訊息──只有一隻和她在停車場撿到的手套配成對的手套。這女人簡直要心碎了。

　　但是葛雷格卻知道了。他告訴警方，男孩子已經死亡，他媽媽殺了他。

　　你怎麼知道？警方質疑。兒童被變態者擄走是常有的事，你怎麼知道這不是其中一件？

　　於是葛雷格解釋了。首先是情節本身。沒有人會比一個母親更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變態者抓走，她把兒子留在那裡那麼長的時間無人照顧，合理嗎？如果她必須在廁所中多待一段時間，她不是可以帶他一道進去或是作一些別的安排嗎？情形是有可能如她所說，但是你卻會開始盤算其他因素。

　　在九一一錄音帶中，她明確說出有人「綁架」了她的孩子。照葛雷格的經驗，作父母的會盡一切辦法在心理上否定這種可怕的情況。在她歇斯底里的激動情緒下，你或許會聽見她說他不見了、他跑掉了、她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或是這類的話。她在這個階段就使用「綁架」的字眼暗示說她已經事先想到了事情漸漸會發展出的情況。

　　在新聞媒體前泣訴懇求自然並不是罪過，雖然南卡羅萊納州蘇珊．史密斯（Susan Smith）企求一雙兒子平安歸來的畫面仍在人們心中揮之不去。一般而言，我們見到這麼做的父母親都是真心的。問題是這樣子的公然表示卻也容易將那些不法的人合法化。

　　對葛雷格而言，更有力的是寄回手套這件事。兒童被綁架，基本上有三種理由：綁架者要錢財等好處、兒童性騷擾者為得到性滿足，以及孤單可憐而情緒不穩定的人急切想要有小孩。綁架者勢必要藉電話或書信與兒童家人聯絡，表明他的要求，但是另外兩種人根本不要和兒童家人有任何連繫。三種綁架者都不會寄回一件物品，好讓家人知道小孩被人帶走。家人早已知道這點。如果必須有證據證明罪行的確是罪行，罪行會伴隨著一項要求，否則便毫無意義。

　　照葛雷格的推想，這個母親是依照她對真正綁架案的瞭解去安排一場綁架。對她而言很糟糕的一點是，她對於這種類型犯罪的真正動力毫無概念，所以她搞砸了。

　　明顯可見的是，她對於自己的作為自認有理，而且也能說服自己，謂所做並無不是之處。這是她可以通過測謊測驗的原因。但葛雷格並不滿意，他找來一個經驗老到的聯邦調查局測謊專家，這次是將她以嫌犯的身分進行測謊。這次結果完全不同。經過集中式的偵訊之後，她終於承認殺了自己孩子，並帶領警方找到屍體。

　　她的動機很平常，也是葛雷格始終在懷疑的。她是個年輕的單親媽媽，因為這孩子的拖累，錯失了以她二十歲左右的年齡本可擁有的歡樂。她認識了一個男人，這個男人願意加強兩人的親密程度，組織兩人的新家庭，但是他已明白表示過，在他們的生活當中不會容得下這孩子。

　　這種類型的案件中頗有意義的一點是，即使警方沒有接到孩童失蹤的報案而只發現屍體，葛雷格也依然會得到相同結論。這名兒童被發現穿著雪衣、裹在毯子中埋在森林裡，並且是用一個厚厚的塑膠袋蓋住。一個綁架者或是兒童性騷擾者不會這麼小心謹慎的讓屍體溫暖而「舒適」，或是想使屍體避開風雨的侵害。許多謀殺案現場顯現出的是明顯而長時間的暴怒，屍體棄置地顯示的是鄙視和敵意。這具屍體的掩埋印記卻是愛意與罪疚。

　　人類傷害自己心愛或是應該心愛的人，已有長遠的歷史。事實上，在艾藍．布吉斯（Alan Burgess）擔任「行為科學小組」組長後首次接受電視訪問時，他就說過：「我們每一代都有暴力，可以一直上溯至『該隱射殺亞伯』。」幸好記者沒能聽懂他對世上第一件兇殺案件武器的重新解釋。

　　十九世紀英國一個重大案件就牽涉到家庭暴力。一八六○年蘇格蘭警場警官強納森．惠卻（Jonathan Whicher）前往索姆塞的福洛姆鎮，調查當地一個大戶人家一個名叫法藍西斯．肯特的嬰兒被殺案件。當地警方相信他是被吉普賽人所殺，但在調查之後，惠卻卻相信真正的罪犯是法藍西斯十六歲的姊姊康絲坦絲。由於該家族的地位和十幾歲少女不會殺死自己弟弟的這種觀念，惠卻的證據在法庭上被駁回，他控告康絲坦絲的罪名不成立，她被判無罪。

　　輿論反對，群情嘩然，迫使惠卻從蘇格蘭警場辭職。於是他以多年時間獨力去證明他的看法是正確的：這個少女是個殺人犯。後因破產及健康不佳使他放棄真相的追查──這是在康絲坦絲．肯特承認罪行之前一年。於是她再次受審，被判終身監禁。三年後，韋基．柯林斯根據肯特案件寫出他那首創的偵探小說《月石》（The Moonstone）。

　　許多被家人或愛人殺害的案件，其關鍵就是佈局。任何與被害人親近的人都必須設法將嫌疑自自身引開。我辦過的最早的一個例子是喬治亞州卡特斯維的琳達．韓妮．杜佛（Linda Haney Dover）謀殺案，案發於一九八○年聖誕節第二天。

　　琳達雖然和丈夫賴瑞分居了，但是兩人的關係還不壞。琳達一五○公分高、五十四公斤重、二十七歲。她定期去兩人從前的家替他打掃。十二月二十六號星期五那天，她就是去為他打掃的。同一時間，賴瑞帶他倆的幼子到公園玩了一天。

　　父子倆下午回家以後，琳達已經不在了。但是賴瑞並沒有看到一個乾淨整潔的家，卻見到臥室一團混亂。床單和枕頭都被扯下床鋪，梳妝台的抽屜半開，衣物四散棄置，地毯上有紅色似血跡的污漬。賴瑞立刻報警，警方迅速趕到，裡裡外外搜索房子。

　　他們發現琳達的屍體包在取自臥房的被褥中，只露出頭部，屍首藏在房屋下方的空處。他們打開被毯後看見她的襯衫和胸罩被往上拉過她的胸部，牛仔褲被褪到膝部，內褲則被拉到私處以下的地方。頭部和臉上有鈍物重擊的外傷，還有多處刺傷，在警方人員看來，刺傷是在胸罩拉上去之後造成的。他們相信武器是一把從廚房抽屜拿出來的兇刀，但是卻找不到（後來也始終沒有找到）。犯罪現場顯示出她先是在臥室遭到攻擊，然後屍體被移到屋外的房子下。她大腿上的血滴顯示兇手處置過屍體，也移動了屍體的位置。

　　琳達．杜佛的背景當中，沒有一件事會使她成為高危險群的被害人。雖然她和賴瑞分居，但卻沒有其他的感情關係。唯一不尋常的壓力因素就是一年當中的假期時間，以及會導致她婚姻瓦解的東西。

　　根據犯罪現場的照片及卡特斯維警方給我的資料，我告訴他們說，嫌犯會是兩種類型中的一種。很可能他是個年輕的生手，一個住在附近、有些獨來獨往的人，臨時起意犯下這個罪。我說完這些，警方便提起他們對附近一個讓許多居民害怕的惡棍感到頭疼。

　　然而這樁罪行有太多的佈局成分在，使我傾向於第二類型：某個熟識被害人而欲轉移對自己注意力的人。兇手感覺有必要把屍體藏在房屋附近的唯一理由，我們將之歸類為「私人因素殺人」（personal cause homicide）。臉部與頸部的外傷也似乎具有高度的私人成分。

　　我對他們說，我認為這個不明行兇者很聰明，但是只受過高中教育，從事的是需要用到體力的工作。他有過攻擊行為，挫折水平（frustration level）很低。他是個陰鬱的人，無法接受挫敗，在犯罪當時可能正因為某種理由而心情沮喪，極可能是因為金錢問題。

　　佈局本身便有其邏輯與解釋。無論是誰對琳達施暴，這人並不願意讓她的屍體露在外面，而使家中另外的成員──尤其是她的兒子──發現。這便是兇手願意花時間把她用毯子包起來、移到房屋下方空處的原因。他想使這件事看起來像是性犯罪──因此他把胸罩拉起，讓她的私處露出──雖然並沒有強暴或性攻擊的證據。他認為必須這麼做，但是又覺得讓警方看見她的私處和胸部他會不安，所以用毯子蓋起來。

　　我說攻擊者最初會極為合作，而且關心案情，但是若質疑其不在場證明時，就會變得自負且懷有敵意。他在犯罪後的行為或許還會包括酗酒或增服藥物，或是對宗教信仰的態度改變。他也可能改變外貌，甚至換工作或搬家。我告訴警方注意看有沒有人格和行為上完全逆轉的情形。

　　「他現在的情形和兇殺案之前完全不同。」我說。

　　我所不知道的是，在卡特斯維警方要求我提供案情輪廓之際，他們已經控告賴瑞．布魯斯．杜佛殺妻，他們只是想確定偵察方向是正確的。這使我大為光火，理由有幾個：其中之一是我當時還有很多更為急切的案子要處理，但是更重要的是，這會使局裡處在一個很尷尬的地位。好在我提供的案情輪廓完全符合。誠如我對局長和亞特蘭大主管所說，如果我說的不是這麼正確，一個有經驗的律師就能夠傳喚我以辯方證人身分出庭，並迫使我說我的「專家」剖繪在某些方面並非指向被告。從那次以後，我學會每次都要問警方有沒有嫌犯，即使我並不想事先知道嫌犯是誰。

　　但是至少在這個案子中正義獲得伸張。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賴瑞．杜佛被判決殺害琳達．杜佛，須終身監禁。

　　一九八六年依麗莎白．珍恩．渥西佛（Elizabeth Jayne Wolsieffer）──人稱貝蒂──的謀殺案，則是家中佈局這個主題的變化。

　　八月三十日星期六上午七點剛過，賓州偉克斯─巴爾的警方接到電話，要他們前往樺樹街七十五號，那裡是當地一位頗有人望的牙醫師。戴爾．明尼克（Dale Minnick）和安東尼．喬治（Anthony　George）兩位警官約五分鐘後趕到時，看到三十三歲的愛德華．格倫．渥西佛（Edward Glen Wolsieffer）醫師躺在地上，有人企圖勒死他，並重擊他的頭部。他的哥哥尼爾在一旁陪著。尼爾解釋說他住在街對面，接到弟弟的電話就趕了過來。格倫則嚇呆了，神智昏亂，並且說他只記得尼爾的電話。尼爾到了以後，立刻打電話報警。

　　兩人說格倫三十二歲的妻子貝蒂和五歲的女兒丹妮爾在樓上。每當尼爾想要上樓去查看她們的時候，格倫就快昏過去或是呻吟，所以他們都還沒有上樓過。格倫告訴尼爾說他恐怕闖入者仍然在房裡。

　　於是明尼克和喬治兩名警官搜索了房子。他們沒有找到闖入者，卻在主臥室裡發現貝蒂已死。她側著身子躺在床邊地上，頭朝著床腳方向。從頸部的瘀傷、嘴巴附近已乾的泡沫和她呈藍色的瘀傷臉孔看來，她是被人用手勒死的。床單上有血跡，但她臉上卻似乎被清理乾淨。她僅穿著睡衣，睡衣被掀到腰部。

　　丹妮爾在隔壁房間睡著，沒有受到傷害。她醒來後告訴警方說她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沒有聽到任何闖入、打鬥或喧鬧聲。

　　明尼克和喬治沒有描述樓上的情景，他們下樓問渥西佛醫師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他在天剛要亮的時候被一個聲音吵醒，聲音聽起來像是有人闖進屋裡。他從床頭櫃裡拿出手槍，沒有叫醒貝蒂，就逕自去察看了。

　　他走近臥室門口的時候，看到一個大塊頭男人走到樓梯最上層。那個男人似乎沒有看到他，他跟蹤他下樓，卻又跟丟了，於是他就在一樓四處找尋。

　　突然他被人從後面用繩子或是細線類的東西勒住，不過他在繩索在他脖子上束緊以前把槍丟下，伸手到繩圈中，然後往後踢，踢到那人的胯部，那人鬆了手。但是格倫還沒有轉過身，就被從身後往頭上打了一記，人就昏過去了。過段時間他醒來以後，就打電話給他哥哥。

　　在警方或是警方叫到現場的醫護人員眼中，渥西佛醫師的外傷似乎並不嚴重：後腦一處挫傷、後頸粉紅色印子、肋骨和胸膛左邊細微的刮傷。但是他們不敢冒險，於是送他到急診室，急診室醫生也覺得他的情況並不差，不過牙醫既說曾昏迷，他們就讓他住院了。

　　警方從一開始就懷疑渥西佛的說詞。闖入者會在白晝從二樓窗子進到人家家裡，聽起來就很不合理。他們在屋外發現一張梯子，搭在據稱是闖入者進屋處的二樓後臥室開著的窗戶上。但是梯子本身搖搖晃晃的，看起來似乎連一個中等身材的人都承受不住。這把梯子是反面搭著屋子的。梯子在柔軟的地面並沒有留下凹痕，顯示未有重物上去過；梯子抵著的鋁製承霤上也沒有任何痕跡。梯子的橫木或窗旁屋頂上也沒有露水或青草，而如果那天早上有人使用過梯子，這些應該會有的。

　　屋裡也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貴重物品似乎沒有被拿走，就連臥室裡明顯可見的首飾也沒有不見。如果闖入者有意要殺人，他為什麼放過樓下一個身邊有槍的昏迷的男人，卻反而回到樓上去殺他妻子，而沒有對她性攻擊？

　　有兩點格外令人困擾：如果格倫被勒得幾乎昏過去，為什麼他的脖子前方沒有勒痕？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格倫和他的哥哥尼爾竟然都沒有上樓去察看貝蒂和丹妮爾。

　　更讓人迷惑的是，渥西佛醫師的故事隨著時日而有變化。他對闖入者的描述在他憶起更多細節後變得也更明確。那人穿著一件黑色棉線衫，用絲襪蒙著臉，還留著小鬍子，渥西佛說。他有好些地方自相矛盾。他告訴家裡的人說他星期五晚上回家很晚，但睡覺前還和妻子談話。而他卻告訴警方說他沒有叫醒過妻子。最先報案時他說書桌抽屜裡有一千三百塊錢被人拿走。但是等後來警方找到一張這筆錢的存單時，他卻又不說了。當警方接獲報案而趕到，想要詢問他的時候，他只有一些意識，說話也無法連貫，但是當他在醫院接獲妻子的死訊時，他還提到聽到警方通知法醫。

　　只要調查工作進行下去，格倫．渥西佛就會有更新且更巧妙的情節出現，解釋這次的攻擊。最後，闖入者人數變成兩人。他承認有外遇，對象是以前一個牙醫助理，但是他告訴警方他在一年前已經結束這段戀情。然而後來他承認在兇案前幾天才見過那個女人，並和她發生性關係。而他竟然也疏忽了，忘記告訴警方他在同時還和另外一個有夫之婦有染。

　　貝蒂．渥西佛的友人告訴警方說，雖然她愛丈夫，也想改善情況，但是她已經很厭倦他的行為，尤其是每個星期五的夜歸，如今已變成常態。就在她被害前幾天，她還告訴一個朋友說，如果格倫這個禮拜五又很晚回家，她就要「表明立場」了。

　　在家中及醫院裡接受最初的詢問後，格倫聽從律師的勸告，拒絕與警方談話。於是警方只好把注意力放到他哥哥尼爾的身上。尼爾對於那天早上的說法，幾乎也和格倫一樣奇怪。他不肯接受測謊，說測謊常常是不準確的，而他怕結果會造成傷害。在警方和貝蒂家人一再的請求、媒體要求配合調查的壓力下，尼爾約定要在十月間到法庭接受警方詢問。

　　大約在上午十點一刻左右，也就是預訂訪談時間之後的十五分鐘，尼爾所駕的本田小車和一輛卡車迎面相撞，尼爾傷重身亡。當時他駕車正駛離法庭。驗屍的結果判定他的死是自殺，雖然事後我們發現他當時可能是要在轉彎處超車，卻又太緊張的想要退回原處。確實的原因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兇案過後一年多，偉克斯─巴爾的警方蒐集了大量的間接證據，指向格倫．渥西佛為殺妻兇手，但是苦無實證，無法控告他。犯罪現場發現有他的指紋及毛髮，但現場正是他家，所以這些並不能代表什麼。警方推斷，任何繩線或他所穿的衣物，都可能在他打電話給他哥哥之前已經丟進附近一條河裡。他們想將他逮捕並且定罪，唯一的希望就是以專家的意見支持這個案子，也就是兇手本人認識死者，而特意佈置了犯罪現場。

　　一九八八年一月，偉克斯─巴爾警方請我提供一份案情的分析報告。反覆溫習那長篇累牘的資料之後，我很快得出結論：這樁兇殺案確實是由熟識死者的人所犯的，而此人也佈置了犯罪現場，好掩飾這件事實。由於警方已經有了嫌犯，所以我並不希望提出通常的剖繪內容，或直指作丈夫的是兇手，只是試圖給予警方一些素材，有助他們逮捕人犯。

　　在大白天又是週末的時候闖進那一帶，闖進一戶車道上停了兩輛車的人家，這是一樁對低風險被害人犯的高風險罪行。竊賊闖入的情節簡直難以想像。

　　闖入者會爬進二樓窗戶，不先檢查二樓房間就立刻到樓下，這和我們多年在全世界的研究與案情諮詢中所見完全不符。

　　沒有證據顯示這名闖入者隨身帶有武器，這使得這樁有意殺人的罪行變得難以想像。渥西佛太太未遭到性侵犯，這也使一樁預謀的強暴未遂罪行同樣的難以想像。現場也沒有證據顯示有竊取物品的企圖，這是預謀竊案的說法令人無法想像的另一個理由。這使得犯案的可能動機範圍縮小了許多。

　　致死的方式──以手勒斃──是一種針對個人的犯罪。陌生人不會選擇這種方法，尤其是一個經相當策劃而又費力去闖入房子的人。

　　警方繼續以有系統的方式不厭其煩地建立資料使案子成立。雖然他們已經確信兇手是什麼人，他們的證據卻都是間接的，而它們必須在法庭上站得住腳才行。在此同時，格倫．渥西佛搬到維吉尼亞州瀑布教堂市，那裡在華盛頓市郊。他在那裡開業行醫。一九八九年底，警方準備了拘票及口供書，其中並提及我的報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日，在兇案發生三十八個月之後，一隊包含州、郡及當地警方的人馬前往維吉尼亞州，在渥西佛的牙醫診所將他逮捕。

　　他對其中一名逮捕的警官說：「事情發生得太快了。我們火氣都很大。每件事情都是模糊一片。」事後他卻宣稱，他講的是闖入者對他的攻擊這件事，不是指妻子被殺的事。

　　雖然當時我在幾個州都具有犯罪現場分析專家的資格，辯方卻以我提出解釋的方式，稱我為「巫毒術士」，法官最後判定我不能作證。不過檢方仍然能夠將我告訴它們的加以合併，再加上警方徹底的工作，終於將案子判定為第三級謀殺罪。

　　「渥西佛案」中有許多明顯疑點：搖晃不穩、擺放錯誤的梯子，有性犯罪的外觀卻沒有性攻擊的證據，勒傷處的不符，未去察看妻小安全而顯見對彼等欠缺關懷，孩子沒有被任何聲音吵醒。但是最重要的疑點是，這名所謂的闖入者行為完全不合邏輯。任何闖入住宅要犯罪──任何罪──的人，一定最先會關切最大的威脅──在這個案子裡，指的是屋裡那個一百八十七公分高、九十公斤重並且持有武器的男人──其次才是那個較小的威脅，一個沒有武器的女人。

　　辦案人員隨時都必須伸出觸角，探測這些不符、矛盾之處。或許因為我們見多了這種案子，我們總是能敏銳地看透人們嘴裡所說的，而試圖瞭解其行為所顯示的意義。

　　在某些方面，我們像是為某個角色作準備的演員。演員看到的是劇本上的字句，但是他所要演出的，卻是字裡行間的含意，是場景真正要顯現的東西。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一九八九年發生在波士頓的凱若．史都華（Carol Stuart）身亡、其夫查爾斯重傷的案子。這個案子結束之前，已經成為轟動一時的訴訟案，幾乎要使當地社區四分五裂。

　　一天晚上，這對夫妻上完自然生產課程，正駕車駛經洛克思柏利要返家，在一處紅綠燈前停下時遭到一個大塊頭的黑人攻擊。他開槍射殺了三十歲的凱若，然後追殺二十九歲的查爾斯，查爾斯腹部受重傷，動了十六小時的手術。「布萊姆婦女醫院」的醫生們雖然極力救治，凱若仍在幾小時後死去。腹中的嬰兒在同時以剖腹方式取出，但幾星期後也夭折。在凱若的葬禮盛大舉行之際，查爾斯仍然在醫院休養。

　　波士頓警方迅速展開行動，逮捕每一個符合查爾斯對攻擊者描述的黑人。最後，他在一排涉嫌者中指認了一人。

　　但是不久之後，他的故事就開始漸漸露出真相。他的弟弟馬修接到他的電話，要他幫忙丟掉一袋他聲稱被偷走的物品，因此懷疑根本就沒有搶劫案。檢察官宣布要控告查爾斯．史都華殺人的第二天，查爾斯從橋上跳水自殺。

　　可想而知，黑人社區對於他的指控大為憤怒，正如同六年後蘇珊．史密斯偽稱有一個黑人綁架了她兩個孩子時同樣震怒。不過在史密斯的案子中，南卡羅萊納州當地的警長自己去將問題散佈開，他也和媒體及聯邦單位人員（如我們的探員吉姆．瑞特）合作，所以在幾天中就得到真相。

　　在史都華案中就沒有這麼有效率了，雖然我認為其實是可以要警方將史都華的話明白加以分析，再和現場所顯示的情況作一比對。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將犯罪佈局搞到這樣的程度──將自己射成重傷。但是這就像在渥西佛案中一樣，如果所宣稱的攻擊者先去攻擊較小的威脅者──多數情況中都是女性──那麼一定是有個理由。在任何搶劫情況下，搶匪永遠會試圖先消滅最強悍的敵人。如果不先制伏較大的威脅，他一定另有理由。在「山姆之子」大衛．伯考維茲的例子中，他是先殺了女人，那是因為她們是他的目標，這也是大多數情況下會如此的原因。那個男人只是因為時機不對、地點也不對的恰好在那個地方。

　　經過佈局的犯罪對於我們執法單位的人員而言，造成的問題是，你會很容易就對受害人和倖存者有惻隱之心。眼見某人在明顯的傷心失意情況下，我們顯然也會願意相信他。只要他的演技還算馬馬虎虎，只要罪行表面上看起來還算合理，我們很容易不再追究。和醫生們一樣，我們對受害人可以感同身受，但是如果我們失去了客觀性，卻是對誰也沒有好處的。

　　什麼樣的人會做出這種事？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時候是很痛苦的。我們也想找出答案。

第十六章　「上帝要你和夏麗．費依作伴」

　　夏麗．費依．史密斯（Shari Faye Smith）是一個活潑美麗的高三學生，家住南卡羅萊納州哥倫比亞市附近。一天她在附近一處購物中心和男友理查見過面後回家，停在家門口的信箱前時遭人綁架。時間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點三十八分。那是個晴朗而溫暖的日子。再過兩天，夏麗就要在萊克辛頓高中的畢業典禮上演唱國歌了。

　　幾分鐘之後，她的父親羅勃發現她的車停在通向她家的車道前方，車門開著，引擎還在運轉，夏麗的皮包放在座位上。他大驚失色，立刻打電話給萊克辛頓郡警局。

　　哥倫比亞市不曾發生過這種事，這裡是個平靜的社區，居民頗引以為傲，也具體表現出「家庭價值」的觀念。這麼一個漂亮外向的金髮女郎怎麼會在自己家門口失蹤？什麼樣的人會去牽扯到這種事情中？警長吉姆．麥茲（Jim Metts）並不知道。但是他感覺得到手頭上有一個危機。他首先做的事是組織一項南卡羅萊納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尋人行動。州立機關及附近幾個郡的執法人員都前往協助，更有一千名以上的百姓自願幫忙。麥茲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悄悄排除羅勃．史密斯涉嫌的可能。羅勃曾公開懇求歹徒讓他女兒回來。在這樣一個低風險被害人失蹤或可能受害的任何例子當中，警方都必須先考慮其配偶、父母及家人。

　　心焦的史密斯一家人等候歹徒的片紙隻字，即使是贖金的要求也好。他們接到一通電話。一個怪異變聲的男人說夏麗被他抓走了。

　　「我讓你們知道這不是在唬人：夏麗的襯衫短褲裡面穿的是一件黃黑色的游泳衣。」

　　夏麗的母親希爾妲懇求他，又告訴他說夏麗有糖尿病，需要定時的補充營養、喝水和服藥。對方並沒有要求贖金，只說：「今天晚一點的時候你們會收到一封信。」這話使家人和執法人員更為警覺。

　　麥茲隨後的行動顯示出他的背景和訓練。他和副警長都畢業於聯邦調查局的國家學院，和局裡的關係非常好。麥茲毫不猶豫就打電話給南卡羅萊納州哥倫比亞市的調查站主管羅柏．艾維（Robert Ivey）和我在匡提科的小組。我當時人不在，不過吉姆．瑞特和隆．沃克兩位探員卻迅速給予回應。他們分析了綁架的情況、現場照片、歹徒電話的報告之後，一致認為他們要對付的是個手法老練且極為危險的人，而且夏麗的生命十分危險。他們恐怕這個少女已經死亡，歹徒很快會感覺到一種強迫性，使他必須再去犯下一樁這樣的罪行。他們推測，綁架者看到夏麗和男友理查在當地購物中心接吻，然後就跟蹤她回家。她運氣不好，在信箱前面停下。如果她沒有停下來，或是如果那時候街上有車子駛過，這件案子就不會發生。於是警方在史密斯家中裝置錄音設備，希望歹徒有進一步的連繫。

　　接著出現了一份重要而更令人悲痛的證物。在我執法的這麼多年中，見過多少可怕、幾乎可說難以相信的事，但是我卻必須說這大概算是最最教人痛心的了。那是兩張夏麗寫給家人的信。信的左緣用大寫字母直寫著「上帝是愛」。

　　雖然再看到這信仍然會使人痛苦，但是它卻是這個少女人格與勇氣絕佳的印證，所以我願意完完整整的記錄下來。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凌晨三點十分　我愛你們大家

　　遺囑

　　我愛你們，媽媽、爸爸、羅勃、唐安和理查和其他所有的朋友以及親戚。我現在要和我父親在一起了，所以請你們、千萬請你們不要擔心！只要記住我機智明快的個性和我們共處的特別時光。請不要讓這件事破壞你們的生活，只要為耶穌把日子一天一天的過下去。將會有一些美好的事情因此而生。我的思念將永遠和你們在一起。我愛你們大家，該死的好愛好愛。對不起，爸，我非要咒罵一次！耶穌原諒我吧。理查親愛的，我真的愛你，也會永遠愛你並珍惜我倆共度的特別時光。不過我要要求你一件事，接納耶穌做你自己的教世主。我的家人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影響力。航行的錢就說聲抱歉了。改天你替我去吧。

　　如果我曾經讓你們失望過，那我很抱歉，我只是想要你們以我為榮，因為我一向以我的家人為榮。媽、爸、羅勃和唐安，我有好多話想說，這些話是我早就應該說了的。我愛你們！

　　我知道你們都愛我，也會非常想念我，但是如果你們能夠彼此團結，像我們一向的那樣──你們全都可以做到的！

　　請不要憤怒或難過。每件事對於敬愛主的人都能有善果。

　　我永遠愛你們。

　　我衷心愛你們全部。

夏倫（夏麗）．史密斯

又：娜娜！我好愛你。我常覺得我是你最喜歡的人。你也是我最喜歡的人！我好愛你。

　　麥茲警長將兩張信紙送往SLED（南卡羅萊納執法局）的犯罪實驗室做紙張及指紋分析。我們在匡提科看信的副本時，心裡已經相當確定綁架已經變成了兇殺案。然而十分緊密相連的史密斯一家──其宗教信仰在夏麗的信中十分動人的反映出來──卻仍然滿懷希望。六月三日下午，希爾妲．史密斯接到一通簡短的電話，問信有沒有寄到。

　　「你現在相信我了嗎？」

　　「嗯，我不確定我相不相信你，因為我沒有收到夏麗的任何話，我需要知道夏麗人還安然無恙。」

　　「再過兩三天你就知道了。」對方語氣十分不祥地說。

　　但是當天晚上他又打來了，說夏麗還活著，並暗示他很快就會放了她。但是對方一些話裡告訴我們的，卻非如此：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夏麗已經成為我的一部分了。身體上、心靈上、情緒上、精神上。我們的靈魂已經合而為一。」

　　當史密斯太太要他保證女兒安然無恙時，他說：「夏麗受到保護，而且……她現在是我的一部分了，而上帝會照顧我們全部的人。」

　　對方所打的電話，經追查都是在這一帶的公共電話打的。但是在那個時代，電話追蹤需要拖延對方在電話上至少十五分鐘，而這從來也不可能做到。不過錄音系統已裝設好，所以錄音帶都由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站送過來給我們。當我和瑞特及沃克聽每一捲電話錄音之時，我們都為史密斯太太對這個怪物說話時的力量與自制動容。夏麗的力量與自制從何而來，已經十分明顯了。

　　麥茲希望對方還會打來電話，所以他問我們該怎麼教這家人應付這些電話。吉姆．瑞特告訴他說，他們應該儘量表現得像是警方協調人員在處理人質的情況。也就是說，仔細傾聽，並且重述對方所說可能具有重要性的話，以確定他們明白對方的訊息；試圖讓對方有反應，讓他顯露出更多關於他的一切，以及他的行程。這麼做有幾點好處：一是拖延打電話時間，讓電話追蹤成功。二是可以向對方再次保證別人是以同情的態度傾聽，鼓勵他再次接觸。

　　毋庸贅言，要有這種程度的克制表現，對於驚駭且哀傷的家人是很難做到的。但史密斯家人卻以驚人的能力做到了這一點，為我們獲得重要消息。

　　第二天晚間，綁架者又打電話來。這一次他是跟夏麗二十一歲的姊姊唐安說話。夏麗已經失蹤四天。他告訴唐安綁架的細節，說他看到她在信箱旁邊就停下他的車，顯得友善的樣子，又為她拍了幾張照片，才用槍逼她進入他車內。在這次的談話和其他談話當中，他的態度不時會改變，有時候友善，有時候實際的殘酷，有時候還有淡淡的悔意，會說懊悔整件事「失去控制」。

　　他繼續他的敘述：「好，上午四點四十八分，不對，抱歉。等一等。哦，六月一日星期六，她寫了那封你們收到的信。六月一日星期六，上午四點五十八分，我們的靈魂合而為一。」

　　「靈魂合而為一。」唐安重複說道。

　　「那是什麼意思？」希爾妲在後頭問。

　　「現在不得發問。」對方說。

　　但是我們知道他的意思，雖說他一再保證「好事已經近了」，夏麗第二天晚上就會回來。他甚至還要唐安準備一輛救護車在旁邊待命。

　　「你會接到指示去什麼地方找我們。」

　　對在匡提科的我們來說，這段談話錄音最有意義的部分，是他先說到上午四點五十八分，然後再回頭說到三點十分。第二天中午希爾妲所接到的一通殘酷電話，證實了我們的看法：

　　「仔細聽好了。走圓環西邊的三七八號公路，在普若斯派瑞提出口下公路，往前開一哩半路，看到『一○三號麋鹿小屋』的牌子右轉，再走四分之一哩，看到白色外框的建築左轉，到那裡後院進去六呎的地方，我們在那裡等著。上帝選中了我們。」而後他掛斷電話。

　　麥茲警長播出錄音帶，這段錄音讓他直接找到夏麗．史密斯的屍體，距離附近的撒魯達郡十八哩的地方。她穿著最後一次露面時穿著的黃色上衣白色短褲，但是身體腐爛的情形卻告訴警長和法醫，她已經死亡幾天了──六月一日清晨四點五十八分死的，這一點我們相當有把握。事實上從屍體的狀況看來，要斷定兇手殺人的手法或是夏麗有否遭到性攻擊，都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吉姆．瑞特及隆．沃克卻相信兇手用她會返家的希望欺騙她的家人，騙到重要的法醫證據都消滅了為止。夏麗的臉上和頭髮上仍有管線膠帶黏手的殘餘物，但是膠帶卻已撕去──更進一步的指出了此事係經策劃和組織。殺人兇手一般都不會一開始就有這麼周詳的組織，顯示兇手是個聰明、年齡稍長的人，他會回到棄屍地點，達成某種類型的性滿足。一直到屍體已經腐爛到這種「關係」已經不再可能了，他才不再回去。

　　光天化日下在市郊住宅區進行綁架，需要某種程度的技巧和熟練。我們認定他的年齡在二十八九到三十出頭之間，我更確定他是三十多歲。從他和死者家人大玩心理遊戲的自在殘忍看來，我們也一致認為他很可能早婚──婚姻短暫而且不成功。目前他非獨居即是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們猜測他會有前科──攻擊婦女，或至少是打過猥褻電話。如果他曾經殺過人，死者應該是兒童或少女。和許多連續殺人犯不同的是，這個傢伙不會加害妓女，因為她們使他害怕。

　　兇手的明確指示和對時間的自我更正，給了我們其他重要的意見。那些指示都經仔細思考並且寫下。他曾回到現場數次，做了精確的測量。他打電話給死者家屬的時候，還是照著稿子唸出來的呢！他知道他必須把他的訊息說出來，並且盡快掛斷電話。好幾次在電話上，因為他被對方打斷，使他不知道唸到哪裡，而必須從頭唸起。不論此人是誰，他是個嚴峻而有條理的人，凡事不厭其煩，又整潔得病態。他會強迫性地記筆記，每樣事物都會列表紀錄，如果他忘掉筆記所記的位置，他的整個思緒也會亂掉。我們知道他必定在夏麗家門口的綁架地點來回駕車許多次。我從他的個性猜測他的車一定是十分乾淨、保養良好，車齡三年或是更新。總而言之，此人是混合了外在的自負和對這個愚蠢世界的鄙夷，及深植在內心的不安全感和不合時宜感，二者不斷的衝突，而且顯現於外。

　　在這種類型的案件中，犯罪現場也是兇殺的心理上的一部分。犯罪的地理環境也暗示了兇手是本地人，可能一輩子或大半生都住在這裡。為了他想要和夏麗做的事及後來要用她屍體做的事，他需要在一個不會被打擾的隱密地點獨自一人一段時間。只有本地人才會知道這種地方在哪裡。

　　聯邦調查局工程部的訊號分析小組告訴我們說，打電話的人會變聲，是用一種他們稱之為「可變速度控制器」的裝置。於是我們向全國各地的調查站拍發電傳，要求協助追查這種產品的製造商和零售店。我們從這份報告中斷定兇嫌具有電子學的背景，很可能受雇於房屋建築或改建業。

　　第二天，羅勃．史密斯正在和殯儀館的人為小女兒的葬禮作最後的安排，兇手又打電話來了，這次是打對方付費的電話，而且他要求要和唐安說話。他說第二天早上他要去自首，而他為夏麗在信箱前拍的照片都在寄給史密斯家的郵件中。他又自憐地要唐安代表全家原諒他，且為他祈禱。他還暗示說他不要自首，他打算自殺，並且他又哀嘆說這件事如何的「失去控制，我不過是想和唐安做愛。我已經監視她好多──」

　　「和誰？」唐安打斷他的話。

　　「和──對不起，是夏麗，」他自己做了修正。「而我注意她好幾個禮拜了，而，唉，情況就是失去控制了。」

　　這是他把兩姐妹混為一談的多次情況中的第一次，混為一談並不難，因為姐妹倆都是美麗外向的金髮女郎，長相酷似。唐安的照片出現在報紙和電視上，而夏麗吸引他之處，唐安也都具備。在聽這些錄音的時候，不厭惡這種虐待狂式又極度放縱的行為，簡直是不可能。但是在那時候我知道──也許這聽起來太冷酷也太會算計了──我們可以用唐安作誘餌，抓住這個兇手。

　　兇手在同一天打電話給當地電視台一位新聞播報員查理．凱斯（Charlie Keyes），重申自首的意圖，又說要頗受歡迎的凱斯擔任中間人，還答應他接受獨家專訪。凱斯聽是聽，但很聰明的置身事外，沒有答應對方任何事。

　　我在電話裡對路易．麥卡提說，首先，兇手根本不打算投降，而他也不會自殺。他告訴唐安說他是「他們家的朋友」，他根本是神經病，才會希望史密斯家的人瞭解並且體諒他。我們不相信他認識他們家人，這只是他認為和夏麗很親密、又被夏麗所愛的幻想的一部分。他是個徹底的自戀狂，我告訴麥卡提，這個事情拖得愈久，對方家人給他的反應愈多，他就會愈加自在，且樂在其中，而且他還會再殺人，找得到像夏麗的，他就會殺對方；找不到的話，誰倒楣碰上他誰就會被害。他所做的每件事，最基本的主題是權力、操縱、宰制，和控制。

　　夏麗下葬當晚他又打電話來，並和唐安談話。尤其惡毒的是，他竟要接線生告訴唐安說是夏麗打來的對方付費電話。這次他又說要去自首，然後他用一種輕鬆自在的語氣將她的死亡作了一番平淡的描述。

　　「所以，從她真正知道了的清晨大約兩點鐘起，直到四點四十八分她死的時候為止，我們無所不談，而時間也是由她挑的。她說她已經準備好了，上帝已經準備接納她為天使。」

　　他描述和她發生關係的情形，還說他讓她選擇死亡方式：槍殺、服藥過量，或是窒息而死。她說她選擇最後一項，於是他用管線膠布貼住她的嘴和鼻子。

　　「你為什麼非要殺了她？」唐安流著淚質問他。

　　「情況無法控制了。我很害怕，因為，啊，只有上帝才知道，唐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上帝原諒我做這件事。我希望能把這件事理出個頭緒，不然祂會要我下地獄，我就得一輩子待在那裡了，可是我不要進監牢，也不要坐電椅。」

　　唐安和母親懇求他將自己交給上帝，而不要自殺。但是我們小組的人卻很清楚，這兩件事他都不打算要做。

　　夏麗．史密斯被綁架的兩星期後，黛博拉．梅．海米克（Debra May Helmick）在里其蘭郡他父母的拖車家門前被人綁架，這裡距離史密斯家二十四哩遠。當時她父親正在二十呎外的家裡。一個鄰居看見有人停車下來，和黛博拉說話，然後突然抓住她就往車裡推，迅速開走。這個鄰居和海米克先生立刻去追那輛車，卻沒有追上。和夏麗一樣，黛博拉是個美麗的藍眼金髮女孩；和夏麗不一樣的地方是，她只有九歲。

　　麥茲警長展開另一次強力的搜索行動。在這同時，這件事也開始影響到我。如果你像我們一樣幹這一行，你必須和案情資料及罪犯的事情保持一段距離和客觀性，否則你會瘋掉。在史密斯案件中，這一點已經相當困難，現在這最新的駭人發展更使得保持客觀變得不可能。黛博拉．海米克才只有九歲──跟我女兒愛麗卡同年，愛麗卡也是藍眼金髮。而我的二女兒羅蘭才剛五歲。除了有「這也可能發生在我孩子身上」的恐怖、掛心的感覺外，更有一種可想而知的念頭，就是把你的孩子綁在身上，要他們一刻也不離你的視線。如果你見到我所見過的事，卻沒有真正去做這件事──給你的孩子他們生活所需的空間和自由──這經常是一種情感的掙扎。

　　雖然史密斯和海米克年齡不同，但是作案的時間掌握、情境以及手法都告訴我們：我們面對的很可能是同一名罪犯。我知道警方和我們小組在這一點上看法是一致的。警方終於正視目前他們手上正式有了一名連續殺人犯的可能性，路易．麥卡提攜帶所有的案情資料飛到匡提科來。

　　沃克和瑞特檢視所有導出案情的決定及他們所提出的建議，加上新犯的罪行資料，他們覺得沒有理由改變他們的評估。

　　雖然聲音經過偽裝，這位不明行兇者幾乎可以確定是個白人。兩件案子都是性犯罪，犯者是個沒有安全感而不適應社會的人。兩名受害人都是白人，我們也發現如果認為這種案件會超越種族界線，也是極不尋常的。此人外表會是害羞而且有禮貌，自我形象不高，可能是個大塊頭或是大胖子，對女性沒有吸引力。我們對麥卡提說，我們猜想這人現在會表現出更為強迫性的行為。和他比較親近的同事或夥伴會注意到他的體重減輕，或是喝太多酒、不再定時刮鬍子，他也會急切地想要談論這樁兇案。像這樣一個小地方不會放過的人，他會起勁地追蹤電視報導，收集報紙剪報。他也有收集色情書刊的習慣，尤其是強調繩索束縛及施虐受虐狂的部分。此刻他正徹底享受他的知名度、他對於他的被害人和社區的權力感、他操縱哀傷的史密斯家人的能力。正如我所害怕的，當他無法找到一個符合他幻想和慾念的被害人時，他會隨機去找那最脆弱的對象。由於夏麗的年齡，她可以接近的程度至少還算合理。但是如果他仔細想過，可能不會對黛博拉．海米克的死感到自在，所以我們不期望海米克家人會接到任何電話。

　　麥卡提帶著一份列有二十二點結論和嫌犯特徵的表回去了。他說他回去後告訴麥茲說：「我已經知道這個人了。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只是找出他的名字來。」

　　雖然他對我們的信心使我們很快慰，事情卻鮮少如此簡單。州執法單位和哥倫比亞調查站聯合搜索該地區，尋找任何黛博拉的蹤跡。但歹徒沒有一點連繫、沒有要求，案子也沒有新的證據。我們在匡提科等候音訊，準備迎接發生的任何事。對於失蹤孩童家人感同身受，這種心情簡直令人無法忍受。在主管及麥茲警長二人要求下，我收拾行李南下飛往哥倫比亞，給予現場協助。我帶著隆．沃克一起前往。這是自從他和布雷恩．麥韋恩在西雅圖救了我的命之後我們頭一次一起出差。

　　麥卡提在機場接我們。我們一點時間也不浪費，立刻先熟悉各個不同現場。麥卡提載我們到每個綁架地點。天氣又溼又熱，即使以我們維吉尼亞的標準看來也是一樣。在兩家門口都沒有明顯的掙扎跡象。史密斯屍體棄置地點也就是那樣，明顯可以看出歹徒是在別處殺人。看到這些地點，我更相信這個兇手一定非常熟悉這一帶，雖然有些打到史密斯家的電話是長途的，歹徒一定是當地人。

　　偵辦此案的主要人員在警局開會。麥茲警長有一間大而使人印象深刻的辦公室──長約三十呎，天花板高十二呎，牆面上滿是匾額、證書和紀念物品，他一生中做過的每件事都在這些牆上，從偵破謀殺案的獎狀到女童軍的感謝狀。他坐在那張大辦公桌後頭，我們其他人──我和隆、羅柏．艾維，路易．麥卡提──圍著他成半圓形。

　　「他不打電話到史密斯家了。」麥茲惋惜地說。

　　「我會要他再打電話。」我說。

　　我告訴他們說，罪犯剖繪應當可以在警方偵訊中提供寶貴的幫助，但是我認為我們需要把他逼出面，而我也解釋了一些我心裡所想的防制技巧。我問他們有沒有一個當地的報紙記者肯和我們合作。這不是新聞檢查或是要記者照我們命令去寫的問題，而是此人要能同情我們想要做的事，而且也不會過度急切到使我們承受不了的地步，像許多新聞人員一樣。

　　麥茲提議找《哥倫比亞州報》的瑪格麗特．歐西亞（Margaret O'Shea）。她同意來到辦公室，然後我和隆教她一些關於這個罪犯人格的情形和他可能會有的反應。

　　我們告訴她說，他會密切注意新聞，尤其是以唐安為專題的報導。我們從研究中得知，這類罪犯通常會回到犯罪現場或他們受害人的墓地。我告訴她說，只要我們寫對了報導類型，就可能把他引出來，將他捕獲。至少我們也希望能讓他再開始打電話。我告訴她說，在泰樂諾下毒案（Tylenol poisoning）中，我們就曾獲得新聞界成員的合作，從此那也成為我們希望的方式典範。

　　歐西亞同意寫出我們想要的那種報導。然後麥卡提帶我去見史密斯家人，向他們解釋我希望他們做的事。我的想法主要是要找唐安作誘餌，引蛇出洞。羅勃．史密斯對這件事極為緊張，他不希望讓他僅存的女兒置身危險的處境。我雖然也很擔心這個策略，但是也感覺到它是我們的一記絕招，所以一直向史密斯先生保證，夏麗的兇手是個懦夫，不敢在眾目睽睽之下對付唐安。研究了電話錄音之後，我相信唐安既聰明又勇敢，足以勝任我要她做的事。

　　唐安帶我到夏麗的房間，從她死後，房間一直未曾更動過。你或許也料想得到，在驟然且悲慘的喪子家庭中，這是相當普遍的。讓我注目的第一件事，就是夏麗所收集的無尾熊填充玩具──有各種形狀、大小和顏色。唐安說這些收集品對夏麗非常重要，她朋友全都知道。

　　我在房間待了許久，想要產生夏麗會有的感覺。她的兇手是絕對抓得到的。我們只是必須做出正確的選擇。過了一段時間，我拿起一隻小無尾熊，是那種你捏它肩膀、它的手臂會又開又合的。我向這家人解釋說，再過幾天──時間剛好夠讓報紙作完完整的報導──我們要在萊克辛頓紀念公墓夏麗的墳前舉行一個紀念儀式，在儀式當中，唐安要把這隻填充動物繫在花環上。我認為我們很有可能把兇手吸引到儀式中，更可能使他在儀式結束後回到現場拿走無尾熊，當作對夏麗的紀念物。

　　瑪格麗特．歐西亞明白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新聞，因此派了一位攝影記者來參加儀式。因為墓碑還沒有建好，我們就在那裡建了一個白色的木質演講台，正面貼著夏麗的照片。家人站在墓邊，輪流為夏麗與黛博拉獻上祈禱。接著唐安舉起夏麗的小無尾熊，將它的手臂夾在一把花束中的玫瑰花莖上。整個儀式是一次充滿感情且動人的經驗。當史密斯家人致詞、一群當地報紙的攝影記者在拍照的時候，麥茲的人正悄悄記下所有駛經該處的車輛車牌號碼。讓我擔心的一件事是墓地離馬路太近了。我想這樣一個不隱密的地點可能會把罪犯嚇得不敢走近，卻又讓他可以從馬路上就看到他想看的。但這一點我們卻無能為力。

　　第二天報上登出了照片。殺害夏麗的兇手並未如我們所願的當晚去拿那隻無尾熊。我想是那裡離馬路太近，的確嚇到他了。但是他倒是再度打電話了。午夜過後不久，唐安又接到一通「夏麗．費依．史密斯」打來的對方付費電話。對方確定接電話的是唐安，也確定「你知道這不是在唬人，對吧？」以後，發出了迄今為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宣佈：

　　「好，你知道，上帝要你和夏麗．費依作伴。這只是時間問題，這個月、下個月、今年、明年。你不可能永遠受到保護。」接著他問她有沒有聽說過黛博拉．梅．海米克。

　　「嗯，沒有。」

　　「那個十歲的孩子？海──米──克？」

　　「嗯，里其蘭郡那個？」

　　「對呀。」

　　「呃──呃。」

　　「好，仔細聽著。走一號公路往北……呃，一號公路往西，在桃子節路或是比爾烤肉店左轉，往前走三哩半，經過吉伯特，右轉，最後一段泥土路，然後你會看到在雙谷路上的一個『停車再開』的交通標誌，穿過吊橋，經過『禁止入內』的標誌，往前五十碼，往左走十碼。黛博拉．梅在那裡等著。上帝寬恕我們所有人。」

　　他愈來愈大膽而且狂妄，不再使用改變聲音的裝置。唐安不顧他對她生命的明顯威脅，極力拖延他講電話的時間，沉著機警，並且向他索討她妹妹的照片，那是他答應要寄過來卻一直沒有寄來的。

　　「那顯然一定是被聯邦調查局拿走了。」他為自己辯解，也表示他明白我們在這個案件中的角色。

　　「才不是哩。」唐安反駁道。「如果他們拿到了什麼，我們也會有，你知道。你會把照片寄過來嗎？」

　　「嗯，好啦。」他含糊地回答。

　　「我認為你在耍我，因為你說過要寄來，我卻沒收到。」

　　我們已經逐漸接近，不過我們使唐安置身更大危險中，這種責任也使我十分沉重。我和隆在協助當地警方時，哥倫比亞SLED實驗室中的技師也正把唯一一項證物──夏麗的遺囑──作各種想像得到的檢測。遺囑是寫在有畫線的大型拍紙簿上，一位分析人員靈機一動。

　　有一種機器叫做Esta機，它可以偵測出隔著許多張紙書寫所留下的極細微的凹痕。運用這個機器，這位分析人員偵測出部分購買雜貨的清單，以及似乎是一串數字的東西。最後他終於辨識出十個數目字當中的九個：二○五─八三七─一三？八。

　　阿拉巴馬的區號是二○五，而八三七是杭次維爾的交換局號。SLED和貝爾公司安全部門的南方分部合作，查對杭次維爾的十個可能的電話號碼，再加以核對，看看有否任一號碼和哥倫比亞─萊克辛頓郡地區有過關連，其中有一個號碼在夏麗被綁架之前幾星期曾接過自一個住家打出的多通電話，這個人家距史密斯家只有十五哩遠。這是至今為止最大的線索。根據市府紀錄，這棟房子屬於一對中年夫妻，艾力斯與夏崙．謝柏（Ellis and Sharon Sheppard）。

　　得知這項消息後，麥卡提立刻率領幾名副警長趕往謝柏家。這家人誠懇友善，但是五十幾歲的艾力斯除了是個電匠以外，沒有一點符合對嫌犯的描述。謝柏夫婦結婚多年，婚姻幸福，和我們預測兇手的背景無一處吻合。他們承認打過電話到杭次維爾，那裡是他們從軍的兒子派駐的地方，但是他們說，兩次恐怖的兇殺案發生的時候，他們都在外地。好不容易有了如此具有希望的線索，如今卻得到這種結果，自是令人失望。

　　不過麥卡提與我們一起工作了相當久，他相信這剖繪是正確的。他向謝柏夫婦描述了這份資料，並問他們有沒有認識這樣的人。

　　兩人彼此互望，立刻認出來了。那應該是賴利．吉恩．貝爾（Larry Gene Bell）。

　　在麥卡提的仔細詢問下，他們把對貝爾的瞭解盡其所知的告訴了這位副警長，他三十歲出頭，離婚、有一個兒子和他前妻住在一起，害羞、大塊頭。他為艾力斯做事，負責家庭接線配線的工作，也做些零星工作。他做事一絲不苟，條理分明，跟父母住在一起。在他們到外地的六個星期中替他們看家，他們回來以後，他才回去。夏崙．謝柏記起自己曾在一本便條紙上寫下她兒子的電話給吉恩──他們都是這麼稱呼他的──以備萬一吉恩在家裡而家中剛好有什麼事情時可以打電話通知。如今回想起來，當他到機場去接他們的時候，他一直在說史密斯家女孩的綁架和兇殺案。他們看到他的時候也被他的外表嚇了一跳：他的體重減輕、鬍子未刮，看起來情緒十分激動。

　　麥卡提問謝柏先生是否擁有槍枝，艾力斯說他有一把點三八的上膛手槍在家裡，供自衛用。麥卡提想要看一看，艾力斯很樂意的帶他去到放槍的地方，但是槍卻不見了。兩人在房裡到處搜尋，終於找到了──在吉恩曾睡過的床墊下。槍已被發射過，此時是卡住了。床墊下還有一本《哈騷客》（Hustler）雜誌，上面有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被捆縛成十字架狀。當麥卡提播放打給唐安的電話錄音時，艾力斯也肯定那是賴利．吉恩．貝爾的聲音：「毫無疑問。」

　　大約清晨兩點的時候，隆．沃克敲我的房間門，把我從床上叫起來。他剛剛接到麥卡提的電話，麥卡提告訴他賴利．吉恩．貝爾的事，並且要我們立刻到他辦公室。證據和我們的剖繪完全相符。嫌犯正確符合，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可以說是正中靶心。警長的照片顯示有一輛登記在貝爾名下的車在墓地附近的路上，不過駕駛人並沒有下車。

　　麥茲計劃在第二天早上貝爾出門工作的時候將他逮捕，他想要我提供如何偵訊的意見。在他辦公室後面有一輛旅行拖車，是警方在一次突擊毒販行動中截獲的，警方一向用來作為副辦公室。在我的建議下，他們迅速將它變成此案的專案總部。他們在牆上掛起這個案子的照片和犯罪現場的地圖，辦公桌上也都是堆得老高的卷宗和資料。我要他們在拖車裡安置許多狀極忙碌的警察，做出已經有許多對兇手不利的證據的樣子。

　　我們警告他們說，要他認罪會是件很困難的事。南卡羅萊納州是個有死刑判決的州，而最起碼這傢伙也會在獄中服刑很久，以他騷擾兒童和殺人兇手的罪名，他在獄裡不會有好日子過的──如果一個人珍視自己生命和身體的無損，這可不是最有利的情況。最有可能的辦法，我認為，是一些保留面子的說詞──不是把一部分罪推給受害人，而使偵訊者非常不快，就是想辦法以精神異常來解釋。無法開脫自己罪名的被告，經常會用這一招，雖然從統計數子上看來，陪審團很少會相信。

　　警方人員在第二天早上賴利．吉恩．貝爾離開父母家去工作的時候將他逮捕。他被帶進專案總部時，吉姆．麥茲仔細觀察他的臉。「就像他臉上突然刷了一片白粉一樣，」這位警長說道。「使他有了適當的心理狀況。」警方告知他的權利後，他自願放棄，同意直接與偵訊人員說話。

　　警方幾乎花了一整天對付他，我則和隆在麥茲的辦公室等候，一方面接受偵訊進展的通知，一方面教導他們下一步該怎麼做。在此同時，持有搜索狀的警方人員正在檢查貝爾的家。果然如我們所料，他的鞋子在床底下排得整整齊齊，他的書桌整理得井然有序，就連他那輛開了三年、保養得相當好的汽車車廂裡的工具，也都規規矩矩的擺放著。他們在他書桌上發現有手寫的往他父母家的路線說明，寫的方式和他指出史密斯與海米克棄屍地的路線說明完全相同。他們也找到更多的關於捆縛及性變態的色情圖文，如我們所料。專家在他的床上找到一些毛髮，與夏麗的毛髮相符，寄出她遺書所用的紀念郵票，和他書桌抽屜裡的一張大全張郵票也相符。當他的照片隨後出現在電視新聞後，黛博拉．海米克被綁架時的目擊證人立刻認出是他。

　　他的背景很快就清楚了。果然和我們所預測的一樣，他從孩童時期就涉及不同的性事件，終於在二十六歲的時候失控，以刀脅迫一名十九歲已婚女性上他的車。為了避免進監牢，他同意接受心理輔導，但去了兩次以後就不去了。五個月後，他又企圖以槍枝脅迫一名大學女生上他的車。這次他被判刑五年，而在二十一個月後獲假釋出獄。緩刑期間，他對一個十歲大的女孩打了八十多通猥褻電話。他認罪後只獲得更多的緩刑。

　　但是在拖車裡的貝爾卻沒有說什麼話。他否認和罪行有任何牽連，只承認對兩件案子很有興趣。即使他們播放錄音帶給他聽，他也毫無反應。過了大約六個鐘頭，他說他想私下和麥茲警長說話。麥茲進去後又把他的權利告訴他一遍，但是他依然什麼也不承認。

　　因此在下午稍晚的時候，我和隆還在警長辦公室，麥茲和檢察官唐．梅耶斯（Don Meyers）帶著貝爾走了進來。此人肥胖溫和。我和隆都相當吃驚。梅耶斯用他那南卡羅來納州口音說：「你知道這些人是誰嗎？他們是聯邦──調查局的人。你知道，他們對嫌犯做了一個罪犯剖繪，跟你完全符合！現在他們要和你談一談。」他們要他坐在靠牆的這張白色沙發上，兩人走了出去，留下我們和貝爾在一起。

　　我坐在咖啡桌邊緣，面對著貝爾。隆站在我後面。我仍然穿著那身半夜離開旅館時所穿著的衣服，也就是白襯衫和幾乎是相配的白長褲。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白色的房裡，加上白色的沙發，我看起來有點像是醫院的味道，幾乎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

　　我先對貝爾說明我們對連續殺人犯的研究背景，並且明白告訴他說，從我們的研究當中，我們非常明白要為這些兇殺案負責的個人犯罪動機。我告訴他說，他或許會一直否認他犯過這些罪，因為他一直在壓抑令他覺得不舒服的念頭。

　　我說：「我們進到許多監獄，訪問了所有這些人犯之後，發現其中一件事是，個人背景的真相幾乎從來不見公布。通常像這樣一個罪行發生的時候，它對犯下此罪的人而言就像是一場惡夢。他們經歷許多生活中突如其來的壓力來源──財務問題、婚姻問題，或是和女朋友的問題。」我說這些的時候，他也在點頭，就像這些問題他全有。

　　接著我說：「我們的問題是，賴利，當你去法院的時候，你的律師可能不希望你上證人席，於是你永遠也沒有機會為自己解釋。他們知道的你，全都是不好的一面，沒有一件你的好處，只知道你是個冷血的殺人犯。我說過，我們發現通常有人做這種事情的時候，那就像是一場惡夢，當他們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們都不敢相信他們真的犯下這種罪。」

　　我在說話的時候，貝爾一直點頭表示同意。

　　在這種時候，我並沒有直接問他有沒有犯案，因為我知道如果我這樣問，一定會得到否定的答覆。所以我湊上前問他：「你什麼時候對這個罪行第一次開始感到不舒服，賴利？」

　　他說：「當我看到照片，又看到報上一篇講到死者家屬在墓地祈禱的文章的時候。」

　　然後我說：「既然你現在坐在這裡，不妨說說你有沒有做這件事？你可不可能做了呢？」在這一類型的背景中，我們盡量避免使用像「殺死」、「罪行」、「兇殺」等指責或會激怒人的字眼。

　　他抬頭看著我，滿眶淚水的說：「我只知道坐在這裡的賴利．吉恩．貝爾不可能做這件事，但是那個壞的賴利．吉恩．貝爾可能有做。」

　　我知道這已經是我們能得到最接近認罪的話了。但是唐．梅耶斯希望我們再試一件事，而我也贊同他的看法。他認為如果讓貝爾和夏麗的母親與妹妹面對面，我們或許能夠看到他當下的即時反應。

　　希爾妲和唐安同意做這件事，於是我告訴她們該怎麼說和怎麼做。接著我們到了麥茲的辦公室。他坐在那張大辦公桌後面，我和隆．沃克分坐在房間兩側，三人形成一個三角形。他們把貝爾帶進來，要他坐在中間，面對著門。然後他們帶希爾妲和唐安進來，並要貝爾說話。他一直低著頭，像是不敢正視她們。

　　唐安照著我所教的直盯著他的眼睛，並說：「就是你！我知道是你。我認得出你的聲音。」

　　他沒有否認，不過也沒有承認。只開始把我為了讓他說話而跟他說的那些話對著她們說了起來。他說坐在這裡的賴利．吉恩．貝爾不可能做了那些事，還說了其他一些狗屁話。我依然希望他能利用精神異常的辯解理由，把一切都對她們說出來。

　　如此持續了一段時間。史密斯太太一直問他問題，希望他說出真相。我相信房間裡每個人都為了必須聽這些東西而作嘔到了極點。

　　突然間我有一種想法，不知道希爾妲或是唐安有沒有攜帶武器。她們有沒有接受檢查，確定沒有帶槍？因為我不確定有人這麼做過。所以這段時間當中，我一直坐在椅子邊緣踞著腳，準備隨時在她們有人伸手到皮包裡的時候抓把槍，解除她們的武器。我知道如果死者是我的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會做出什麼事，其他許多父母也會做出同樣的事。現在正是殺掉這個傢伙的大好時機，而且全世界沒有一個陪審團會定她們罪。

　　幸好唐安和希爾妲並沒有偷帶武器進來。她們比我要有克制力，也比我對這個制度有信心，不過隆事後檢查過，她們沒有被搜身。

　　翌年一月底，賴利．吉恩．貝爾因殺害夏麗．史密斯受審。由於這件案子遠近知名，審判地點改在查士敦附近的柏克萊郡。唐．梅耶斯請我以專家證人的身分為罪犯剖繪及其如何發展作證，同時也提出我偵訊被告的證詞。

　　貝爾沒有上證人席，也再沒有承認任何罪名。他在麥茲警長辦公室裡對我說的話，算是最接近認罪的一次了。審判時間他大多在和夏麗．史密斯寫遺書的紙相同的那種便條紙上寫下詳盡、強迫式的筆記。不過檢方的論據十分令人信服。在幾乎一個月的提出證詞之後，陪審團只討論了四十七分鐘，就提出他們的判決：被告有罪，罪名是綁架案及一級謀殺罪。四天後，在陪審團進一步的商議和建議下，他被判處電刑。他又因綁架及殺害黛博拉．梅．海米克而另案受審，陪審團這次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得出相同的判決與判刑。

　　自我的觀點而言，賴利．吉恩．貝爾的案子是法律執行發揮到極致的一個例子。這個案子當中，許多郡、州、聯邦機構、敏感而活力充沛的地方領袖、兩個英勇的家庭緊密合作；剖繪和犯罪分析及傳統警力與法醫技術之間的絕佳結合。集結這些因素，才使得一個危險性日增的連續殺人犯及早被遏制住。我很希望它能成為未來調查的一個典範。

　　唐安．史密斯日後生活頗為多姿多采。審判後一年，她當選「南卡羅萊納州小姐」，並且入圍「美國小姐」選美賽的決選。她後來結了婚，並追尋自己的音樂志向，成為一個鄉村及福音歌手。我不時會看到她出現在電視上。

　　在我寫這部分的時候，貝爾仍在南卡羅萊納中央懲戒所的死囚牢裡，他把牢房保持得異常整潔俐落。警方相信南北卡羅萊納州其他多起女孩和年輕婦女被害的案件，也應由他負責。就我而言，根據我的研究和經驗來看，這種類型的個人毫無恢復正常的可能。如果放他出來，他還會再去殺人。對於那些聲稱讓囚犯長期待在死牢中是殘酷且不尋常懲罰的人而言，我或許會同意他們的看法到某種程度。延遲最終的懲罰，的確是殘酷且不尋常的──對史密斯與海米克兩家人、對認識並且喜愛這兩個女孩的人，以及對我們其他希望見到正義伸張的人而言。

第十七章　誰都可能是受害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佛羅里達州譚帕灣一名漁夫在他船上發現水上有三個「漂浮物」。他聯繫海岸防衛隊和聖彼得堡警方，兩方人員於是把這些腐爛不堪的屍體打撈上岸。死者全是女性，雙手雙腳被人用黃色塑膠繩和普通白繩綁在一起。三人頸部都綁著二十幾公斤重的煤塊。這些煤塊是兩孔型而不是較常見的三孔型。她們嘴上貼著銀色的管線膠帶，從殘留的痕跡看來，她們被丟入水中的時候眼睛上也貼著膠帶。三人都穿著Ｔ恤和兩截式泳衣的上半截。雖然這些水中屍體的狀況無法讓法醫決定此案是否是性攻擊，但泳衣的下半截都不見了，表示這件案子和性犯罪有關。

　　根據在岸邊發現的一輛汽車，三具屍體被指認出，分別是三十八歲的瓊安．羅傑斯和她兩個女兒：十七歲的米雪及十五歲的克莉絲蒂。她們住在俄亥俄州一處農場，這次是她們第一次真正的度假之旅。她們已經去過迪士尼世界，當時正住在聖彼得堡的戴氏旅店，即將動身返家。羅傑斯先生抽不出時間離開農場。所以沒有陪同妻子女兒一塊前去。

　　檢驗死者胃中食物，並對照戴氏旅店餐廳工作人員的訪談，確定死亡時間是大約四十八小時以前。唯一的物證是在汽車裡發現的一張字跡潦草的便條，上面寫著從戴氏旅店到汽車被發現地點的指示。紙的另一面則是聖彼得堡一條繁忙的街道德耳．馬布瑞街到旅館的說明和地圖。

　　這件案子立刻成了大新聞，出動了聖彼得堡和譚帕的警方，及希斯伯羅郡警長辦公室的人員。社會大眾人人自危。如果這三個俄亥俄州來的無辜觀光客會被這樣殺害，每個人都這麼想，那麼任何人都可能是受害人。

　　警方試圖追查便條，將便條上的字跡和旅館員工及德耳．馬布瑞街一帶商店和辦公室的人的筆跡加以比對，便條上的說明就是從這條街開始的。但是他們一無所獲。然而這件兇殺的殘暴及性犯罪性質卻令人驚駭，且表示出某種特性。希斯伯羅郡警長辦公室和聯邦調查局的譚帕調查站連繫，並說：「我們可能有個連續犯罪的案件。」然而三處警方轄區及聯邦調查局通力合作之下，卻沒有重大的進展。

　　珍娜．孟羅是譚帕調查站的一名探員。進入調查局之前，她在加州先做警員，然後擔任兇殺組警探。一九九○年九月，在我和吉姆．瑞特為單位裡一個空缺與她面談後，我們請求將她重派到匡提科來。珍娜在調查站曾任剖繪聯絡人，她加入我們單位以後第一批替我們處理的案子中，就有這件羅傑斯案。

　　聖彼得警方代表飛到匡提科，為珍娜、勞瑞．安克隆、史蒂夫．埃特（Steve Etter）、比爾．哈格瑪伊爾、史蒂夫．馬迪俊等人說明案情。而後他們提出一份剖繪，描述兇嫌是個三十五到四十五歲左右的男性白人，從事藍領的家庭維修類工作，教育水準不高，曾有性攻擊或身體攻擊的歷史，在兇案前才剛剛面臨突如其來的壓力。等調查的熱潮一過，他會立刻離開當地，但是他和卡拉．布朗案中的約翰．普朗特一樣，事後可能會回去。

　　探員們對這剖繪信心十足，卻導不出可以逮捕的人犯，案情鮮有進展。他們需要用一種更具防制性的方法，於是珍娜去上了「懸案」節目，這是一個全國性的電視節目，對於兇嫌的找尋和指認常有很好的效果。珍娜出現在電視上，並且描述了罪行後，引出數千條線索，但是沒有一條有結果。

　　我經常告訴同事，一件事不成，你就去試另一件事，即使那是你從來也沒試過的事。珍娜就是這麼做。那張字跡潦草的便條似乎是使死者和兇手有關連的一項物品，但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多大用處。由於這個案子在譚帕─聖彼得社區相當著名，珍娜想到可以把它放大，貼到廣告看板上，看看有沒有人認得筆跡。警界多承認大多數人只認得自己家人和好友的筆跡，不過珍娜料想會有人出面指認，尤其當嫌犯經常施暴，而其配偶或友伴正想找個理由告發他的時候。

　　當地一些商人捐款提供看板空間，那張便條被複製得人人都看得見。沒有幾天就有三個彼此不認識的人打電話給警方，指認筆跡是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男性白人的，此人名叫歐拔．錢德勒，是個無照的鋁壁板安裝工，他為他們新安裝的壁板，經過一次大雨就脫落了，因此三人分別控告他。他們對他的身分都非常確定，因為他們各有一份他對於他們控告罪名的手寫答辯。

　　除了年齡和職業相符以外，他也符合剖繪中其他的關鍵部分。他有財產罪、攻擊、毆打及性攻擊的前科。此案熱潮過後，他搬離這附近，不過並未遷離這個區域。至於他面臨的突如其來的壓力，則是他目前的妻子才剛剛生下一個寶寶，而他並不想要這個孩子。

　　接著，在聽說了兇殺案的細節後，另一名受害人出面了，這是當你打破案子的僵局以後常會發生的事。一個女人和她的女性朋友遇見一個符合對錢德勒的描述的一個男人，他邀她們乘他在譚帕灣的小船出海。那名女友感覺不妥所以拒絕，於是這個女人獨自前往。

　　船到海灣中間的時候，他想要強暴她，她試圖抵抗的時候，他就警告她說：「不准叫喊，否則我在你嘴上貼膠布，把你綁在煤塊上讓你淹死！」

　　歐拔．錢德勒被逮捕、受審，被判殺害瓊安、米雪及克莉絲蒂．羅傑斯的一級謀殺罪。他被判處死刑。

　　他的被害人都是些信任別人的普通人。他的選擇幾乎是任意的。有時候兇嫌的選擇完全是任意的，這正證明了一個駭人的看法，也就是任何人都可能是被害人。而在類似羅傑斯案的情況下，防制技巧就變得極為重要了。

　　一九八二年年底，芝加哥有多人神祕且突然地死亡。不久後，芝加哥警方就找出這些死者之間的關聯，並找出原因：死者全都服用過有氰化物的泰樂諾膠囊。膠囊在胃中分解之後，死神立刻來到。

　　芝加哥的主管艾德．賀格提要我調查這件案子。我從沒有接過產品被動手腳的案子，但是在考慮時，我想我和獄中犯人訪談所得及與其他類型人犯相處的經驗，其中許多都可以運用在這裡。在聯邦調查局的代號中，這個案子被稱為「泰殺案」。

　　調查人員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中毒事件的任意性。由於犯罪者既非針對某一特定受害人，又沒有出現在犯罪現場，因此我們通常所作的分析不會直接顯示出什麼。

　　這些殺人事件表面上看起來都沒有動機，也就是說，它們沒有任何傳統的、可以認出的動機，例如愛、忌妒、貪婪或是報復。下毒者可能是針對廠商嬌生公司、販賣這些產品的商店之一、一或多名受害人，或者整個社會。

　　我認為這些下毒案件和任意埋放炸彈、從天橋上往下面的汽車丟石塊是同樣類型。在這些罪行中，犯罪者從未看過受害人的臉。我描繪的這個犯罪者──很像朝暗黑汽車裡開槍的大衛．伯考維茲──是比較在意要把他的憤怒宣洩出來，而不是以某一種類型的受害人為目標。如果讓這類的嫌犯看到受害人的臉，他或許會再三思，或是顯露悔意。

　　和其他任意的、懦夫式的犯罪比較之後，我覺得對這名不明行兇者的情況有了一些瞭解。雖然我們處理的是不同類型的犯罪，但是這個剖繪在許多地方是很熟悉的。研究告訴我們，殺人不經挑選也不求出鋒頭的嫌犯，其動機比較容易是憤怒。我相信這傢伙有不少嚴重沮喪期，也是個凡事都弄不對勁、沒有希望的那一型，在他人生的求學、工作、與異性關係等階段嘗過敗績。

　　從統計數字上說來，嫌犯也可能符合刺客模式──二十八、九到三十一、二歲之間的男性白人，獨來獨往的夜貓子。他可能去過被害人的家，或是去過他們的墓地，有可能在那裡留下一些有意義的東西。我猜他的職務是以他的能力所能找到最接近權力和權威的工作，例如救護車司機、警衛、店家的安全人員，或是義警。他也可能有些軍中的經驗，或者是陸軍或者是陸戰隊。

　　我猜他過去接受過心理治療，並曾服用醫師開的藥物控制病情。他的車子至少有五年之久，保養得不算好，但是卻代表一種力量和權力，例如警方喜歡採用的福特車型。逼近第一次下毒日期──九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的時候，他可能正面臨突然的壓力，他把壓力怪罪到整個社會，而更引燃了憤怒。一旦這個案子變得眾人皆知的時候，他會和在雜貨店、酒吧碰到的任何想聽的人討論，也會和警方人員討論。這些罪行所代表的權力是增強他自我的主要事物，表示他可能會寫日記，或是有本媒體報導的剪報。

　　我告訴警方說，他也可能寫過信給擁有權位的人，如總統、調查局局長、州長、市長，向他們抱怨自己受到的不公。起初的信件上，他會簽名。而時間漸漸過去，卻沒有得到任何人給他的適當答覆，於是他會因為被人忽視而日益憤怒。這些任意毒殺別人的事件，可能就是對所有不把他話當真的人回敬的報復。

　　最後，我警告他們不要去鑽研兇嫌何以選擇「泰樂諾」作為下毒的工具。這是一樁粗製濫造的下毒行動。「泰樂諾」是很常見的藥，膠囊又容易打開。要說他對嬌生公司有什麼怨恨的可能性，那麼說他喜歡這種包裝也是同樣可能。

　　就像連續放置炸彈、連續縱火和其他這類案件一樣，在像芝加哥這種大城市，許多人都會符合這種一般的剖繪。因此這也像羅傑斯案一樣，更重要的是防制技巧。警方必須給犯人壓力，讓他無法應付。要做到這一點，有一種方法，就是只發佈正面的陳述，同時我警告他們不要稱他為瘋子，以免激怒他，不幸的是，他們已經這麼稱他了。

　　但更重要的是，鼓勵新聞界刊載受害人人性化一面的文章，因為這種罪行的本質就是在不明行兇者的心中不把受害人當人。尤其我認為如果他被迫去面對一個遇害的十二歲女孩的臉，他或許會開始有些罪疚，而我們也許可以經由這一點逮到他。

　　我想到把我們用在亞特蘭大和夏麗．史密斯案的方法略作變通，於是建議在墓地為一些死者舉行守靈的儀式，因為我想這個不明行兇者或許會參加。我知道嫌犯可能對自己很不悅，於是也勸警方大量向新聞界發佈與罪行相關的一些週年紀念消息。

　　我想我們也可以鼓勵他前去某些特定商店，就像我們曾經「指示」密爾瓦基和底特律的銀行搶匪去打劫某些我們早已守候的分行一樣。比方說，警方可以放出消息說，他們已經採取步驟，要保護某家商店的顧客。我認為這個傢伙會情不自禁的要去這家店裡，對他行為的影響作第一手的觀察。還有一種變通的辦法，就是刊登一篇文章，報導一位自負的商店經理公然聲稱對店裡的安全信心十足，「泰樂諾」下毒者根本休想破壞任何架上的物品。另一種版本則是要警方或聯邦調查局到某家據報極有可能被放置下毒物品的店裡，而一旁還要有媒體守候。然後警方發現是虛驚一場，但是警方人員要對著攝影機說，由於警局的情報能力極有效率，所以嫌犯才決定不要在這家店裡放下了毒的「泰樂諾」。這是向他間接提出挑戰，而他會難以拒絕的。

　　我們可以弄出一個痛心疾首的心理醫生，他在訪談中聲援嫌犯，將他歸類為社會的受害者，讓他不失面子。我料想嫌犯會打電話給醫生，或是駕車經過醫生的辦公室，我們就可以誘捕及追蹤。

　　我也想到，如果警方成立一支由百姓組織的志工小組，幫助警方接聽各種提供消息的電話，嫌犯也可能會自願加入。如果當初我們在亞特蘭大有成立這樣的組織，我想我們會看到韋恩．威廉。泰德．邦帝就曾在西雅圖一處強暴危機中心擔任義工。

　　在與媒體密切合作──或是運用媒體──之時，執法單位一向是有幾分拘謹。在我的職業生涯裡，這種情形出現許多次。在八○年代初期，當剖繪計劃還相當新奇的時候，有一次我被召往總部，去見刑事調查部及局裡的法律顧問，向他們解釋我的防制技巧。

　　「約翰，你不會騙新聞界吧，是不是？」

　　於是我舉了一個最近的例子，說明一個成功的與媒體合作的防制方法如何奏效。聖地牙哥有個年輕女郎被人勒斃並遭強暴，陳屍在山間，脖子上還繞著一個狗項圈和皮帶。她的車被人發現停在公路旁邊。顯然是她的車子沒有油，而兇手搭載她──或是裝作好心或是強行把她架上車──並把她載到陳屍的地點。

　　我建議警方以特別的順序向新聞界發佈消息：首先，他們要描述這件罪行和罪案的分析：其次，他們要強調聯邦調查局已全力介入此案，並和州政府及當地有關單位合作，而「就算要花上二十年時間，我們也要逮到這個傢伙！」第三，他們要說在這樣一條繁忙的道路上有一個女人的車子拋錨，一定會有人看到什麼事的。我要第三篇文章提到，有人報案說在她被綁架的時候有可疑的人或事，而警方呼籲民眾提供消息。

　　我的推理是這樣的：如果兇手以為有人在他行兇的某個過程中看到他（也許真的有人看到），那麼他會認為他應該讓警方消除懷疑，應該為出現在現場提出解釋和正當的理由。他會出面提出說詞，大意是：「我開車經過，看到她車子不能動了。於是我把車停下來，問她要不要我幫忙，但是她說不要緊，所以我就開走了。」

　　其實警方經常透過媒體尋求民眾的協助，不過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防制技巧。我懷疑有多少次罪犯自己前來卻又從警方手裡溜出，只因為他們不知道要尋找什麼。對了，這並不表示說真正的證人需要為他們挺身而出感到害怕。證人不會變成嫌犯，但是你卻很有可能協助警方逮捕到真正的嫌犯。

　　在聖地牙哥案中，這一招正如我所料的奏效了。不明行兇者加入調查，於是落網。

　　「好吧，道格拉斯，我們瞭解了。」聯邦調查局總部的人員心不甘情不願地說。「你要採用這種方法的時候，讓我們知道一下就是了。」任何創新的東西，對官僚體系來說都像毒蛇猛獸一樣嚇人。

　　我希望不管用什麼方法，新聞界可以幫助我們把下毒者引出來。芝加哥論壇報頗受歡迎的專欄作家包柏．格林（Bob Greene）和警方及聯邦調查局人員會面。然後他寫了一篇關於十二歲的瑪麗．凱樂門的動人文章。瑪麗是中毒者中最年輕的一個受害人，也是一對再也不能生育的夫婦的獨生女。文章刊登出來以後，警方和聯邦調查局探員也準備好監視她的家和墓地。我想大多數和這件案子有關的人都會認為這是胡扯，充滿罪惡感和（或）快活地回味罪行的兇手才不會重返死者墓地。但是我力勸他們試一個星期。

　　警方對公墓展開全天候監視的時候，我仍然在芝加哥，我知道如果他們一無所獲，我就得面對他們的憤怒了。在最佳狀況下，全天候監視也是件無聊且不舒服的工作。在夜裡的墳場監視，情況更糟。

　　頭一晚，毫無動靜，墓地平靜安詳。但是第二天晚上，監視小組好像聽到什麼聲音。他們偷偷走近墳墓，聽到一個年齡符合剖繪描述的男人的聲音。

　　男人淚水盈眶，顯然快哭出來了。「我很抱歉，」他祈求著說道。「我不是故意的。那是個意外！」他請求死去的女孩原諒他。

　　乖乖，他們想，道格拉斯的話絕對沒錯了。於是他們一擁而上。

　　但是，且慢！他口裡唸的名字不是瑪麗。這傢伙簡直嚇呆了。等警方人員終於湊近去看，才發現他是站在瑪麗墳墓旁邊的一座墓前。

　　原來埋在瑪麗旁邊的這個死者，是一樁車禍的受害人，肇事者撞人後逃逸。而這位過失殺人的兇手現在回到墓前向死者悔罪。

　　四或五年以後，芝加哥警局運用同樣的方法在一樁兇殺懸案上。該案由聯邦調查局訓練協調員包柏．沙高斯基（Bob Sagowski）領軍，在接近兇案周年的時間一直向報社發佈消息。當警方在死者墓前逮捕兇手的時候，兇手只說：「我還在想你們怎麼這麼久才來？」

　　我們並沒有用這個方法抓到「泰樂諾」下毒者。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抓到兇手。我們逮捕了一名嫌疑犯，並且以勒索罪名將他定罪，此案和這些下毒案有關，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讓他因下毒案受審。他符合剖繪。但是在警方進行對墓地作全天候監視的那段時間，他人不在芝加哥地區。不過當他入獄後，卻再也沒有人報案有下毒案件了。

　　當然啦，不經審判，我們不能肯定這人就是我們要找的對象。但是很顯然犯下連續殺人案的歹徒當中，有相當多比例的人確實是被抓到了，只是調查他們案子的警方和探員並不知道。當一個作案頻仍的兇手突然停止殺人，那麼除了他決定不要幹了這種單純的原因以外，還有三種解釋。第一個理由是他自殺了，對某些人格類型而言，這是相當正確的。第二個理由是他已離開這個地區，到別處營生了。有了聯邦調查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計劃」電腦庫，我們給全國成千上萬個警方轄區可以輕易分享資訊的能力，而預防第二點的情況發生。第三個解釋是兇手因為其他罪名被抓起來了──通常是竊盜、搶劫或攻擊──正為這些較輕的罪名服刑，而警方根本沒有把他和重罪聯想到一起。

　　「泰樂諾」案之後，在產品中下毒的案件層出不窮，只不過大多數都起因於較傳統的動機。比方說在家庭案件中，殺害配偶後將之安排成誤食下毒的食品的樣子。在判斷這類案件時，警方應該考慮報案的數目、案件是只限當地或是四散各處、產品被消費的地點是不是鄰近它被下毒的地方，以及被害人與報案人之間的關係。

　　就和任何被懷疑的私人原因兇殺案件一樣，警方應該找出有否衝突歷史，並蒐集所有案發前及案發後行為的資料。

　　一樁表面上看起來沒有特定對象的犯罪案件，卻可能實際上有特定的目標。一件看起來似乎出自一般的憤怒和挫折的案子，也可能實際上牽涉到傳統的動機，譬如擺脫婚姻、想領保險金或繼承遺產。「泰樂諾」案之後，一個妻子利用下了毒的「泰樂諾」毒死了丈夫，而想嫁禍到原本的兇手。不過她的手法太過明顯，細節處又和原先的那些案件差別太大，所以沒有人被騙。在這類案件中，法醫的證據通常也會連接上犯罪者。比方說，實驗室可以分析出氰化物或其他毒物的來源。

　　當有人想在一項產品上動手腳，比方在義大利麵醬罐裡放隻死老鼠、在汽水罐裡放老鼠、或在一袋零嘴裡放根針，想向廠商要求金錢賠償時，同樣類型的分析也可以使調查人員輕易辨別出真相。廠商通常都希望迅速解決，以免惡名流傳，也免得大興訟事。但今天的法醫學已發展到相當程度，如果這家廠商強烈懷疑產品是被動過了手腳，因而不願和解，並把案子送往聯邦調查局，那麼動手腳的人被發現並被控告的機會是非常大的。以同樣的方式，一名優秀的調查者也可以認出經過安排的英雄行為──由欲獲得同儕或公眾肯定的個人一手串演的情節。

　　「泰樂諾」案雖然駭人，卻是個相當反常的案子。因為它看起來不像是勒索案。勒索者如果要成功，他必須確定自己有能力去勒索。因此，威脅要在產品中下毒的勒索者，他的典型做法是先改裝一份產品，在上頭做了記號，再打電話或以紙條發出他的警告。「泰樂諾」案的下毒者卻沒有發出威脅，而是直接去毒死人。

　　以勒索者的標準而言，此人不夠老到。根據其手法的拙劣（在這些下毒案後，嬌生公司花了大筆錢發展出有效的防止改裝包裝），我知道這個傢伙不是個腦筋很有組織的人。但對那些真正發出威脅的人，適用於政治威脅分析的一些指導方針也可以拿來運用，以決定這名威脅者是否真的具有危險性，能夠實現他所宜佈的意圖。

　　放置炸彈的人，也是同樣情形。如果有人威脅放置炸彈，警方永遠會當真，但是他們必須很快決定這個威脅是不是真的，以免整個社會驚懼不前。放置炸彈的人和勒索者在與對方連繫時，會典型的使用「我們」這個詞，暗示他們有一大群人會從暗處監視。事實上，絕大多數的這種人都是多疑的獨行俠，根本不信任別人。

　　放置炸彈的人通常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動機為力量的人，他們喜歡毀滅。一種是任務型的人，喜歡設計、製造、安放炸彈的刺激。還有一種是技術型，他們可以從自己設計、製造的精良巧妙中獲得滿足。至於動機，則可以從勒索到勞工爭端、報復，甚至是自殺，不一而足。

　　我們對炸彈客的研究，顯示出他們有一種一再重複的剖繪。他們通常是白人男性，年齡因被害人或目標而定。智力最起碼是中等，通常還都是中上之資，不過卻都是低成就者。他們愛整潔、有條理、行事一絲不苟、做事經仔細計劃；不愛和人對立、不善運動、膽小、表現彆扭。此剖繪來自對目標或被害人及裝置的類型的評估（比方是爆炸型或是起火型？），就如同我們在建構一個連續殺人犯的剖繪時，會從犯罪現場找尋線索一樣。我們會考慮和受害者及兇手有關的風險因素、被害人是無辜波及或是被選中的對象、容不容易被人下手、攻擊是在一天當中的什麼時間發生的、運送方式（如郵寄），以及炸彈的作工或成分當中有沒有獨特的性質或特異處。

　　在我的罪犯剖繪生涯早期，我得出針對目前非常有名的「大學炸彈客」的最初剖繪。此人是因為目標針對大學和教授而得到這個稱號。

　　我們能從炸彈客的通訊中對他們有最多的瞭解。在大學炸彈客終於要透過他寫給報紙的信件和上千字的宣言與社會大眾通訊時，他已經在長達十七年的犯罪生涯中造成三人死亡二十三人受傷。在他的多項「壯舉」中有一項，是由於他說要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放置炸彈，而使整個商業航空業暫時營運減緩。

　　和多數炸彈客一樣，他將自己的恐怖行為推託到一個團體身上（FC，或稱「自由俱樂部」）。然而他還是我所形容的那種獨行客，這一點沒有什麼疑問。

　　如今他的剖繪已經廣為刊出，我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改變我的判斷。不幸的是，雖然布魯賽爾博士在「大學炸彈客」第一次攻擊的邁德斯基「瘋狂炸彈客」一案中有重大的突破，但是當時的執法人員並不像現在那麼能運用我們這種分析方式。這類傢伙在他們犯罪生涯早期大多是可以逮得到的。以犯罪的行為、地點、目標而言，他們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犯罪是最有意義的，在這兩次之後，他們的犯罪手法會日益嫻熟完備，並在國內亂竄。時間一年年過去，他們的意識形態也會跟著擴展，早超出了當初驅使他們犯案的單純的對社會不滿心態。依我想，如果我們在一九七九年就能有現在這種剖繪技術，「大學炸彈客」在好幾年前就被抓到了。

　　多數時間，炸彈威脅只是勒索的一種工具，針對個人或某個特定團體。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德州一家銀行的總裁接到一通炸彈威脅的電話。

　　打電話來的人在一段複雜的長篇言詞中說，幾天前有西南貝爾電話公司的技術人員去到銀行，而其實那是他的人。他們已經裝置了一枚炸彈，可以用微波開關引爆，不過只要這位總裁照他們的要求去做，他們就不會讓它爆炸。

　　教人害怕的來了：他說總裁妻子露薏絲在他手上。她開的是一輛凱迪拉克車，早上去了某某地方，然後又去某某地方，等等。總裁大為驚懼，要祕書從另外一條線打電話回家，因為他知道妻子應該在家裡，但是家中電話無人接聽，於是他相信了。

　　於是對方開口要錢：十元到一百元的舊鈔。不得報警，我們很容易就認出沒有警方標幟的車。告訴你的祕書說你要離開銀行四十五分鐘左右。不要和任何人連繫。離開以前，把你辦公室的燈開開關關三次。我的人會注意看這個訊號。把錢留在你車上，在交通格外擁擠的某個地區路邊停車，引擎不要熄，停車燈不要關。

　　其實這個案子裡沒有炸彈也沒有綁架，只是一個聰明的騙徒挑上了最可能中計的受害者。他所說的每件事都是有用意的。他選擇電話公司確實派人到銀行維修之後打電話，如此就可以冒稱他們是他放置炸彈的同夥。人人都知道電話公司都做些沒人懂也沒人會去注意的工作，所以說那些人是假冒的倒會讓人相信。

　　勒索者知道總裁一定會打電話回家給妻子，因此在當天早上已經先打電話給她，先說自己是西南貝爾電話公司的人，然後說公司接到許多電話，抱怨說這附近有人打猥褻電話，所以公司要追蹤電話來源，今天中午到十二點四十五分之間，有電話響也不要去接，我們將會進行追蹤誘捕。

　　至於把錢留在車裡、停車燈不要關、引擎不要熄火的這番指示，可能是這計劃中最巧妙的部分。總裁以為燈光是訊號的一部分，其實那是歹徒的逃生系統的一部分。雖然他警告過不要報警，但是他知道被害人可能還是會和警方連繫，而對歹徒而言，最危險的階段就是取錢的時候，因為警方可能會監視。如今有了這樣的安排，萬一他倒楣而被車裡的警察逮住，他可以說他只是路過，看到車燈未熄、引擎還在轉動，於是好心要幫車主把車子引擎關掉。如果警方在這時候抓他，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就算他們抓到他手裡拿著贖款，由於他已經給他們一個堂皇正當的在車裡的理由，他就可以說他在車座位上發現一個袋子，正要拿去交給警方。

　　對勒索者而言，這是一個百分比的遊戲。他的劇本已經寫好，要做的只是把細節填進去。如果今天選的被害人沒有中計，明天他再選另一個。反正總有一個會上鉤，他就可以為他的努力換取好東西，而又不必綁架任何人或是去炸任何人。在這類案件中，歹徒的腳本通常是很好的證物，因為他知道以後還用得上，所以都會保存起來。歹徒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只要事先做一點簡單的安排，任何人都可以是他的受害人。

　　警方一旦洞穿他的詭計，他便被逮捕、審判、定罪。此人原本是個電台DJ，後來決定把自己的伶牙俐齒天分用來快速致富。

　　這類型的人和真正的綁匪有什麼區別？他們都想圖利，所以除非必要，都不想把自己暴露在受害人面前，因為他們的目的不在殺人。兩者最大的差別是真正的綁匪通常會需要人來幫忙執行他的計劃，而單純的勒索者基本上是個聰明的騙子，綁匪卻是個反社會者。殺死被害人並非他的本意，不過他也聰明到願意這麼做以遂其目的。

　　史蒂夫．馬迪俊曾參與一位埃克森公司副總裁在紐澤西家門前被綁架勒贖的案子。在掙扎時，他被歹徒意外射中手臂，綁匪──公司昔日的警衛和其妻子──不予理會，而把這個傷者（他還患有心臟病）放進箱子裡，他就死在箱子裡了。把人放進箱子──或相當的物品──裡的原因是，綁匪可以盡量少和受害人接觸，也不必把他當人看待。在這個案子中，歹徒聲稱對結果表示遺憾和無奈，當初使他們犯下這件案子的，也就是這份無奈。然而他們仍然照做不誤，一步一步毫不猶豫地做下去。他們很樂意讓別人因為他們自私的目的而死，而這正是反社會者行為的定義之一。

　　雖然綁架罪十分駭人，但它卻不像其他重大的罪，脫罪是非常困難的，因此調查人員必須仔細評估，並且帶著懷疑的眼光。調查人員雖然承認任何人都可能是受害人，但是他必須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會是這個被害人？

　　幾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家裡接到一通緊急電話。奧勒岡州一位探員告訴我一個在他轄區唸書的女孩的故事。她遭人跟蹤，但是誰也不知道跟蹤者的身分。她會看到跟蹤者在樹林裡，不過她父親或男友走過去看的時候，那人就跑掉了。他也會打電話到家裡，但是有別人在的時候絕不會打。幾個星期的沮喪之後，有一天她和男友在一家餐廳裡，然後她離桌前往女廁時被人抓住就往停車場拖去，攻擊者兇殘的用槍管塞進她的陰道，威脅說如果她去報警就要殺了她，話說完就放她走了。她情緒受到極大的創傷，提不出詳盡的描述。

　　她在有一晚離開圖書館時遭綁架。她的車被發現停在停車場。但是歹徒並沒有和她家人聯絡，情況看來很不妙。

　　我請探員告訴我一些被害人的事情。她是個美麗的女孩，一向在學校表現良好，但是去年生了一個小孩，而和家人──尤其是她父親──對小孩的撫養有些問題。最近她的成績一落千丈，尤其從有人跟蹤她之後。

　　我說先不要對作父親的說任何話，以免女孩遇害，不過我聽起來覺得這是個騙局。誰會跟蹤她？她有感情穩定的男友，最近也沒有和誰分手。通常來說，一個平常人被跟蹤，跟蹤者都是認得的人。跟蹤者的技術通常並不好，也不謹慎，如果她看見過跟蹤者，她的父親和男友不可能每一次都沒有看到。那人的電話除她以外無人接聽過。當警方要開始展開追蹤電話的工作時，那人的電話也突然不打了。還有，綁架正好發生在期末考之前──這可不是湊巧的發現。

　　我建議說，防制策略是要讓這個父親接受媒體的訪問，強調父女關係良好；說他是多麼愛她、希望她能回來；懇求綁匪放人。如果我料的沒錯，她應該在一兩天以後回來，全身髒污又有傷，並述說自己是如何的被綁架、遭凌虐，然後被人從車裡丟到路邊。

　　結果呢，她果真傷得不輕而又髒兮兮的回來了，還說了一段綁架的情節。我說我們對她所作的要點式偵訊應該以我們判斷的事實為主，不去指責她，只表示我們知道她跟雙親之間有許多問題；經歷許多壓力、創傷和痛苦；害怕考試；需要一個保留顏面的台階下。警方應該告訴她說她不會受到處罰，她需要的是輔導和了解，這兩者她都可以得到。這些都說清楚了以後，她才承認這是個騙局。

　　這是會讓你控把冷汗的案子。如果你猜錯了，後果會非常可怕，因為當真正有跟蹤的情況發生時，那常常會是駭人且要命的罪行。

　　絕大多數的跟蹤，出發點都是愛戀或仰慕，不論我們說的是知名人物或是一般人。約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愛」茱蒂．佛斯特（Jodie Foster），希望她也能愛他。然而她是個美麗的電影明星，正要去念耶魯大學，而他只是個無名小卒。於是他相信他必須作一些事使情況能夠平衡，並使她印象深刻。有什麼事情會比暗殺美國總統這種歷史性舉動更要讓人「印象深刻」？在他神智清明的時候，他一定也明白他那兩人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生活的美夢是不會實現的。但是經由他的行為，他倒是確實達到了一個目標，他出名了，而且他也以一種荒謬的方式和佛斯特連在一起，永遠留在社會大眾的心裡。

　　就像大多數這種案子一樣，辛克利當時正面臨壓力。就在他刺殺雷根總統的那段時間，他父親向他下了最後通牒，要他找份工作養活自己。

　　祕密勤務組探員肯．貝克（Ken Baker）曾主持過一次獄中訪談，對象是殺害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兇手馬克．大衛．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查普曼自覺與這位前披頭四合唱團團員有很深的關係，於是以很表面的方式去模倣他。他收集藍儂所有的歌曲，甚至結交了一個又一個的亞洲女友，模倣藍儂和大野洋子的婚姻。但就像這種類型人物常有的情況，終於他的不適感（inadequacy）達到一個無法抵擋的地步。他再也無法處理自己和他的英雄之間懸殊的差異，於是只好殺了他。令人膽寒的是，驅使辛克利犯罪並出名（應該說是臭名）的事情當中，有一件就是查普曼的例子。

　　我訪談過亞瑟．布雷莫，他曾跟蹤並企圖刺殺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後者當時正在馬利蘭州從事總統競選活動。他的刺殺造成華萊士癱瘓，終身處於痛苦中。布雷莫並不恨華萊士。在槍殺之前，他曾經跟蹤尼克森總統好幾星期。但是無法靠近他。他只是不顧一切的想要作點事，讓世人看看他的價值，而華萊士剛好是他能接近得了的，基本上是在倒楣的時間、倒楣的地點上的另一個被害人而已。

　　從跟蹤演變成暗殺的案例，數目多得驚人。在政治人物的案件中，對殺人有所謂的「使命」的觀念，實則這幾乎都是卒仔想成大人物的藉口。在電影明星和名人例如約翰．藍儂的案子中，連這個藉口都是沒有意義的。這類案子當中最悲慘的一件是二十一歲的蕾貝卡．謝佛（Rebecca Schaeffer）於一九八九年在她洛杉磯公寓前遇害的案子。這位色藝雙全的女演員因在電視劇集《山姆妹妹》中演出潘．道柏的妹妹而頗出名。她在應門時，被羅勃．約翰．巴度（Rober John Bardo）開槍射殺，此人是十九歲的失業青年，來自土孫市，前一個工作是「玩偶盒」速食店的雜工。和查普曼一樣，巴度一開始也是她的影迷。他的崇拜變成了無法自拔的迷戀，而如果他又不能和她有「正常」的關係，他就只好以另一種方式「擁有」她。

　　我們現在也都知道，被跟蹤的對象並不僅限於名人。經常有案例是被從前的配偶或舊情人跟蹤。而當跟蹤者終於想到：「如果我得不到她（或他），別人也別想得到。」這時也就到了要命的階段了。但是我們組裡對於歹徒跟蹤案最有經驗的專家、同時也是執法界這方面最優秀的專家之一的吉姆．瑞特卻指出，任何與大眾接觸的人，尤其是女性，都非常容易被跟蹤者盯上。換句話說，跟蹤者慾念的目標不必要是螢幕或銀幕上的人物。她可能是街那頭一間餐廳的女侍，或是當地銀行的行員，或者她還可能是同事呢。

　　克麗絲．威勒斯（Kris Welles）就碰到這樣的事。她在蒙大拿州米索拉市的科倫斯家具公司工作，做事有效率，十分受奪重，於是步步高昇，先是業務經理然後在一九八五年成為總經理。

　　克麗絲在辦公室工作的同時，有一個叫做韋恩．南斯（Wayne Nance）的人在倉庫工作。他不太與人交往，不過似乎蠻喜歡克麗絲的，而克麗絲也一直對他親切和善。只是韋恩的個性時好時壞，而她所看到的他表面下的脾氣讓她害怕。韋恩的做事態度倒是無人抱怨，從早到晚他都是全倉庫裡最認真工作的人。

　　克麗絲和她先生道格──一名當地槍枝商人──不知道的是，韋恩對她十分癡迷，不但無時無刻不望著她，還有個紙盒放著她的紀念物──快照、她在辦公室寫的紙條、任何屬於她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是威勒斯夫婦和米索拉警方不知道的：韋恩．南斯是個殺人兇手。一九七四年他曾經對一個五歲女孩性侵犯，並用刀殺死她。後來警方又發現他曾經將幾名成年女性捆綁塞住嘴然後槍殺，這其中還有他最要好的朋友的母親。令人驚駭的是，這些案子全都是發生在他現住處鄰郡。但即使在人口稀疏的蒙大拿州，一個警方轄區也不會知道另一個警方轄區的犯罪活動記錄。

　　克麗絲對這些毫不知情，一直到南斯闖入她在郊外的家中那晚。她養了一隻黃色獵犬，但是牠並未抵擋入侵者。南斯帶著一把手槍，朝道格開了槍，把他綁到地下室裡，然後逼克麗絲上樓到臥室，再把她綁在床上，準備要強暴她。她顯然很清楚是他，所以他也不打算掩藏自己的身分。

　　這時候，在地下室裡的道格已經掙脫了捆綁。由於疼痛和失血，他的身體虛弱，幾乎要昏過去，但他依然跌跌撞撞的走到桌前。桌上有他店裡拿來的一具彈匣。他把子彈裝進來福槍裡，再用盡僅存的全部力量緩慢而痛苦的站了起來，朝地下室樓梯走上去。他靜悄悄的上了樓梯，來到二樓，在走道上，他雙眼模糊的把槍瞄準南斯。

　　他必須在南斯看到他而去拿槍之前把他擊倒。南斯沒有受傷，剩的子彈也比他多，到時候道格不會是他的對手。

　　他扣下板機，射中南斯了。南斯往後仰躺在地上，但是立刻起身，朝他走過來。這一槍不夠要命。南斯繼續朝著在樓梯方向的他逼過來，他已無路可退，而他也不能丟下克麗絲一個人，於是他做了唯一能夠做的事情：把沒有子彈的來福槍權充木棍，對著南斯揮過去。他不停的擊打南斯，直到克麗絲掙脫了繩索來幫忙他。

　　一直到今天，威樂斯案仍然是有記錄可查的少數連續殺人犯的對象竟能反擊並殺死兇手的案件之一。他們的故事如同奇蹟一般，我們也請他們夫妻到匡提科的班上來過幾次。這對平易近人的夫妻能夠給予我們自被害人變為英雄的罕見啟發。由於他們在那天晚上從鬼門關走一遭回來，他們表現得更為熱誠、更敏感，也更親密。

　　在他們有一次到匡提科現身說法之後，班上一名警員問他們：「如果韋恩．南斯沒死，我們的法律也沒有死刑──也就是說他仍然和你們同在這個地球上──你們還是會像現在這樣的心理健全嗎？」

　　他們轉頭互望，道格說：「幾乎絕對不可能。」兩人都贊同這個答覆。

第十八章　心理醫師的戰爭

　　什麼樣的人會做出這種事情？

　　我和羅伯．芮斯勒在進行連續殺人犯的研究時，在伊利諾州喬利葉市和理查．史派克會談。當晚回旅館後我在看CBS新聞，剛好看到丹．拉瑟正在訪問另一個名叫湯瑪士．萬達（Thomas Vanda）的兇手。此人當時也關在喬利葉監獄中。萬達是因為揮刀砍殺一名女子多處致死而坐牢。他大半輩子都是在精神病院進進出出，而每當他「病癒」出院，就會再犯下一次罪。在現在這次坐牢的殺人事件之前，他已經殺過人了。

　　我打電話給芮斯勒，說趁我們在這裡，我們必須跟他談談。從電視訪問中看來，他是十足的人格不適型，可以很容易就成為一個縱火犯或是殺人兇手，如果他有工具和技術，也可能是個炸彈客。

　　第二天我們又回到監獄，萬達同意見我們。一方面他很好奇我們要做什麼，一方面他也沒有什麼訪客。訪談之前，我們先翻了他的檔案。

　　萬達是白人，一七五公分高，二十五歲左右，態度溫和，很愛笑。但是即使當他笑著的時候，還是有那種「神情」──眼神閃爍不定，面部神經抽動，兩手不停揉搓。你背對著他都會渾身不自在。見面後他第一件想知道的事就是我覺得他在電視上看起來如何。我說他看起來很好，他笑了起來，人也輕鬆了些。他告訴我們說他參加了獄中一個讀經小組，他覺得幫助不小。或許不錯，但是我看過不少獄中犯人在假釋委員會要評定人犯的時候加入宗教團體，表示他們走上正途，可以被釋放。

　　這個傢伙該不該待在監牢或有警戒的精神病院，還值得爭論。不過訪談過後我去見為他治療的心理醫師，問他萬達的情況如何。

　　年約五十的心理醫師給了我肯定的回答，說萬達「對藥物及治療都有很好的反應」。心理醫師還舉讀經小組為例，說如果這樣的進步能夠持續，萬達可以準備保釋了。

　　我問他知不知道萬達犯罪的內容，「不，我不想知道。」他回答說，「我沒那麼多時間。我要處理這裡所有人犯的問題。」然後他還說，他不想不公平的影響到他和病人之間的關係。

　　「嗯，醫師，那我來告訴你湯瑪士．萬達做了些什麼事。」我堅持道。他還沒能抗議，我已經在說這個不善社交、獨來獨往的傢伙是如何加入了一個教會團體，又如何的在一次聚會後，當眾人都離開了以後去挑逗主持聚會的年輕女郎。對方拒絕他之後，這個萬達表現的真是夠差勁了，不過像他這種人對於別人的拒絕，通常表現得都不會很有風度。他把她打倒在地上，然後到她廚房拿把刀，回來就往她身上刺了無數刀。在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時，他竟把陰莖伸進她腹部的一處傷口，並且還射了精。

　　我必須說，這件事真叫人驚異。這時候那個被害人已經像個破布娃娃，她的身體是溫熱的，還流著血，他必定身上也沾著血。他甚至不能夠不把她當人，還能在這種情況下勃起。因此你會明白為什麼我堅持說這是因憤怒而引發的罪，而不是性犯罪。他心裡所想的不是性，而是怨氣，是憤怒。

　　這也是將強暴累犯去勢之所以沒有任何好處的原因──雖然這種構想對我們當中有些人而言是大快人心。也頗圓滿。問題在於這麼做並不能制止他們，不論是身體上或是心理上。強暴絕對是一種出於憤怒的罪行。如果你把某人的睪丸割掉，你只會得到一個充滿怨氣的人。

　　我說完了萬達的故事。「你讓人嗯心，道格拉斯，」心理醫師大聲說道。「滾出我辦公室！」

　　「我讓人嗯心？」我反唇相譏。「是你要推薦湯瑪士．萬達，說他對治療有反應，可以釋放的。而你在對這些獄中囚犯說話的時候，卻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如果你不花時間去看看犯罪現場的照片或報告，翻查驗屍報告書，你怎麼可能瞭解他們？你有沒有看過那些罪行是怎麼犯下的？你知道它們是不是事先計劃好的？你明白導致這些罪行的行為嗎？你知道他們如何離開現場嗎？你知不知道他有沒有想要推卸罪名？他有沒有想要證明自己當時不在現場？你怎麼知道他是個危險分子或者不是？」

　　他沒有回答，我想我也沒能改變他，不過這件事讓我有很深的感觸。這是我們單位工作的基礎。我曾經說過許多次，兩難之處在於心理治療大部分是基於「自我報導」。在正常情況下來找心理治療師的病人會熱切地顯示他真正的想法和感情。然而一個想及早被釋放的罪犯卻只會急切地告訴他他想要聽的話。而當治療師完全相信罪犯所說，也沒有將其他有關罪犯的資料一併考慮時，這個系統可就大大失效了。隨便舉兩個例子：艾德．肯培和蒙特．李瑟爾在犯下各自的罪行時，都在接受心理治療，而兩人都未能被治療師發現。事實上，兩人的治療師都認為他們「有進步」。

　　依我之見，這些心理治療師和心理學家和社工人員都很年輕，又充滿理想主義，因為學校裡的老師告訴他們說他們會使情況改觀。然後他們到監獄裡碰到這些傢伙，他們設想到可以改變他們。其實他們常常不明白一點，那就是當他們在評估這些罪犯之時，他們所評估的正是一群評估他人的專家！用不了多久，罪犯就會知道這個醫師有沒有作好自己的功課，如果沒有，罪犯就會想法減輕罪行和罪行對被害人造成的影響。沒有幾個犯人會願意對不知情的人說出他罪行的每個細節，這也是我們進行獄中訪談之前需要有完整的準備工作的原因。

　　就像湯瑪士．萬達的醫師，從事協助他人行業的人通常都不想知道罪行的血腥殘酷的細節，以免產生偏見。但是就如同我經常對班上學員說的，如果你想瞭解畢卡索，你必須研究他的畫；如果你想了解犯人的人格，你必須研究他的罪行。

　　差別在於，從事心理工作的專業人員是從人格開始，從這個角度推衍出行為；我和我們同事卻是先從行為開始，然後從行為的角度推衍其人格。

　　當然，關於犯罪責任的問題，有不同的觀點。心理學家史坦敦．山門諾（Dr. Stanton Samenow）醫生曾和已故的心理醫師山謬爾．岳卻森（Dr. Samuel Yochelson）合作，在華盛頓特區的聖伊麗莎白醫院進行犯罪行為的先驅研究。經過多年的第一手探究，不但將許多先入為主的觀念消除，也在他那本充滿洞察力的著作《窺視犯罪心理》（Inside the Criminal Mind）中作出結論：「罪犯的思考方式和負責任的人不同。」山門諾相信，犯罪行為若說是心理疾病，毋寧說是個性上的缺失。

　　經常和我們合作的帕克．狄亞茲醫生（Dr. Park Dietz）曾說過：「在我研究或檢查過的連續殺人犯當中，沒有一個是法定的瘋子，但是也沒有一個是正常的。他們全都有精神問題，而這些問題和他們的性及性格有關，可是他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也知道他們做的事情是不對的，卻還是要去做。」

　　在這裡我們需要記住的是，「心神喪失」（insanity）是一個法律觀念，而非醫學或心理治療上的術語。它並不表示某人是不是「有病」，而只是表示某人能不能為其行為負責。

　　好，如果你相信像湯瑪士．萬達這種人是「心神喪失」，很好。我想是會有這種案例的。但是一旦我們仔細研究過資料，我們就必須面對一個情況，那就是不論這些個湯瑪士．萬達有什麼病，這些病可能都是無藥可救的。如果我們接受這件事，他們就可能不會那麼快就被放出來，讓他們繼續去做一再會做的事。別忘了，這件兇殺案可不是他犯的第一件案子。

　　近來有許多人談到「罪犯心神喪失」（criminal insanity）的觀念，其實這不是新觀念。它在盎格魯─美洲的法律學中至少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即一五○○年代威廉．蘭巴德（William Lambard）的《和平法院》（Eirenarcha）一書。

　　最早作為罪行起訴的辯護理由、且經組織過的「心神喪失」的供詞，是一八四三年的姆那登判決（M'Naghten Rule），這判決是根據丹尼爾．姆那登（Daniel M'Naghten）命名。他企圖殺害英國首相羅勃．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也槍殺了皮爾的私人祕書。皮爾在當時負責組織倫敦的警力。今天倫敦的警察也稱為bobby，就是為了紀念他（譯註：Bobby是悶Robert的暱稱）。

　　姆那登被無罪開釋之後，群情激憤，連司法部長都被召往上議院作說明。其基本原理是，如果被告的心理狀態使其無能力得知自己行為的錯誤，或是明白這些行為的本質和性質，則此被告是無罪的，換句話說，他知不知道對錯的分別？

　　「心神喪失」的主張逐年演變，成為通常所謂的「無法抗拒的衝動（irresistible impulse）檢測」，就是說被告如果因為心理疾病而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或是使行為遵從法律，則此被告是無罪的。

　　一九五四年，大衛．貝澤倫法官（Judge David Bazelon）的上訴法庭在判決「德罕控告美國政府」（Durham v. United States）一案時，這種主張受到重大的檢驗。該項判決主張，如果一名被告的罪行是「心理疾病或缺陷的結果」，又如果他沒有這種疾病或缺陷就不會犯下該罪行，則此被告無須為此罪行負責。

　　德罕判決給予被告很寬的範圍，對於是非的分際並沒有十分在意，因此並未得到許多執洗人員和法官、檢察官等人的青睞。一九七二年，在另一項上訴法庭的案件──「美國政府控告布洛納」（United States v. Brawner）──中，因為採納「美國法律學院」（ALL）「標準刑法檢測」，遂將此判決廢棄。此檢測擷取姆那登和無法抑制的衝動兩派主張的精神，而認為所謂的心理缺陷必須是會使被告欠缺體認自己行為有錯，或是使行為合乎法律規定的實際能力。不管是什麼形式，總之ALL檢測在法庭所受到的歡迎是與時俱增。

　　但是除了這樣的討論之外，我認為我們還應該面對一個更基本的概念，那就是危險性。

　　在進行不歇的心理醫師之戰當中，有一場經典級的對抗，那是在一九九○年的紐約州羅徹斯特市對連續殺人犯亞瑟．蕭克羅斯的審判。蕭克羅斯被控連續殺害當地妓女和遊民，被害人的屍體都在簡西河河谷附近林區被人發現。這些兇殺案持續發生了近一年的時間。後期的被害人屍體在死後還被毀損。

　　在提出一份詳細的剖繪──事後也證明了它是相當正確的──之後，葛雷格．麥奎利也研究了不明行兇者的發展行為。當警方發現一具被毀損的屍體後，葛雷格知道兇手會回到棄屍地點和他的被害人待上一段時間。於是他力勸警方到樹林裡作徹底的搜索，找出一名仍然失蹤的女性屍體。如果他們能夠找到，並且祕密監視該地點，葛雷格相信最後一定會在那裡找到兇手。

　　在空中監視了幾天後，紐約州警方果真在沿三十一號州道的鮭魚溪裡發現一具屍體。在同時，約翰．馬卡福瑞警官注意到有一個人坐在一輛停著的車裡，車子停在一座橫過水面的矮橋上。於是召集了州和市的警方跟蹤此人。他們抓到的人就是亞瑟．蕭克羅斯。

　　在一組由紐約州警方的丹尼斯．布萊茲（Dennis Blythe）和羅市警局的雷納．包瑞羅（Leonard Boriello）率領的人員偵訊下，蕭克羅斯承認其中幾項罪行。在這個媒體爭相採訪、十項罪名的殺人審判中，關鍵問題在於兇手在殺人當時是否「心神喪失」。

　　辯方請來了桃樂西．路易醫生，她是紐約貝勒福醫院知名的心理醫師，在暴力對兒童的影響方面有相當重要的研究發現。路易相信暴力犯罪行為起因於幼時的虐待或創傷，和諸如癲癇受傷或組織病害、囊腫或瘤等身體或器官狀況的混合。當然，有一個現成的查爾斯．惠特曼的案例。此人是個二十五歲的工程系學生，在一九六六年有一天爬上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鐘塔，對著過往的路人濫射。在警方於九十分鐘後將鐘塔包圍並槍殺他之前，他已殺死十六名男女，殺傷了三十人。在這次事件之前，惠特曼曾抱怨自己有週期性的殺人渴望。醫師們對他進行解剖後發現他的腦中長了一個瘤。

　　是這個瘤造成惠特曼的殺人行為嗎？我們無從得知。但是路易想要讓陪審團看到，由於蕭克羅斯的MRI上顯示一顆小小的良性囊腫、一種她名之為「局部複雜─發作狀態」的癲癇、越戰帶來的創傷後壓力，以及他聲稱幼時受到母親的身體及性方面的嚴重虐待等因素，亞瑟．蕭克羅斯不必為他極端暴力的事件負責。事實上，她作證指出，他在殺害每一個女性的時候，都是處在失憶狀態中；他對每次殺人事件的記憶都可能會受損或消失。

　　這樣的思索方向會有一些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在兇案過後的好幾週，蕭克羅斯都還能夠向包瑞羅及布來茲詳述案情的細節。有些案子他還能帶他們到警方先前找不到的棄屍地點去。也許他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對每件案子都想了太多次，因此印象鮮明。

　　他逐步銷毀某些證據，好讓警方找不出他。在被捕之後，他也寫了一封頗有分析意味的信給他的女友（他也有一個妻子），說他希望能用「心神喪失」的理由辯護，因為在精神病院服刑要比在監獄裡服刑輕鬆得多。

　　根據這個理由，蕭克羅斯很清楚自己說的是什麼。他開始觸犯法律是在一九六九年，在西拉庫斯北邊的華特鎮被判竊盜及縱火。不到一年，他再度被捕，並且承認勒死了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小女孩還被性侵害。這兩項罪行使他被判刑二十五年。坐了十五年的牢以後，他被假釋出獄。如果讀者還記得前面有一章的內容，就會知道這正是葛雷格．麥奎利認為那個剖繪中年齡是錯誤的原因了。蕭克羅斯在牢裡那段時間並沒有算進去。

　　我們現在來逐步檢視。首先，如果你問我，或是問在我職業生涯中和我共事過的成千上萬的警察、檢察官及聯邦探員的任何一個人，我們全會一致同意，奪走兩個孩童的生命換來二十五年牢，實在是太可惡。但是其次的考慮是，如果你提早放這個傢伙出來，我會覺得你必須假設兩種完全相反的前提當中的一個。

　　一號前提是：雖然這傢伙有不良背景、功能失調的家庭、曾遭受他聲稱的虐待、欠缺良好教育、兇暴的過去，以及他做過的一切，但是監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如此使人提升性靈、發人深省、使人獲得重建，而終使蕭克羅斯得見光明，明白以往的錯誤，又由於受到獄中良好的影響，終於決定洗面革心，從此以後做個正直守法的公民。

　　好吧，如果你不相信這個，那麼試試看二號前提：獄中生活太可怕，每天都很不倫快，帶來創傷，各方面都是在處罰人犯，因此雖然他有不良的背景，想要強暴並殺害孩童的慾念始終不斷，但是他再也不想回到監獄，所以他決定盡一切力量不要回籠。

　　我同意，這一點也是同樣不可能。但是如果你不接受這兩個前提中的任何一個，你怎麼可能放那樣的人出獄，而不去考慮到他會再去殺人的極大可能性呢？

　　很明顯的，某些類型的殺人者是會比別人更容易重複其罪行。但是對於兇暴的、以性為基礎的連續殺人犯，我贊同帕克．狄亞茲博士的話，他說：「我們很難想像會在任何情況下把那些人再放回到外面的人群中。」較大多數殺人犯聰明也更有洞察力的艾德．肯培就坦白承認自己不應該被放出來。

　　這類可怕的故事實在太多了。我曾經訪談過的理察．馬奎特，早在二十歲出頭時就已經在奧勒岡州有一連串妨害風化、強暴未遂、攻擊毆打的罪名，而後終於演變到在波特蘭酒吧搭上一個女人，並與之有一段不成功的性經驗之後，將對方強暴、殺害，並肢解屍體。他逃離該區，被聯邦調查局通緝，在加州被捕。他以一級謀殺罪被定罪，並被判處無期徒刑。服刑十二年後，他被保釋出獄，又殺了兩個女人後才再度被捕。假釋委員會憑什麼以為這傢伙不再具危險性？

　　我不能代表聯邦調查局、司法部，或任何人說話，但是我可以替我自己說：我寧願讓一個出獄後不一定會再去殺人的殺人犯待在牢裡，讓自己良心不安，也不願意因為釋放這個殺人犯而造成無辜男女及兒童的死亡。

　　美國人的本性喜歡認為事情會變好；永遠都可以改善；只要我們去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但是我看得越多，對於某些類型犯人的更生就越是悲觀。他們在幼小時所經歷的通常都是很可怕的事。而這並不表示說他們遭受的傷害可以在日後復原。和法官、辯護律師、精神專業人士願意相信的正相反，獄中行為良好不見得就表示出了監獄會有正當的行為。

　　蕭克羅斯幾乎在任何方面都是個模範受刑人。他很安靜，不多言，交代的事情都會去做，不會打擾別人。但是我和我同事所發現，也是我們極力想要使從事懲戒及法庭心理學的人瞭解的，就是危險性是隨情境而異的。如果你把一個人關在井然有序的環境裡，使他沒有其他選擇，他或許可以很乖。但是把他放回他曾經為非作歹的環境裡，他的行為就會很快改變。

　　就拿傑克．亨利．愛伯（Jack Henry Abbot）的案子來說，他是個業經定罪的殺人兇手，寫過一本深刻而動人的獄中回憶錄《野獸腹中》（In the Belly of the Beast）。深知他具有特殊的作家才能，也相信任何像他一樣敏感且有洞察力的人都必須獲得重建，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文學泰斗群起為他奔走，使他獲得假釋。一時間他成為紐約的風雲人物。但是在獲釋後幾個月，有一次他和格林威治村一個侍者發生爭執，就把對方給殺了。

　　誠如艾爾．布蘭特利──曾為行為科學講師、現為「調查支援組」的一員──在他一次演說中所說：「對於未來行為，或是未來的暴力行為，最佳的預測者就是個人過去的暴力史。」

　　沒有人會說亞瑟．蕭克羅斯比不上傑克．亨利．愛伯聰明或有才華，但是他也說服了假釋委員會，聲稱自己可以被釋放。假釋之後，蕭克羅斯先是住在賓漢頓，但是當地民眾非常憤怒，群起抵制他，於是他在兩個月後離開。他後來再遷往比較大也更是茫茫人海的羅徹斯特市，在一家食品分銷公司擔任沙拉調製員。到達該地後一年，他開始再度殺人，這次加害的對象不同，但同樣是柔弱易受傷害的對象。

　　桃樂西．路易在為蕭克羅斯檢查時，曾對他做過幾次催眠，使他退回到生命當中的早期，並且演出他遭受到虐待的情形，如被母親用掃把柄揮進他的直腸。在這些有紀錄的診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有其他的人格──包括他母親的人格──出現在一幕怪異的情景中，使人想到電影《驚魂記》（Psycho）。（不過蕭克羅斯的母親否認曾經凌虐過兒子，並說他在騙人。）

　　路易在貝勒福的研究工作中，曾記載一些受虐兒童強制性多重人格的案例。由於他們年齡太輕，所以你無法想像他們會是裝出來的。但是正如路易所顯示的，多重人格失調的這種罕見案例始於童年時期的早期，經常是在學語前時期。而在成人當中，似乎你真正會聽說多重人格失調，只有在某人因為殺人而受審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回事，但是這種事情好像也只有到這種時候才會出現。一九七○年代在洛杉磯犯下「山間勒人者」（Hillside Strangler）兇殺案的兩個堂兄弟中的一個，肯尼斯．白安契（Kenneth Bianchi），在被捕後聲稱自己有多重人格。約翰．威恩．蓋西（John Wayne Gacy）也試過相同的方法。

　　（我常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個人犯說他有多重人格，那麼只要我抓到那個犯罪的那重人格，我就會把無辜的那重人格放走。）

　　在蕭克羅斯的審判中，表現優異的首席檢察官查爾斯．西拉古薩（Charles Siragusa）傳喚帕克．狄亞茲到廖說明被告的另一面。狄亞茲和路易一樣徹底地檢查了蕭克羅斯，蕭克羅斯也說了許多關於兇案的細節。狄亞茲雖然沒有對那些凌虐故事的真實性作出絕對的判斷，但是他認為至少總起來頗為可信。不過他不認為蕭克羅斯是有妄想，他找不出證據證明他曾昏厥或失去記憶，也找不出他的行為和任何器官神經學上的發現有任何關聯，因此推斷：不論蕭克羅斯有何種心理或情緒上的問題，他都明白是非對錯之分，因此他能夠選擇要殺人或是不要殺人。而他至少有十個場合──可能更多──是選擇了要去殺人。

　　當雷納．包瑞羅問他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女人的時候，他只簡單說：「照顧生意。」

　　真正的精神病人──和現實脫節的人──不會時常犯下重罪。就算他們犯了罪，由於通常他們腦筋十分混亂，而且也不會去避免被揭發，所以一般來說都會很快被抓到。認為自己需要鮮血以活命而去殺害婦女的理查．特蘭頓．契斯（Richard Trenton Chase），就是一個精神病患。他如果弄不到人血，隨便附近弄得到什麼也都可以。契斯被送進一家精神病院後，還是繼續去抓兔子，收集兔血，注射到自己手臂裡。他也會去抓來小鳥，咬掉頭部喝下鳥血。這種人是來真的。但是對一個犯下十項殺人罪而想脫罪的兇手而言，他還得非常在行才行。可不要把兇暴的狂人和真正的瘋子弄混了。

　　在審判時，蕭克羅斯對陪審團總是一付冷峻、呆滯、幾乎是緊張的態度。好像他是處於恍惚出神的狀態，無法瞭解身邊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看守以及護送他的警員卻說，他一離開陪審團的視線和聽聞範圍，就變得輕鬆自在，話也多了，有時候還會跟人開玩笑。他知道要以「心神喪失」抗辯，可是件攸關重大的事。

　　在我研究並訪談過的罪犯中，最聰明、最有智謀──我也必須說，最迷人的──一個是蓋利．特普奈爾。他大半輩子進出監獄無數次，有一次還真說動一個年輕女人弄來一架直升機到監獄庭院去救他。在他一次有名的罪行──一九七○年代初的一次劫機事件──中，特普奈爾在停在地面的飛機裡談判讓他逃走的條件。正在談判的時候，他伸出一個拳頭向空中揮動，好讓攝影機能照到，並且要求：「釋放安琪拉．戴維斯！」

　　「『釋放安琪拉．戴維斯』？這個『釋放安琪拉．戴維斯』是什麼意思？」這句話讓偵辦此案的大多數執法人員大為訝異。特普奈爾的背景中，沒有一件事顯示他同情那個年輕的加州黑人教授的激進理想。沒有一件事顯示他有任何政治理念，而現在他竟然把釋放安琪拉．戴維斯作為他的要求之一。這傢伙一定是個瘋子，這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

　　他終於還是投降並且被判了罪。後來我去伊利諾州馬里翁市的聯邦監獄訪問他，問起他那次的要求。

　　他說了一段話，大意是：「當時我眼見那個方法行不通，我知道會有苦日子過了。而我認為如果牢裡的那些黑人老大認為我是個政治犯，我比較不會在洗澡的時候被人強暴。」

　　特普奈爾不單在當時十分理智，甚至還能事先計劃，可說是和瘋狂完全相反。事實上，他還寫了回憶錄，書名《狐狸也瘋狂》（The Fox is Crazy）。這本書中的資料可以讓我們對於協商談判有大開眼界的瞭解。如果在談判中對方突然提出荒謬的要求，那可能意謂他的腦筋已經動到下一步，因此談判者也就可以因應了。

　　特普奈爾還告訴我一件事，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他說如果我給他一本新版的《精神失常的診斷及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DSM），指給他看任何一個上面描述的狀況，第二天他就可以讓任何心理醫師相信他真的有那種病。而特普奈爾比蕭克羅斯更為警覺。不過雖然我們不需要很多想像力就可以知道，如果你告訴心理醫師說你已經感覺自己好多了，而且也不再對騷擾小男孩有興趣，你獲得假釋的機會會比較大，但是如果讓陪審團親眼看到你的失神恍惚，你那番失憶狀態的解釋會有更好的效果。

　　長久以來，執法人員藉助DSM的指導和定義，以辨別何者是嚴重的精神異常何者不是。但是我們大多數人卻發現這本參考書對於我們的工作沒有什麼價值。這是出版《罪案分類手冊》（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CCM）的動機之一。該書出版於一九九二年，書中的基本梗概出自我的博士論文。與我合作完成這本書的其他作者有：芮斯勒、安．布吉斯和她在波士頓教管理的教授先生艾倫。其他供稿的「調查支援組」及「行為科學組」成員有：葛瑞格．庫柏、洛伊．哈茲伍德、肯．藍寧，葛雷格．麥奎利、傑德．雷、彼得．史墨利克（Pete Smerick）和吉姆．瑞特。

　　有了CCM之後，我們就可以依重大案件的行為特徵加以組織和分類，並以諸如DSM所採用的嚴格心理學方法無法達成的方式加以解釋。舉例來說，辛普森被控的這類型兇殺案情，在DSM上面找不到，但在CCM上面就有。我們想做的是，從行為證據的方面將案件內容去蕪存菁，幫助調查人員和執法單位專注於相關考慮的取捨。

不足為奇的，被告和他們的律師會想出任何事情以逃避行為責任。在蕭克羅斯陣容所列舉造成其「心神喪失」的一長串因素當中，有一項是越戰造成的「後創傷壓力失調」（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研究顯示蕭克羅斯並未見過戰役。不過這也不算新鮮，這一招以前已經用過許多次。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號晚上在奧勒岡州席弗頓市將兩名女子開膛剖肚的杜安．山普斯（Duane Samples），就辯稱自己患有PTSD。兩名女子中只死了一個，但是我看過犯案現場照片。兩人看起來都像是接受解剖的屍體。羅伯．芮斯勒發現山普斯雖然聲稱自己受創，但是他並沒有見過戰鬥場面。而在他攻擊的前一天，山普斯卻寫了一封信，描述自己長久以來想將美麗的裸體女人開膛剖肚的幻想。

　　一九八一年，芮斯勒前往奧勒岡州，協助檢察官解釋何以州長不應給予山普斯假釋。他的主張產生了效用，不過十年後他還是獲得假釋。

　　山普斯心神喪失了嗎？他在切開兩名女子身體的時候是不是暫時心神喪失了？我們很自然會說，任何人做得出如此駭人、可怕的事，一定是真正「有病」了。我不會不同意這種看法。但是他知道他正在做的事不對嗎？他是不是仍然選擇要去做？就我而言，這才是重要的問題。

　　亞瑟．蕭克羅斯的審判在羅徹斯特市法庭舉行，進行了五個多星期。審判期間，西拉古薩檢察官表現出對法庭精神病學有深切且完整的瞭解，幾乎比我所見過的任何醫生都要卓越。審判過程的每一分鐘都經電視拍攝下來，他也成為當地的英雄人物。辯論終結，陪審團接過這個案件後，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就達成二級謀殺罪的判決。這位法官更保證蕭克羅斯不會有機會再犯：他被判在州立監獄服刑二百五十年。

　　從這裡我們可以來看看「心神喪失辯護」的另一方面，是許多人並不明白的一點：陪審團並不喜歡「心神喪失辯護」，也不常採信。

　　他們不常採信，我相信是有兩個理由。一是它濫用了一般人對「心神喪失」的信念，也就是多重人格的殺人者是身不由己的去犯罪，所以他們別無選擇。但請記住，在我的經驗中，從沒有一個連續殺人犯會身不由己到敢當著穿制服警察的面去殺人。

　　陪審團不贊成「心神喪失辯護」的第二個理由更為基本。當陪審團團員把所有法律的、精神病的、學院的論證丟開，到最後只考慮到被告的命運時，他們自然會明白這些傢伙是具有危險性的。不論米爾瓦基那些正直的男女理智上對傑弗瑞．達摩的心智正常與否有什麼看法，我不相信他們會願意把他的未來（和他們社區的未來）託付給一家精神病院，何況他們對這家精神病院的安全和判斷還沒有什麼把握。如果把他關進監牢，他的危險性比較可能被抑制住。

　　我在初任剖繪員時所接過的案子當中，有一件是奧勒岡州一位年長的婦人安娜．柏林那在自宅被殺的案子。當地警方曾諮詢過一位臨床心理學家關於他們想找的不明行兇者類型。死者的傷處當中有四處很深的鉛筆戳傷的傷口，是在胸前。心理學家曾經與五十名左右以殺人罪名被控告或定罪的男子訪談過。這些詢問大多數是在獄中進行。於是他根據他的經驗推測兇手是個在牢裡待過相當長時間的人，很可能是毒販，因為只有在牢裡，才會有人把削尖的鉛筆當成致命的武器。監獄外頭的人，他推論道，不會想到要用一枝平常的鉛筆攻擊別人。

　　警方聯絡我之後，我卻給他們相反的意見。我認為以被害人的年齡和容易下手的程度、被過度殺害的情形、兇案發生在白天，又沒有貴重物品不見等事實看來，兇手應該是個沒有經驗的青少年。我不相信他曾仔細分析過把鉛筆當武器的用途。只是因為筆剛好在那裡，他就用了。結果兇手是個沒有經驗的十六歲男孩，到老婦家中是為了一項慈善健行募款，實際上他並沒有參加這項健行。

　　這件案子犯罪現場的主要特徵是，所有行為證據在我看來都表示是一個對自己並沒有把握的兇手。若是一個前科犯在老婦人家裡攻擊她，會對自己極有把握。僅只挑出一樣證物（就像在法蘭馨．艾芙森案子中那根黑人毛髮），我們無法看到全貌。事實上，在安娜．柏林娜命案中，它還可能導致與真相完全相反的偵察方向。

　　從事我們這一行的人被問到的問題當中，最難以作答的就是某個人是否有危險性，或是以後會有危險性。心理醫師提到這一點時，多半會用「對自己或他人的一項威脅」表示。

　　一九八六年左右，聯邦調查局收到一卷從科羅拉多州寄來的底片，要我們提出意見。這卷底片是要送往照相館沖洗的。照片中是一個二十八、九或三十一、二歲的男子，穿著迷彩裝，拿著來福槍和一個芭比娃娃，在他的貨車尾板上擺姿勢，芭比娃娃已經被他凌虐肢解。他這麼做並未觸犯法律，我說這傢伙也不會有犯罪前科。不過我警告說，以他這個年紀看來，他用娃娃來滿足幻想的時間也不會維持久了。它會變化。只從照片裡，我看不出這件事在他生活中有多麼重要，但是他會如此不厭其煩地做這件事，可知它必定具有重要的意義。我說應該要監視並且訪問這個傢伙，因為這是一個等候發生的危險案子。我不確定是否大多數心理醫師也有相同的看法。

　　這個事件雖然聽起來很奇怪，我仍然能夠想到這些年裡我處理過的幾件「芭比娃娃」案子，犯案者全都是成年男子。在中西部有一名嫌犯，把芭比娃娃全身插滿了針，放在當地一家心理醫院的地上。這種事情偶爾會有撒旦教派、巫毒教，或是搞巫術的人在做，但是這個案子裡卻沒有。他也沒有在娃娃身上附名字，以表示對某個特定人物的態度。這是一種一般變態狂的傾向，正是某個與女性有嚴重問題的人的特徵。

　　我們對這個人還有什麼看法？他可能拿虐待小動物做實驗，並且還定時這麼做。他與同樣年齡的人──不論男女──相處會有問題。他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愛欺負、虐待弱小的孩童。用洋娃娃發洩心中幻想，不是將會無法滿足就是已經無法滿足了。你儘管去爭辯他到底是有病或沒病，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真的擔心他的危險性。

　　那麼這種危險的行為可能在什麼時候發生？這傢伙是個不合時宜的失敗者。在他心中，每個人都要對付他，但是他懷才不遇。如果他生活中的壓力變得無法忍受，他就會把幻想再往前推一步。「肢解娃娃」的進一步可不等於找一個和他同年齡層的人，而是意味著找一個更小、更弱的對象。他是個膽小鬼，才不會去找一個同儕。

　　這也不表示他必然會找兒童下手。芭比娃娃的外觀是個發育良好的成熟女性，不是前青春期的女孩。不論這傢伙心理有多麼乖僻，他渴望的是和成熟女人的接觸。如果他肢解、虐待的是一個孩童式的娃娃，那又是另外的問題了。

　　然而在洋娃娃身上插針並丟在醫院襄的人是個功能相當失常的人，他不會有駕照，在人群中也顯得怪異。那個穿迷彩裝的傢伙則更具危險性。他有份工作，因為他有錢買車、買槍、買相機。他可以在社會上四處活動，作息「正常」。但是他隨時一發作，就有人要倒大楣。我能夠相信大多數的心理醫師或心理專家可以加以區別嗎？不能。他們沒有這種背景，或是這方面的認知。他們並沒有證實他們的發現。

　　我們對連續殺人犯研究的主要特徵之一是，以研究確實證據證實他們所告訴我們的事。否則你就只能依賴對方的自我報告，而自我報告最好的情況是不夠完整，最糟的情況則是在科學上毫無意義。

　　危險性的評估有許多用途。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五，祕密特勤組的人員來找我，為的是由同一個人寫的一連串威脅信件。信中威脅要傷害美國總統（第一封信的威脅對象是卡特，其餘都是針對雷根）和其他政治人物的生命，信是從一九七九年二月開始寫的。

　　第一封信是由一個「寂寞和沮喪的人」寄到紐約的特勤組。信是手寫在筆記本的內頁上，共有兩頁。信中威脅要「槍殺卡特總統或是其他擁有權力的人」。

　　從一九八一年七月到一九八二年二月，陸續又有八封信寄到。三封寄往紐約的特勤組、一封寄到紐約的聯邦調查局、一封寄到華盛頓的聯邦調查局、一封寄給《費城日報》，另外兩封則直接寄往白宮。這些信還是同樣那個「寂寞和沮喪的人」手寫的，不過這批信全簽上C.A.T.的署名。寄信地點包括紐約、費城和華盛頓。信中表達了C.A.T.欲殺害雷根總統的意圖，後者有時被稱為「上帝的邪惡」，有時又被稱為「魔鬼」。其他支持雷根總統的政界人士也被威脅。寫信人也提到約翰．辛克利，還保證說要完成他失敗的任務。

　　後來的信件更多了，郵寄的對象也擴及眾議員傑．坎普（Jack Kemp）及參議員艾豐斯．達瑪托（Alfonse D'Amato）。祕密特勤組格外關切的是歹徒還一併寄來達瑪托參議員及紐約市眾議員雷蒙．麥格雷斯（Raymond McGrath）的照片。照片是在近距離拍攝的，證明C.A.T.有接近目標實現威脅的能力。

　　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第十四封信寄到了《紐約郵報》的編輯手裡。信中宣稱他解決了總統──他稱為「魔鬼」──以後，每個人就都會認識他。他又說沒有人肯聽他的話，每個人都嘲笑他。我對這兩件事都不感驚訝。

　　但在這封信內，他也允許報社在他完成其歷史性任務後同他談話。這正是我們找尋的大好良機。C.A.T.願意──或許還很急切──和報社編輯進行對話，我們就提供他一個。

　　從信裡的文字措詞以及寄信地、收信人為何，我相當肯定這個傢伙是紐約市人。我剖繪的是單身的男性白人，二十五歲左右到三十出頭，土生土長的紐約市人，住在市郊，可能獨居。他的智力中等，高中畢業，也許進一步研讀過政治和文學的課程，可能是家裡的么兒或獨子。我猜他過去曾大量吸食毒品及（或）酗酒，而現在只是偶爾為之。他自認是個失敗者，因為未能達成父母或他人對他懷有的夢想，工作斷斷續續，目標也從未達成。在他二十歲出頭到二十五歲之間，我猜他心理上承受著一種無法控制的壓力，或許和兵役、離婚、疾病或失去家人有關。

　　關於C.A.T.代表哪些字、什麼意義，多人議論紛紛。我告訴祕密特勤組的人說不要花太多時間擔心這，因為那也很可能不代表任何意義。我們常會在每一個細節上放太多心思，而實際上這個不明行兇者說不定只是喜歡它念起來的聲音，或是寫起來的樣子。

　　對祕密特勤組而言，問題是（一向是）這傢伙是不是真正的具有危險性，因為有許多寫威脅信的人根本不會去做。但是我告訴他們說，像這號人物是不停找尋東西的。他們轉向政治團體和派別，但是卻找不到。別人也會認為他們很怪，也不會認真看待他們，於是問題與時惡化。他們會把注意力放在一項任務上，使他們的生命有些意義。這是他頭一次感受到自己有控制力，而他喜歡這種感覺，這一點會使他經常去冒更大的險。而愛冒險的人都具有危險性。

　　我認為他對武器十分熟悉，喜歡近距離攻擊，即使這會使他不易逃脫。因為他從事的可能是自殺式任務，所以他會寫日記，讓世人知道他的故事。C.A.T.的性格和「泰樂諾」下毒犯不同，他並不想隱名埋姓。當他對生命的恐懼大過對死亡的恐懼時，他就會犯下暴力行為。他在行動之前會十分平靜。他會偽裝自己，並融入週遭環境當中。他會和附近的警察以及祕密特勤探員談天，也會顯得平常而且不具威脅性。

　　在某些方面，他和約翰．辛克利相同，後者的案件和審判經常上新聞。而他似乎也把注意力固定在我們相當瞭解的辛克利身上。我認為他會想要聽說判決，並且會向祕密特勤探員建議，要他們去華盛頓的福特戲院，那是林肯被刺的地方，辛克利謀刺雷根總統之前，也去該處造訪過。我也要他們注意辛克利曾住過的附近的旅館。如果有人要求住辛克利的房間，那很可能就是他。

　　旅館報告說，是有人要求住那間房間。於是祕密特勤探員發動奇襲，搜捕了一對老夫妻，他們曾在那間房裡度過新婚夜，此後便多次回到那間房。

　　八月間，祕密特勤組又收到兩封簽名為C.A.T.、收信人地址是「華盛頓特區，總統辦公室」的信。兩封信的郵戳都是加州貝克斯菲市。因為有許多殺手是悄悄跟蹤他們的獵物而行遍全國，他們很擔心這個傢伙會真的採取行動。他在這兩封信裡說：「因為我有健全的心智和身體。（我）將盡力組織美國公民，拿起武器，消滅國內的敵人。」

　　在長篇妄想而散漫的文字中，他提到他所經歷過的「折磨和苦難」，也承認「在我對上位的傢伙伸張正義的企圖中，」是有遇害的可能性的。

　　我仔細看過這些信，並下結論說我們對付的是個「冒牌貨」。理由之一：信中文字是以書寫體寫的，而不是先前信中的刻板體大寫字。信中稱雷根總統為「隆」，而不是「魔鬼」或「老傢伙」。我認為寫信的很可能是個女性，而且雖然信裡表達的情感和威脅使人不快，我倒不認為這個人具有危險性。

　　但真正的C.A.T.卻又是另一回事了。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運用「拖延戰術」，讓他進行一項對話，直到我們找到他的人為止。於是我們派了一位祕密特勤人員擔任報社編輯，教他該有什麼態度、該說些什麼。我強調他應該想辦法要C.A.T.對他開誠佈公，這樣他才能說出他的「完整故事」。一旦建立起信賴，這個「編輯」就要提議兩人見面，不過見面的時間要安排在深夜。地點也選在較偏僻的地方，因為編輯比C.A.T.還要在意使這件事保持隱密。

　　我們在《紐約郵報》上刊登了一則仔細設計過的分類廣告，C.A.T.也回覆了。於是他開始定期和我們的人談話。我猜想他打電話的地點是一個大型的公共場所，例如中央車站或賓夕凡尼亞車站，也可能是圖書館或博物館。

　　大約在這個時候，聯邦調查局又接到莫瑞．密隆博士（Dr. Murray Miron）的另一份評估報告。莫瑞是雪城大學知名的心理語言專家，我和他曾合作研究威脅評估，並且合寫過這方面的文章，我認為他是這一行當中的佼佼者。電話對談開始之後，莫瑞寫了一份分析報告給聯邦調查局，說他不再認為C.A.T.具有危險性，他只是個想出風頭的騙子，愛去操縱這些重要人物。莫瑞當然也希望他被抓到，但是他倒沒有像我那樣的把他看成威脅。

　　我們逐漸能夠讓他在電話裡講得更久，使我們可以進行電話追蹤。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一支祕密特勤組──聯邦調查局聯合小組──在他正在賓夕凡尼亞車站電話亭裡和「編輯」談話時將他逮捕。此人名叫艾豐斯．阿默迪二世（Alphonse Amodio Jr.），是個二十七歲的白人，土生土長的紐約市人，教育程度是高中。

　　聯邦調查局和祕密特勤組人員前去他在福羅拉公園的狹小而蟑螂橫行的公寓。這個家庭似乎是功能失常得厲害，當他們訪問阿默迪太太時，她對兒子的描述也符合我們的剖繪：「他痛恨它（世界），認為它也痛恨他。」她也描述了他劇烈起伏的情緒。他收集剪報已有多年，兩個檔案櫃裡放滿標著不同政治人物名字的檔案夾。他小時候口吃得厲害，延遲了入學的年齡。他加入過陸軍，但在基本訓練後就開溜了。除了在幾本日記裡自稱是「野貓」外，探員們找不出他會在信裡署名C.A.T.的理由。

　　阿默迪被送進貝勒芙德精神病患監獄。在他接受審判前，地方法院法官大衛．艾德史坦要求一位精神病社工人員提出評估報告，社工人員認為被告情緒上有嚴重疾病，因此對於總統及其他政府官員是一個重大的危險人物。

　　阿默迪承認自己是C.A.T.。訊問他的探員們找不出他思想中的政治成分。他這麼做只是為了有權力感和引人注意。

　　現在他已不再住院治療。這種類型的人仍然具有危險性嗎？我不認為他有即刻的威脅，但是如果他的壓力繼續增加，又無法調適，我又要開始緊張了。

　　我找的是什麼？關鍵之一是語氣。如果我看到寫給一個政治人物、電影明星、運動員或是名流的一連串信件中，語氣越來越嚴厲、急迫（「你沒有回我的信！」），我就會正視這件事。維持這種妄想且強迫式的嚴厲，不論在身體上或心靈上都是耗盡心力的事。不要多久，這人就會開始崩潰。我又要說了，你可以說行為是某種心理疾病，但是我必須關切的是：這種行為會具有多大的危險性？

　　雖然我們訪談過女性謀殺未遂犯和「曼森家族」同情者萊內．「尖叫」．佛洛姆以及莎拉．珍．莫爾，但是我們出版的監獄研究卻只討論男性。縱使你偶爾會看到女性殺手的類型，但你會注意到我所提過的每一樁連續殺人或色欲殺人案都會牽涉到男性罪犯。我們的研究顯示，幾乎所有的連續殺人犯都有性或身體凌虐、毒品或酗酒等功能失常的背景，或是與此相關的問題。女性也會出自同樣的背景，而女孩還甚至比男孩更容易受到凌虐及騷擾。那麼為什麼她們長大後犯下和男人同樣罪行的人數會那麼少？女性連續殺人嫌犯──例如被控在佛羅里達州際公路上殺害男性的艾琳．吳諾斯──太罕見了，所以會立刻變得顯眼。

　　對這個問題，我們的瞭解基礎較不穩固，因為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研究可以確切回答這個問題。正如某些人所臆測的，這可能和睪丸酮量有直接關係，否則也和荷爾蒙及化學成分有關。我們只能夠以一種實驗的權威性說，女性似乎將所感受的壓力內化了。她們不會去攻擊他人，而比較容易藉酗酒、吸食毒品、賣淫及自殺來懲罰自己。有些人則會在自己的家庭裡重複所受到的身心凌虐，例如艾德．肯培的母親所表現的。從一個心靈健康的角度來看，這是非常有傷害力的。但是女性殺人的方式和行兇的人數與男性大相逕庭，這確實是個事實。

　　那麼我們對於危險性有什麼對策？我們怎能及早介入心靈不穩或性格缺失的案子中？不幸的是，我們沒有迅速或簡單的答案。在許多例子中，秩序和紀律的前線已變成執法範圍，而非家庭。社會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當我們進入社會時，已經來不及有任何幫助了。我們頂多能做的是不讓更多的壞事發生。

　　如果你認為解決之道是在學校，你也是要求過多了。如果你從一個不良背景中找出一個小孩，希望那些負擔已經夠沉重的老師們能以一天七小時的時間改變他，有可能做到，也有可能做不到。而一天當中那其餘的十七個小時又如何呢？

　　常有人問我們，以我們的研究和經驗，能不能預測哪些孩子日後比較會具有危險性。洛伊．哈茲伍德的答覆是：「當然能，任何好的小學老師也都能。」而且如果我們能及早並徹底的使他們接受治療，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在人格形成期有一個重要的角色模範成年人在旁，可以有極大的不同。

　　在匡提科擔任我們的「未來學者」的特別探員比爾．塔福亞（Bill Tafoya）提倡一項運動，計劃以至少十年的時間、以我們投入波灣戰爭的金錢和資源的規模去從事。他呼籲大規模恢復「領先計劃」（Project Head Start），這是有史以來最有效的長期反犯罪計劃。他不認為解決之道是更多的警察，但是他會招募「整支社工大軍」，為受虐婦女、有子女的無殼家庭提供協助，為他們找到良好的收養家庭。而他會以稅收優惠計劃全力支持。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全部的答案，不過這確實是重要的開端。因為，說來可悲，心理醫師可以儘量去爭辯，我和我的同事們也可以運用心理學和行為科學協助逮捕罪犯，但是當我們派得上用場的時候，重大傷害業已造成。

第十九章　有時候魔龍會戰勝

　　一九八二年七月間，西雅圖市外的綠河（Green River）中發現一具十六歲少女的屍體，當時沒有人多加注意。這條連結雷尼爾山和普吉灣的河流中，常有人非法傾倒廢棄物，死者又是一個年輕的妓女。這具屍體的意義起初並不明顯，直到同一年夏末八月十二日，河中又發現一具女性屍體，三天後又發現三具女屍。這些死者年齡、種族各異，但全都是窒息而死。有些身上還綁著重物，顯然是要使她們不被人發現。死者皆未著衣物，其中兩人的陰道內還發現有小石子。

　　這些兇案的連續性質已經勢所難免，並使人想起西雅圖上一次的連續殺人案。那是發生在一九七四年的案子，一個僅知名為「泰德」的兇嫌，連續綁架並殺害至少八名女性。那些案子懸而未決，直到四年後，一個名叫席奧多．羅柏．邦帝的英俊而健談的青年因為佛羅里達州一連串殘暴的姐妹會會館兇案被捕之後，才算偵破。到那時為止，他一路在國內犯罪，至少殺害了二十三名年輕女性，也把自己置於世人心目中恐怖殿堂之頂位。

　　負責案件調查工作的是金恩郡犯罪調查處的里查．克拉斯克（Richard Kraske），為了實際運用他所知道的資料，於是他向聯邦調查局求助，要我們推衍出這個「綠河殺手」的心理剖繪。雖然在由多個轄區新組織的特別小組中的調查人員對於這些案件到底是不是真有關連，彼此意見分歧，但是這些案子卻有一個明顯的共同因素：死者全是在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附近的太平洋海岸公路一帶謀生的妓女。而現在，又有更多的年輕女性失蹤了。

　　九月間，西雅圖的主管探員艾倫．惠泰克（Allen Whitaker）來到匡提科接受在職訓練，並帶給我們五件案子的詳細資料。以往當我想要脫離人員和電話打擾，而專注於某件事時，我就會躲到圖書室頂樓。這次也一樣，我在那裡獨自一人憑窗遠眺（對於在地下室工作的人來說，這永遠是一件讓人愉快的新鮮事），讓自己進入兇手和被害人的思想中。我用了大約一天的時間翻閱資料──犯罪現場的報告和照片、解剖報告、被害人描述。雖然在年齡、種族和犯罪手法上有差異，這些案件的相似處卻強烈到可以指出，所有兇殺案是由同一兇嫌所為。

　　我推斷出一個詳細的剖繪，此人是個體格強壯、有不適感的男性白人，屈就其工作，在河邊會感到自在，對自己所作的毫無悔意。相反的，他自認負有使命，因為他曾有和女性在一起受到羞辱的經驗，所以現在要去懲罰他認為最低等的女性，而且越多越好。但同時我也警告警方說，因為這些案件和受害者的性質，會有很多人符合這個剖繪。比方說，這人和艾德．肯培就不同，他不是超級聰明那一型。這些案子並不夠深思熟慮，而且也具高風險。因此我們必須強調防制技巧，誘使不明行兇者和警方進行某種類型的接觸。惠泰克離開匡提科時一併帶回了剖繪。

　　同一個月，另一個年輕女性遭嚴重凌虐的屍體被人在機場附近廢棄房屋中發現。死者未著寸縷，頸部被一雙黑色男襪綑住。法醫估計她的遇害時間約和河邊的死者同時。也許兇手聽說警方要監視河邊之後改變了他的作案手法。

　　正如《搜尋綠河殺手》──由卡頓．史密斯（Carlton Smith）和湯瑪士．基倫（Thomas Guillen）經仔細研究所寫成的報導──中所詳述，最強壯的嫌犯是個四十四歲的計程車司機，他幾乎在各方面都符合剖繪。他很早就自願參與案件的調查，會打電話告訴警方該如何去找兇手，並勸他們要注意其他的計程車司機。他常和機場附近海岸公路一帶的妓女和遊民混在一起，畫伏夜出，無法克制的四處開車亂逛，喝酒吸菸的情況一如剖繪所提到一般，並聲稱對妓女的安全十分關切。他有過五次失敗的婚姻，從小在河邊長大，和鰥居的父親住在一起，開著一輛老舊的保守式樣的車，沒有保養得很好；又密切注意報章對案件的報導。

　　警方安排讓他在九月接受約談，並且打電話要我告訴他們該用什麼策略。當時我正馬不停蹄地在國內四處奔波，幾乎每個星期都要追蹤我手裡的案件。警方打電話來的時候，我人在外埠，他們對我的小組組長羅傑．戴普說起這事，組長說我再幾天就會回來，他極力勸警方等和我談過以後再進行約談。到目前為止，嫌犯還很合作，也沒有打算離開當地。

　　但是警方還是進行了約談。約談持續了一整天，最後變成了對立的情況。我以事後的正常眼光來看，不免覺得情況本可以改觀的。測謊結果曖昧不明，而且即使警方對他展開大規模監視，並且繼續蒐集間接證據，也仍然無法將案子確立。

　　由於我沒有親身介入這一部分的調查工作，不能說此人是不是嫌犯，但是這樣的欠缺協調和焦點，卻阻礙了早期的調查工作，而通常嫌犯在這個時期最容易抓到。因為他會關切，令他提心吊膽的因素也最明顯。隨著時間過去，不明行兇者明白自己可以逃掉以後，他就會變得更自在，於是他也就平靜無事，可以對作案手法再做修正。

　　這件案子開始之時，當地警方甚至還沒有電腦。隨著調查工作的增長，以警方處理線索的速度而言，要適當評估警方擁有的線索，要花上五十年的時間。若是「綠河」類型的調查工作在今天展開，我希望、也相信初期的組織工作會更有效率，所用的策略也會更清楚界定。不過這項工作仍然會很可觀。這些妓女過的是遊牧般的生活。如果她們的男友或皮條客向警方報案說她們失蹤，時常是她們故意失蹤，或者只是沿著海岸南北移動，換個地區營生。她們又有許多人是用化名，而使屍體的指認和案件的追蹤猶如惡夢一場。因此難以用醫療紀錄或牙齒的紀錄去找出及鑑定。而且警方和娼妓業之間的關係和合作，一向並不怎麼樣，頂多也不過是疏遠。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名年輕妓女被人發現著衣死在一個經過仔細安排的現場：喉部橫擺著一條魚，左胸前是另一條魚，雙腿間放著一個酒瓶。她是被人用一條細繩或細線勒死的。警方將她的遇害歸到「綠河殺手」頭上。但是我認為，雖然上一個在陸地上發現的死者和他有關，這名死者讓我覺得比較是因個人因素遇害，不是被任意挑上的。因為這個案件中有太多的恨意；兇手和被害人很熟。

　　接近一九八三年年底的時候，遇害的人數已經增加到十二人，而且還有七名失蹤人口的報案。遇害的婦女當中，還有一個是有八個月身孕的孕婦。該案的特別小組請我去給予他們現場建議。但是我說過，我當時正在處理亞特蘭大韋恩．威廉案、水牛城「點二二口徑殺手」案、舊金山「林徑殺手」案、安克拉治羅伯特．漢森案、哈特福反猶連續縱火案的不同階段，以及另外一百多件案子。使我能夠對付得了這全部的唯一方法，是強迫我自己在晚上做夢時夢到它們。我知道我已疲於奔命，只是不知道有多麼疲累。而當綠河小組說他們需要我時，我知道必須把這件案子也塞進我的夢裡。

　　我自信我的剖繪會符合兇手的特徵，但是我也知道它也會符合許多人的特徵，而到目前為止可能不只一個人涉案。現狀持續越久，更多殺手涉案的機會也越大，不論這些殺手是模倣第一個兇手犯案，或只是因地緣及被害人的關係犯案。機場附近海岸公路一帶很容易被殺手挑上，如果你想殺人，你就會去這種地方。妓女也是隨處找得到的，又由於她們許多人都在從溫哥華一路到聖地牙哥的這條西海岸走廊之間來回，所以當有女孩失蹤時，不會有什麼人特別思念。

　　我認為防制技巧要比以往更為重要。這些技巧包括在鄉間學校舉行關於兇案的會議，發下簽名單並且記下參加者的車牌；利用媒體將一位調查員塑造成「超級警察」，以引誘兇手和他接觸；或刊登遇害孕婦的故事，引發兇手的悔意或鼓勵他重返現場；對未公布的棄屍地點進行監視；用警員作誘餌，以及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我帶著布雷恩．麥韋恩和隆．沃克兩位新的剖繪員於十二月間前往西雅圖，認為這是個可以讓他們有現場經驗的大好案件。幸好我帶了他們，好像上帝或是天意早已安排好了。他們倆人救了我一命。

　　當他們撞開我旅館房間上鎖上拴還上了鏈條的房門，發現我倒在地上昏迷而抽搐著的時候。我正因為發燒的熱度襲擊腦部而幾乎沒命。

　　一九八四年五月，我終於痊癒，回到工作崗位。這時候，「綠河殺手」仍然逍遙法外；十多年後的今天，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警方也仍然沒有抓到他。我繼續擔任小組的顧問，這支小組已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有組織的搜捕隊伍之一。由於屍體數目繼續增加，調查工作也進行越久，我也越來越相信是有好幾個兇手在犯案，他們有一些相似的特微，但是各人犯各人的案，互不相干。史波肯和波特蘭的警方給我看成堆遇害妓女和失蹤妓女的資料，但是我找不出和西雅圖附近兇案有明顯的關係。聖地牙哥警方也認為他們市內另一批這類案件或許有關連。總計「綠河小組」調查了五十多名死者。一千二百以上的嫌犯已經被縮小範圍到約八十名。從遇害女性的男友及皮條客到波特蘭一個嫖客──一名妓女在他恐嚇要對她施苦刑之後逃離──到一個在西雅圖一帶工作的捕獸者。有些時候，連警方小組的成員都被認為是可能的嫌犯，然而這些無一足以結案。發展到這種程度，我相信兇手至少有三人，可能還更多。

　　最近一次重要的防制出擊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間展開：在全國播出一個兩小時的現場電視節目。節目名稱是「捕人……現場」（Manhunt…Live），由電視影集《朱門恩怨》的影星派崔克．杜菲（Patrick Duffy）主持。節目提出追尋兇手的背景介紹，以及一些免付費電話號碼，讓觀眾提供線索。我飛到西雅圖參加該節目，並且訓練警員如何過濾電話，提出確切的問題。

　　節目播出後的那一週，電話公司估計有十萬多人想打電話，但是只有不到一萬的人打通。過了三週後，維持防制犯罪熱線的財力和義工都已不足，到最後，情況已變得很能象徵「綠河案」的其他方面：許多人一心一意，耗費巨大努力，但終究是不足，終究是太遲了。

　　葛雷格．麥奎利的辦公室布告板上多年來都釘著一幅漫畫。畫中一隻噴火龍兇惡地站在一個倒臥地上的騎士前面，上面簡簡單單寫道：「有時候魔龍會戰勝。」

　　這是無人能逃避的現實。我們無法逮捕所有的壞人，又因為我們所逮捕的人都已經殺害、強暴、施虐或是炸毀、燒傷或殘害了他人，所以他們無一是早早被捕的。這是今日的實情，正如同一百多年前第一個連續殺人犯「開膛手傑克」案子的情形。

　　說來極為諷刺，雖然「捕人」節目並未解決「綠河」兇案，同一年我又上了一個全國電視節目，在節目裡經由側寫辨認那有史以來最惡名昭彰的連續殺人犯的可能身分。選定那個時間，是因為那正是「開膛手傑克」犯下「白教堂」兇案的一百週年，也就是說我的側寫只遲了一個世紀左右。

　　這些殘暴的殺害妓女兇案發生在一八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到十一月九日之間，地點是維多利亞時代雜亂而人潮洶湧的倫敦東區煤氣燈下的街巷。在那段時間中，這些兇案和死後屍體肢解手法的惡毒逐漸升高。九月三十日清晨，他在一兩個鐘頭之內殺害了兩名女性，這是一件前所未聞的事。警方收到幾封嘲諷的信，後來信件內容刊登在報上，於是這些事件的恐怖轟動社會。雖然蘇格蘭警場奮力偵察，「開膛手」卻始終未能逮到，自此以後他的真實身分也始終不斷被人臆測。就像莎士比亞的「真實」身分，對嫌犯的選擇認定不見得可以讓人知道這個謎團，反而更能讓人認識作此臆測的人。

　　在這些年裡，世人最喜歡猜測的可疑嫌犯是克拉倫斯公爵愛伯特．維多王子（Prince Albert Victor），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孫，也是僅次於其父威爾斯王子愛德華（一九○一年維多利亞女王逝世，他便成為愛德華七世）的王位繼承人。克拉倫斯公爵應該是死於一八九二年大規模的流行性感冒，不過許多「開膛手」理論家卻認為他是死於梅毒，或者可能是被一個御醫為了去除王室之恥而毒死。這確實是一種很吸引人的可能性。

　　其他的可能人選還包括：一名男校老師蒙太古．約翰．杜依特，他符合目擊證人的描述；主治御醫威廉．葛爾醫生；一個波蘭窮移民亞隆．柯斯閔斯基，他經常進出當地精神病院；一名喜歡施魔弄法的新聞界人士羅斯林．董史丹博士。

　　由於開膛的兇案突然中止，使人猜測可能是兇手自殺、克拉倫斯公爵被派出遊、其他嫌犯之一死亡。從我們目前所知來看，我覺得他很可能是因為其他較輕的罪名被抓起來，才停止殺人的。另一個問題是「開膛」本身。眾人的臆測集中在有醫學訓練的人身上，理由之一是後來遇害者被開膛剖肚的程度。

　　一九八八年十月間在全國播出的「開膛手傑克的祕密身分」節目的目的，是要呈現此案中所有獲得的證據，請受過不同訓練的專家們提出分析，說明真正的傑克是誰，以「一勞永逸地」解出這一世紀之久的謎團。我和洛伊．哈茲伍德應邀參加了這個節目。聯邦調查局認為這是個大好機會，可以展示我們的工作內容，而不會危害到我們正在進行中的任何調查或審判。這兩小時的現場節目是由英國演員、作家兼導演彼得．尤斯汀諾夫（Peter Ustinov）主持，他並且隨著戲劇的發展置身在謎團當中。

　　這類演練和目前調查有同樣的規則和可非議之處，那就是我們的證據和資料有多少，我們的成果就有多少。一百年前的法庭調查以現代標準而言非常原始。但是我認為，根據我對開膛手兇案的瞭解，如果這件案子在今天送到我們手中，很可能是偵破得了的，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對它進行調查。當你從事我們這一行的工作，而一件事就算弄砸了也不過是在全國性電視節目裡出洋相，而不必教另一個無辜者遇害，那這工作還算輕鬆的呢！

　　節目播出之前，我像是對付現代案件般地逐步推衍出剖繪，連標題都用同樣風格：

　　不明行兇者，傑克開膛手

　　連續殺人案

　　英國倫教

　　一八八八年

　　NCAVC──殺人（犯罪調查分析）

　　末行的NCAVC代表「全國暴力犯罪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Violent Crime），這是一九八五年成立於匡提科的總體計劃，包括「行為科學與調查支援組」、VICPA──暴力犯緝捕計劃電腦資料庫──以及其他迅速反應隊伍和單位。

　　就像在真實的顧問工作中一樣，一旦我推衍出剖繪，警方就會給我們一些可能嫌犯名單。雖然從戲劇觀點來看，克拉倫斯公爵是兇手的說法頗能吸引人，但是在分析所有可得證據後，我和洛伊分別得出亞隆．柯斯閔斯基是最可能人選的結論。

　　就像在九十年後的「約克郡開膛手案」一樣，我們相信寫給警方的那些嘲諷信是一個騙子寫的，此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傑克。犯案的那一類型人不會有敢向警方公然挑戰的個性。將屍體開膛剖肚，暗示此人心理上有困擾，性方面不如意，對女性有一種普遍的恨意。在每件案子中閃電式的攻擊也告訴我們，他是個本身和在社會上都不適應的人。這不是個言辭上不讓步的人。罪案的實際狀況也告訴我們，兇手能夠融入四周環境，也不會引起妓女的疑慮或恐懼。他應該是個安安靜靜、獨來獨往的人，不是個大力士型的屠夫，他會每晚在街上閒蕩，也會重返犯罪現場。毫無疑問，警方在調查時也偵訊過他。在我們所面對的所有可能性中，柯斯閔斯基比任何人都要符合剖繪。至於所謂必須具備醫學知識才做得出那些將死者肢解、切割的事，其實那些手法不過是基本的屠宰術。而且我們也早已知道，連續殺人者要對屍體施暴，所需要的只是意志而已。隨便舉幾個例子，愛德華．蓋因、艾德．肯培、傑弗瑞．達摩、理察．馬奎特等人可沒有因為本身沒有受過醫學訓練就不去殺人了。

　　提出這樣的分析之後，我現在要收回起先的聲明，並附帶說明一下，即使從一百年後的現在這有利的觀點看來，我還是不能肯定亞隆．柯斯閔斯基就是那個「開膛手」。他只是我們所擁有的嫌犯之一。不過我可以有相當信心說的是，開膛手傑克是個很像柯斯閔斯基的人。若是這種犯罪調查分析是在今天進行，我們的加入就會協助警方和蘇格蘭警場縮小他們的焦點，而找出不明行兇者的身分。我之所以說以現代標準而言，這個案子很可能是破解得了的，原因也就在此。

　　在有些案件中，我們的方法會指向某一種類型的嫌犯，但是我們卻沒有足夠的證據進行逮捕或起訴。例如一九七○年代中期發生在堪薩斯州威其塔市的「BTK 勒頸者」案。

　　該案開始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最先是歐泰羅一家的兇殺案。三十八歲的約瑟夫．歐泰羅和妻子茱莉被人用百葉窗繩捆綁並勒死。他們九歲大的兒子約瑟夫二世在臥室中被捆綁著，頭上套著一個塑膠袋。十一歲的女兒約瑟芬則被吊死在地下室天花板的管子上，身上只穿著一件汗衫和襪子。所有的證據都顯示這不是一時衝動所犯下的行為。電話線已經被切斷，並且也帶到犯案現場。

　　十個月之後，一家當地報紙的編輯接到一通匿名電話，要他到公共圖書館找一本書。書中有一張不明行兇者的字條，聲稱歐泰羅家命案係他所為，並說還會犯下更多命案，還解釋說「我的代碼是：綁住他們、折磨他們、殺害他們。」

　　其後三年中，又有多名年輕女性被殺害。接著，有一封信寄往當地一家電視台，披露不少這名不明行兇者的心理狀況，他在信中還小心翼翼地為自己取了綽號：「我還必須殺多少人才能讓我的名字見報或是引起全國注意？」

　　兇手在他一封刊出的信件中，將他的工作比為「開膛手傑克」、「山姆之子」以及「山間勒人者」（Hillside Strangler）──這些人原本都是沒名沒姓的失敗者，卻都因為他們所犯的罪成為媒體名人。他將自己的行徑歸諸一個「惡魔」和「因素Ｘ」，引起報章對他人格進行廣泛的心理學上討論。

　　但是他在信裡也附了一些裸體女人的圖畫，畫出她們被捆縛、強暴、折磨的不同姿勢。這些駭人的圖片並未刊出，不過卻讓我看清楚我們尋找的是什麼樣的人。從這一點出發，問題就只在於縮小嫌犯範圍了。

　　和他的英雄人物「開膛手傑克」一樣，BTK的兇案也是突然停止的。不過在這個案子中，我相信警方約談過他，他知道警方要對他收網了，於是他聰明且夠識相地叫停，以免被蒐集到足夠的證據。我希望我們至少使他不再具有威脅，但是有時候魔龍還是會勝利。

　　有時候在我們自己的生活裡，魔龍也會勝利。當兇手殺了一個人，他還會拖許多被害人下水。我不是我們單位裡唯一因為和壓力相關的問題而丟了工作的人，差得遠呢。家庭問題和婚姻紛爭的例子多得數也數不清，令人無法不為之擔心。

　　一九九三年，我和潘蜜的二十五年婚姻結束。對於發生在我倆之間的事，我們或許會有不同的觀點，不過有些事是無法否認的。在我們的女兒愛麗卡和羅蘭成長的階段，我經常不在家，即使我沒有到外地的時候，我仍然把心力用在手邊的事上面，使得潘蜜常覺得像個單親家長。她必須管理家務、付帳單、送孩子們上學、見老師、督促孩子作作業，同時還要顧及自己的教書事業。在我們兒子傑德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出生時，我已經有其他的剖繪員共事，不用花太多時間到外地奔波了。但是我必須承認，我有三個聰明可愛又乖巧的孩子，可是在我從局裡退休以前，我實在並不清楚他們。這些年裡，我花了那麼多時間研究喪命孩童的種種，使我沒能瞭解自己活活潑潑的孩子。

　　有許多次潘蜜來跟我說起孩子們當中的哪一個出了些小問題，比方說從自行車上摔下來而割傷或擦傷。以當時我所承受的壓力情況，至今我倆仍能記得我多麼經常會破口大罵，對她描述我見到的那些同樣年紀而被肢解的兒童屍體，並說難道她不知道從腳踏車上摔下來是很正常而且不會被起訴的事嗎？

　　你想不要對所看到的可怕事物變得遲鈍，但你卻發現自己正在建立對非可怕事物的免疫力。有一次我跟孩子們在吃飯，潘蜜在廚房打開一個包裹。刀子一滑，她割到自己，傷得不輕。她大叫起來，我們全都衝了過去。但是在我看到傷勢不至於威脅到生命或是四肢同時，我卻發現那些血跡圖樣十分有趣，於是在心裡就把這些血跡圖樣和我在兇案現場看到的血跡圖樣聯想在一起。於是我開起玩笑，想沖淡緊張的氣氛。於是我指給她和孩子們看每次她的手在動都會產生什麼樣的血跡圖樣的變化，又說這是我們判斷攻擊者和被害人之間發生什麼事的方法之一。但是我想其他人可不像我那麼能不把它當一回事。

　　你努力想發展出一種防衛機制，以應付你在工作中的所見所聞，但是卻會很容易變成一個冷酷無情的混帳傢伙。如果你的家人完好無恙、婚姻堅實穩固，你可以忍受在工作上所見到的事務。但是如果你在家中有任何不順遂，那麼不同的壓力就會把每件事物擴大，就像我們追捕的人所面對的一樣。

　　我和潘蜜到後來交往的都是不同的朋友。我無法在她的朋友圈中談論我的工作，所以我需要自己這一類的朋友。而當我們與調查局或執法單位以外的人交際時，我時常會發現自己對別人討論的平常事物感到厭煩。雖然這話聽起來很無情，但是當你成天只想知道那些兇手們腦中想的是什麼事時，鄰居把垃圾桶放在什麼地方，或是他把籬笆漆成什麼顏色，實在沒有什麼刺激的地方。

　　不過我很高興的說，經過一段我倆都感到痛苦煩惱的時間之後，我和潘蜜已成為好朋友。孩子們現在和我住在一起（愛麗卡離家去唸大學），不過我和潘蜜經常在一起，擔任等量等質的父母親角色。我很慶幸羅蘭和傑德還很小，讓我可以享受他們的成長歲月。

　　從一九八○年代初期只有我一個人擔任全職的聯邦調查局剖繪員──洛伊．哈茲伍德、比爾．哈格瑪伊爾及其他人若時間允許也會協助我──我們小組成長到十人以上的規模。這仍然不足以處理交到我們手裡的案件數量，但是或許這已是仍能維持我們彼此以及我們與當地警方個人接觸的最大程度了，而這是我們自己辦事手法的特點。找上我們小組的警長和探員中，有許多是最初曾和我們一起上過國家學院課程的人。吉姆．麥茲與我聯絡，要我協助找出殺害夏麗．史密斯和黛博拉．海米克的兇手；藍德．強生（Lynde Johnson）打電話給葛雷格．麥奎利，請他幫忙決定在羅徹斯特殺害妓女的是誰，因為他們都是國家學院的畢業生。

　　一九八○年代中期，「行為科學」已分成兩個小組：「行為科學教學研究組」及我擔任犯罪犯剖繪計劃負責人的「行為科學調查支援組」。在調查支援組裡除我以外的兩個重要分組是VICAP和工程部，前者由吉姆．瑞特自羅伯．芮斯勒手中接掌。羅傑．戴普是教學研究組組長，艾倫．布吉斯（Alan 「Smokey」Burgess）是調查支援組組長。（他和安．布吉斯無親戚關係，不過她先生艾倫．布吉斯是我們《犯罪分類手冊》的共同作者之一。懂了吧？）

　　雖然我的工作在許多方面都是很辛苦且具挑戰性，但是我還是為自己開創了成功且令人滿意的事業。幸好我一直都能避開幾乎每個想在機構中爬到高位的人所必須作的事──行政工作。但是在一九九○年春天，這一點也變了。我們小組正在開會的時候，布吉斯宣佈他這個組長要退休。後來，曾在密爾瓦基擔任我的小組督導、也曾和我在特勤小組同事過的新任副局長大衛．柯爾要我到他的辦公室，問我的意向。

　　我告訴他說，我已經氣力耗盡，也受夠了這一切，打算在暴力犯罪部門作內勤工作，以這種方式結束我的職業生涯。

　　「你不會想那樣做的。」柯爾對我說。「你在那裡會迷失掉自己。你來作組長會有更大的貢獻。」

　　「我不知道我想不想當組長。」我告訴他。其實我已經做了很多組長的工作，也成為組織的老人，因為我待得太久了。但是在我職業生涯的這個階段，我可不願意被行政工作纏得不可分身。布吉斯是個絕佳的行政管理人員，善於處理干擾情況，使我們為他做事的時候更有效率。

　　「我要你作組長。」柯爾宣佈道。他是個活力充沛、衝勁十足的人，非常積極。

　　我說我希望能繼續辦案、提供審判策略、出庭作證、公開演說。我認為自己擅長這些事。柯爾向我保證說我將可勝任，於是提名我擔任這個職位。

　　擔任組長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正如我說了很多次的，就是把我們單位名稱中的「行為科學」幾個字去掉，只稱「調查支援組」。我希望能帶給各地警局和聯邦調查局其他人明確的訊息，明白我們單位從何而來。

　　在人事主管蘿柏塔．畢鐸（Roberta Beadle）的協助和無止盡的支持下，我將VICAP的人數由四人增加到十六人。組裡的其他部門也有成長，很快我們就達到約四十人的編制。為減低我們新規模所產生的行政負擔，我制定一項區域性的管理計劃，讓每個探員負責國內某一區。

　　我認為這些人全都值得獲得GS─14的職等，但是總部卻只願意給我們四或五個十四職等。所以我要大夥同意，只要接受過兩年的專門計劃後，就可以晉階為專家級，成為督導特別探員，享有該種職等和薪俸。計劃包括旁聽所有的國家學院行為科學組教授的課程、修習兩門三軍病理學院課程、在維吉尼亞大學研習精神病學與法律（帕克．狄亞茲當時也在那裡）、在紐約市警局兇殺組見習，以及在各區域負責人指導下寫剖繪。

　　我們也較以往做更多的國際性工作。譬如在葛雷格．麥奎利退休前一年，他就在加拿大和奧地利兩地偵辦過重大的連續殺人案。

　　在功能上，我們組的運作十分順利；而在行政上，我比較像是在管理一艘紀律鬆散的船隻，也就是說，這艘船的運作不過是我個性發揮出的表現。當我看到有誰眼看要耗盡心力了，我就會暫時避開那些規章和規定，簽單子要他休息一段時間。最後他們都會比我照規矩要他們工作的更有效率。當你有一流人才為你做事，而你卻不能在金錢上給予報酬時，你必須用其他方式去幫助他們。

　　我也一向和支援的成員相處融洽，在我退休時，他們似乎頗為依依不捨。這可能要歸因於我在空軍的服役期間。我們局裡許多首長都曾經是軍人，而且有許多人都還是得過勳章的戰爭英雄，例如我前一任的主管探員，羅賓．蒙哥馬利（Robin Montgomery），因此他們會從軍官的角度去看待問題。這並沒有什麼不對，如果大型機構裡大部分的行政人員都像我一樣。它的運作就不會那麼順利。不過我是被徵募的人員，所以在情感上比較和支援人員認同，因此我比其他一些首長更容易獲得需要的幫助。

　　許多人把聯邦調查局想成和他們印象中的IBM一樣：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裡面是穿著白襯衫黑西裝的男男女女，個個聰明幹練，面貌相似，但是沒有幽默感。不過我很幸運，是一個由真正獨特的個人所組成的小團體的一部分，團體中的每個成員都很傑出。行為科學的角色在執法部門與時俱增，我們自然都發展出各自的興趣和專精。

　　從我們的研究初期開始，羅伯．芮斯勒就從事研究工作，而我較專注在操作實務方面。洛伊．哈茲伍德是強暴與色慾殺人案的專家。肯．藍寧是以兒童為對象的犯罪案件權威。吉姆．瑞斯起初在做剖繪的工作，後來他的最大貢獻卻是在壓力，以及警員與聯邦探員的壓力管理。他在這個領域中獲得博士學位，並有廣泛的著述，執法圈常借重他的輔導能力。吉姆．瑞特加入我們組裡以後，不但負責訓練新進剖繪人員，也成為「跟蹤案」（stalking）的權威，「跟蹤案」是成長迅速的重大非個人犯罪之一。而我們每個人都和調查站、警局、警長辦公室及各地政府單位發展出許許多多的個人關係，因此當有人打電話求援時，他會知道自己是在和誰說話，他也會信任對方。

　　有時候，新進到組裡的人想要融入那麼多的「明星」當中，是一件嚇人的事，尤其當電影《沉默的羔羊》推出之後，全國民眾的興趣都集中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上之時。不過我們都向他們保證說，他們之所以被選上，是因為他們具有我們隊伍成員的條件。他們都具有很強的調查背景，一旦加入我們以後，我們還要讓他們接受整整兩年的在職訓練。除此之外，還要加上他們的才智、直覺、勤奮、正直及自信。以及傾聽並評估他人見解的同等能力。依我之見，聯邦調查局學院能成為世上同類機構之首，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是由個人組成，而每人都為一個共同目標去追尋各自的興趣和才能。而這些個人又都能鼓勵他人發揮出相同的特性。我希望當我們這批第一代的人退休之後，我們在組裡建立起來的互相支援制度能夠留存，我也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

　　一九九五年六月在匡提科舉行的我的退休晚宴上，承蒙許多人給我溢美之詞，使我覺得愧不敢當，又深受感動。說實話，我本已準備要接受一場鬥爭大會，讓組裡所有同事利用這最後一次正式的機會把始終隱忍的話全都宣洩出來。宴會後，我在男廁遇到傑德．雷，他就已經表達他忍住沒說的遺憾了。不過他們這次是自己放棄機會的，於是輪到我來說了。因為我沒有必要抑制自己，所以我把原先預備要回敬他們的話全盤托出。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智慧或重大的勸戒要在當晚提出，作為贈言，我只希望能夠以我極力想立下的榜樣使眾人能心領神會。

　　常常有人問我，對於我們駭人的暴力犯罪統計數字該怎麼辦。雖然我們可以、也應該做一些很實際的事，但是我相信解決犯罪問題的唯一機會，在於是不是有足夠多的有心人。更多警察、更多法院、更多監獄、更佳的調查技巧誠然不錯，但是要減少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要問我們全部人是不是都能夠不再接受、容忍發生在我們家庭、朋友、同僚身上的犯罪。這是得自犯罪數比我們國家低許多的他國的教訓。以我之見，只有這種根本的解決之道才有效。犯罪是一個道德問題，只有從道德層面才能夠解決。

　　在我對暴力犯罪者的研究和打交道的多年當中，我從沒看過一個犯罪者是出身於良好背景、功能正常、給予支持的家庭單位。我相信暴力犯罪者的絕大多數都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他們做了選擇，因此應該面對他們的行為後果。要說一個人才十四或十五歲，不知道自己行為的嚴重性，簡直荒謬到家。我的兒子傑德才八歲，但是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他已經早知道許多年了。

　　但是二十五年的觀察也告訴我一件事，就是罪犯多是後天形成，而不是先天生成的，也就是說，在罪犯的成長過程中，給予他深切的負面影響的人，其實是可以給他深切的正面影響的。因此我真正相信的是，除了更多金錢、更多警力和更多監獄以外，我們最需要的是愛。這不是過度簡化問題，它正是問題的核心。

　　不算太久以前，我應邀到「美國神祕小說作家協會」紐約分會演說。演說的反應不錯，接待懇切。這些以描寫謀殺和重傷害故事為生的男男女女對於辦過上千件真實案件的人說的話非常有興趣。事實上，自從湯瑪斯．哈里斯和《沉默的羔羊》之後，作家、記者和電影製片就常來找我們提供「真實故事」。

　　但是我很快就發現，當我在敘述一些比較有趣、比較生動的案子時，許多聽眾卻分心於別的事，或者根本不理會。他們聽到我和同事每天看到的事，就已經讓他們倒盡胃口，厭惡至極。我看得出他們沒興趣細聽詳情，而同時他們一定也漸漸明白：他們不會願意寫出真正的案情。這倒也公平。我們有不同的顧客群。

　　魔龍不會永遠打勝，而我們所作的，就是盡力使它打勝的次數愈來愈少。但是它代表的邪惡，也就是終我事業全部我始終在對抗的，卻不會消失。必須有人要說出實情，這正是我在本書中想要做的，也是我此生所經歷的。

　　（全書完）